赶时髦

赶时髦

　　这个词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这个词就被编入了《汉语辞典》。而关爱、愿景、双赢、体认等这一类词在最近才被收入《汉语辞典》。

　　然而，从古至今，不用任何人号召，赶时髦的人可谓前赴后继。赶时髦确实是一种时尚呢。

　　我这里说的赶时髦是一个人。他与我同岁，生日小我俩月。小时侯我俩差不多高。可是后来他就比我矮了许多，身体也有些畸形，上身短粗，与整个身体不怎么谐调。

　　七十年代末，赶时髦心目中的英雄是付主任。付主任是县知青办的主任。下乡知青都得通过知青办才能返城。还有那些个因为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各种原因流落在乡下的人们和他们的孩子，后来都归知青办管。赶时髦就是因为他父母在文革前一年退职而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从那时起他们一家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可是，赶时髦能不能归知青办管，那还是后话。

　　回到家乡的头一年，他们家人人都还有城里人穿的衣服和鞋帽令人羡慕，再就是天天洗脸留下的香皂味儿。可是这些城里人的余味很快就被饥谨和劳苦的波涛淹没得无影无踪。第二年，赶时髦的家与其他农家没什么两样。屋里黑洞洞的，因为再也烧不起煤，锅头跟炕连在一起，用柴禾做饭，烟熏火燎，一家人都黑头涂脸的，别说香皂，连肥皂都买不起。赶时髦的脸上泥一道汗一道，与其他农家孩子没有什么两样。赶时髦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的妈妈又不会做农村的针线活，致使赶时髦的鞋经常露着脚后跟和脚指头。尤其是城里人不会过农家日子，大人孩子都饥一顿饱一顿的，弄得体质很差。这时的赶时髦就很受其他农家孩子的气，若不是远房表兄的我，他可能要天天挨拳头和巴掌。我那时候因为爱游泳身体比较棒，时常为我这位羸弱的表弟挡横。我不能天天跟着他，就对他说：“谁欺负你告诉我，我拾掇他们。”我是有意震慑那些虐待弱小欺侮他人为快的人。但是我还是时常听到有人无故地对他拳打脚踢。那些无故打他的孩子多是其家长曾经在村里显赫一时后来又泯然普通百姓的。他们无从发泄，就冲着弱小和外乡人。为了此我曾经带着赶时髦找到他们的家长，得到的答复却很简单：“当今，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我们不能跟大人计较，只得悻悻离开。

　　其后我又离开农村几年到了父母那里。再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就是文革后期的一个春天了。这次再见到赶时髦时，他比我足足矮了半头，由于过早的出力，他的上身有些短，脸上的青春遮不住困苦熬煎的痕迹，但是看上去面容却很精神。一见面寒暄了一阵子，他就兴奋地对我说：“我的知青问题，找得已经差不多了。”

　　“怎么，知青问题还得找？”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说。

　　“是啊，找的差不多了。”赶时髦诡谲地说。

　　我如坠五里雾中，说：“你在哪个知青点上劳动？”

　　“我不在知青点，我是随父母回乡的知青。”他有些自信地说：“我们全家原来是城里人，后来变成农村人，这是事实。”

　　“可，可是。”我竟一时语塞。我怕伤他自尊，只好附和说：“那好啊，何时回城啊？现在不正时兴大返城吗。”

　　看到我相信了，他竟来了精神。他侃侃而谈道：“现在最忙的就是知青办的付主任，县知青办院子里每天都被挤得水泄不通。现在见付主任就象见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难。那天，我到了他家里。”

　　“怎么，你见到他了？”我说。

　　“据说，到他家去，没有茅台酒你别想进他家门口。”他说：“还真不赖，我就在表姨夫的引领下掂着两瓶老白干，硬是敲开了他的家门。”

　　“你的表姨夫？”

　　我想这保不准又是一个八竿子搭不着的亲戚。

　　“是呀，没有引荐人怎么行？”他说：“表姨夫在县卫生局办公室当科员，与那付主任是同学，起码能说上话。”

　　越说他越喜形于色地娓娓道来：“哎呀，那些送礼的人，真是的，就象赶集一样多。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哟！”

　　“你到底见到那个知青办主任没有？”我有些迫不及待地说。

　　“你听我说么。”他说：“那些送礼的，一看都是地道的城里下乡知青。虽然他们也干了一两年农业活，但是吃的穿的还是跟咱不一样，一看咱穿的这土布褂子就知道咱是他奶奶的农民。操！”

　　说到这里，他的眼里掠过一丝复杂与痛楚。

　　“你到底见到知青办主任了吗？”我继续追问道。

　　“那天进门以后，我看到唯一一个中年模样的女人，我以为这就是付主任的妻子了。我就挤上前去说，您好，大婶，付主任在家吗。表姨夫说，错了她不是你付大婶。那女人说付主任参加县里的会议还没回来。表姨夫赶紧答话说，付主任的家属呢？女人说俺嫂子身体不舒坦，在里屋歇着呢。表姨夫小声对我说，你在外屋等着，我去里屋。我说，这两瓶酒是不是掂到里屋去？表姨夫怒斥我说，那怎么行！好在那个中年女人上前解了围说，我帮你放到西厢屋里吧。说着就接过了我那两瓶老白干。如此一来，引来那些人羡慕的目光。因为他们手里的东西还没人接呢！这就是表姨夫的功劳啊。”

　　“结果如何？”我说。

　　我有些厌烦他那冗长的过程，只想关注结果。

　　“表姨夫叫我听信儿。”他说：“从此我隔三岔五地往表姨夫那里跑，而不是去知青办。表姨夫可以随时给付主任打电话询问，而到知青办不一定有人理你。”

　　“结果到底怎样？”我真有些不耐烦地说：“说结果吧！”

　　“结果说把我列入了知青计划，等待安排。”

　　“什么叫知青计划，还列入？”

　　我简直哭笑不得。

　　“就是相当于知青，因为咱确实不是正常下派的知青，但可以按知青安排工作。”

　　“乱弹琴！”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嚎了一声说：“难道国家有这种摸棱两可的政策？”

　　“难道国家不可以有这样政策？”赶时髦竟也有些急了似地站起来说：“怎么，他们下乡的那些人，不都跟我是同龄人么，无非跟我晚下乡几年，有的还跟我一起上过小学。再说，他们哪有我受的罪多？他们能当知青，我就不能当？”

　　“好好好，我说错了。”我赶忙坐下来改口说：“那么知青办给你发了个知青证明书么？”

　　“那倒没有。”他说。

　　“那还不等于个零。”我想说：“这只不过是口头应付罢了。”但看到他那充满希望的样子，我不想当面捏碎他的梦。因此我忙改口说：“没证明也好，那就等着呗。”

　　“我看希望不小。表姨夫说付主任说了，等招工机会和名额来了，给解决一个名额。”他说：“哪怕是东营油田、濮阳油田，甚至于东北大庆、西北玉门也行，只要是正式工作和非农业户口就行。”

　　说完，赶时髦的眼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这个灿烂的春天，我不想破坏他那美好的梦。

　　我再一次见到他是在1984年的一天。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乡政府大门前的公路边上，我回家探望我的叔叔婶婶，刚下汽车，就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骑着自行车朝乡政府这边来了。

　　“赶时髦！”我高声喊道。

　　赶时髦一下子从自行车上蹦下来。

　　“你几时到的？”他问我道。

　　“刚刚下车。”我说：“你干什么去？”

　　其实我是急于想知道他的知青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我去上班。”他说。

　　“怎么，安排在乡政府上班？”

　　我望着他那脸上的激情，内心很想为他高兴一下。

　　“咳！临时的。”他似乎假装无所谓地样子说。

　　“怎么回事？到底………”我还是急于想知道他那知青的底细。

　　“咳！知青办公室早就改为落实政策办公室了。咱这不属于文革被迫害问题，也不属于遗留问题，更不属于右派问题，但好象属于落实政策的范畴，却又找不到中央关于这方面的文件依据，艾书记让等一等，他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凉了半截。但见赶时髦的眼里竟然现出意想不到的亮光来。

　　“艾书记，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说起艾书记这个人，他好象一下子来了精神头。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艾书记。”我说。

　　“哎呀，了不得啊！”赶时髦一脸艳羡地说：“现在家乡人谁不晓得艾书记呀！”

　　“恩？”我一脸愁雾，顿了顿，我说：“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总设计师邓小平，却不知道什么爱书记！”

　　“你说的是全国，我说的是咱们县。”他又补充说：“咱县里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艾书记！”

　　“他怎么这么厉害？”我大惑不解地问道。

　　“能办事，敢办事！只要求到他门下，没有办不成的事。那是雷厉风行。”

　　“违反政策的事他也敢办？”

　　“嗨！现在地富摘帽右派平反阶级斗争都结束了，还有什么事叫违反政策？”赶时髦快言快语地说：“艾书记说，现时要趁着自己还有点儿权，要给跟着自己工作多年的同志们办点儿实事儿。他说到做到，他虽然是县委副书记，因为曾在七、八个公社当过书记社长，足迹遍及全县，他的好多部下都是现在的书记乡长，城关镇的党委书记就是跟他多年的通讯员。他在这些书记乡长那里简直说一不二。这不，艾书记说到做到，硬是给这些乡镇干部每人在县城边上划了一处宅基地，还安排他们的孩子……”

　　“那你跟艾书记有什么关系？”我迫不及待地问。

　　从赶时髦的话语里我知道爱书记是这个县里的掌门人。只是我不想再听艾书记那呼风唤雨的能耐，我还是关心他那知青问题的解决。

　　“还是我的表姨夫曾经在一次县级代表会议时被抽调为临时会务人员，散会时，艾书记与服务人员挨个喝酒，并慷慨地说，大家有事，可随时找他。后来表姨夫就冒昧地要了他的电话反映了我的问题。艾书记说——”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接着他的话说。

　　“你怎么知道他说这话？”

　　“刚才听你说的。”

　　“我是说了么？噢，对，说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还有话。”

　　“还有什么话？”

　　“他说，要等机会，等等上级的文件。”

　　“怎么，到了你这里就不雷厉风行了呢？到了你这里就优柔寡断起来了？”

　　我竟有些激动。

　　“我想，既然艾书记应承的事，早早晚晚会解决的！”他坚信不移地说。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我说：“你都二十六、七岁的人了！”

　　“后来我就到乡政府来做通讯员了。”

　　“怎么，是艾书记安排的？”我不禁面露喜色道：“那也算是一种安排。”

　　“咳，是我表姨夫托人安排的临时工。”

　　“那与艾书记有什么关系？”我十分不解地说。

　　“艾书记知道我在这里干着通讯员，他对我表姨夫说让我等机会。”他有些自信地说。

　　“咳！”我简直哭笑不得，但是我又怕他失望，只好强行点点头说：“好，好。”

　　我看着他那双不大的眼睛里依旧充满光辉。我不想破坏他的美好希望，一挥手说：“改天再谈，改天再谈。”

　　我来去匆匆，只见了他那一面。

　　因为我调到外省工作，再一次见到他时就是二十年后的今天了。一跨进叔叔婶婶的家门，我就急于想见到赶时髦。赶时髦竟闻风赶来了，一进门就说：“我听人说你刚下车。”我赶忙循声看他，禁不住吃了一惊——他的头上已经没有多少头发，脸上爬了很多皱纹，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能找到一点儿他原来的影子。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二十多年了你还是那样，只是胖一点了。我想说他显老了，怕一见面就伤他自尊，就寒暄说我们都老成了。

　　“你。”我想直截了当地询问他工作安排的怎样了，但是没有说出口。我顿了顿说：“艾书记，他怎样？”

　　“嗨！早退了。”他说：“这书记县长不知换了多少茬了，你在电视屏幕上刚认熟了他的模样，哎，又换人了。”

　　听他那语气，他是厌烦了关注政界的事情。

　　“那么你现在？”我还是迫不及待地问起他那工作的事情。

　　“哦，我当了老师。”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民办的。”

　　“什么，艾书记没有给你安排？”我禁不住问道。

　　“我当通讯员不到一年，他就退休了。”赶时髦说。

　　我第一次看到他这种有点儿沮丧的眼神。

　　他说：“后来，乡政府开始清退临时工，我没有其他出路，就当了民办教师。”

　　“至今没有转正吗？”我说。

　　“哎，对了，快了。”一提起转正，他忽然就来了精神，眼里也透出了亮光，他说：“于老总已经跟教育局局长打过了招呼，已经答应下一批给一个转正指标！”

　　“什么，于老总？”我感到愕然，禁不住睁大了眼睛说。

　　“是啊，现在在咱家乡，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于老总手眼通天，没人敢惹的！”他说：“这么说吧，在咱们县里，没有于总办不成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要于总想办什么事，就总能办成。”

　　“什么于总？这个于总是干什么的？”我急切地追问道。

　　“就是于总经理，房地产开发总经理。他干房地产、承包县里的所有工程，还垄断了出租车营运……”赶时髦娓娓地说：“不仅如此，他还跟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结拜为磕头兄弟，如此在这个县里，就没有摆不平的事了……”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我说。

　　“我那表姨夫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表兄弟吧，给于总的磕头弟兄开车，他通过于总的磕头弟兄把我要转正的事跟于总说了，于总就又通过他的其他磕头弟兄跟教育局长过了话……”

　　赶时髦说这话时，仍然感到很自信的样子。其时，我真的替他感到悲哀。我竟不肖于再看他的眼神。

　　“社会发展到今天，弄的咱总是追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赶时髦继续说：“这不，我们学校里的六个男教师，包括我在内，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头磕在了地下，成了磕头弟兄，这样今后有些事在学校里就好办，起码在学校里不受人欺负……”

　　“啊！？”我不知是惊讶还是惊奇地说道。

　　稍倾，我才回味过来，内心里不知是酸楚还是痛楚。

　　我茫然地走到院子里，望着深邃的蓝天，竟不知赶时髦是何时走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