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草原走出的足迹

从大草原走出的足迹（散文）

　　茫茫草原上的蒙古包，象雪白的大线团，是我们挚情的寄托；无论走出多久、多远，身后都有一根悠悠的线牵连。

　　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当我们举杯纪念当初下乡的那个难忘的日子的时候，桌前站起来的都已经是中老年人了。

　　作为这次聚会的东道主谭爱民，正是这所大宾馆的一位部长。当年，他是吉林河畔阿拉坦图牧业队的保管。为了给队里省一元多车票钱，他曾连夜从旗里走回来。那90里路要翻两三道山梁，即使白天有时也能遇见狼。他就是从那个“红保管”一步步走来的，带着草原的质朴、真诚和执著。

　　酒桌上不苟言笑的阿其图，还是老样子，只是多了淡淡的小胡子。那时，他瘦削的身影总是尾随牧民，和他们共同放牧、生活，向他们学习。当他被选送上学时，牧民们开会庄重地送给他一个名字“阿其图”，翻译成汉语就是‘忠诚“。从此他不再叫”湘生“。阿其图现在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

　　每次聚会，那日泰、郑奠军夫妇都不缺席。当时的那日泰是我们知青中最憨厚能干的大好人，大家管他叫“二老和”，和和气气的“和”。队里的重活打井、垒墙、盖房全少不了他。牧民的事、知青的事他都热心帮忙，他现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工作。

　　聚会中，由于赵敏生的到来，增加了不少热烈的气氛。他在赤峰市水利系统一个部门当领导。他曾是我们知青中最壮实、最讲“义气”的“哥们儿”。有一次摔交，还把我们乌珠穆沁一位著名的摔交冠军摔倒过。那次他得了胆囊炎，去盟医院看病，医生却怎么也不相信他有病。他比我小两岁，但个子比我高一头，因而队里当时有个40多岁的马倌嘎拉僧，一直管他叫大儿子，管找叫二儿子。

　　每次聚会遗憾的是没有杨永侃，他在北京工作。他是我们那伙人公认的“头儿”。因为他不仅是老高三的，而且有勇有谋，心地善良。当时，他留心了解那些被打成“内人党”、“走资派”、“叛国分子”、“右派分子”的干部、牧民的情况，常常给他们以同情和帮助。后来，他抽到旗里当教师，找了个在知青安置办工作的北京知青大刘。他们夫妇曾顶着政治压力，为许多父母还“蹲牛棚”的知青说话，使他们也获得了宝贵的招生、招干机会。他后来在国家信访部门当司长。这个工作太适合他了，因为他有颗草原人勇敢、正直、嫉恶如仇，而又富于同情的心。

　　我们队老知青，男的共六人。那时业余时间，我常编几句顺口溜式的豪言壮语，自认是诗；写过几个粗糙的忆苦思甜小节目，让我们公社军管的战士和纯朴的牧民落过泪。直到今天拿起笔想到的，还尽是草原的景、草原的事、草原的人。以至，自治区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把我后来写的一些东西也归入了“草原文学”。

　　六个远离父母的男知青，与几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姑娘，在乌珠穆沁那片辽阔、安谧的草地上，陪着汩汩流淌的吉林河，陪着红柳点缀的沙窝子，陪着逶迤如蛇的南山，陪着正直善良的牧民们，编写了难忘的记忆，描画了一幅幅或实、或虚真诚的画。

　　还记得那些不眠的夜晚吗？我们爱情的憧憬。她们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我们不怕风雪之夜，不怕野狼相视，不怕烈马狂奔，可是在她们面前却胆小如羊羔。自然，我们大多是初恋的失败者，仿佛从心爱的马背上被甩下。但当我们睁开双眼，迷蒙中看到的是花的草原。我们毕竟也拥有了我们的爱。

　　是的，那个年代，我们不能没有那片青青的草地，那片草地也不能没有我们。早晨，在阳光下，我们是牧者、是农人，是最好的社员。虽然，在外宾到来的时候，我们曾被以“政治不可靠”而受到限制；在通过批审的基干民兵名单上，我们的名字被划掉。然而，我们曾经奋斗过，我们的汗水浸湿过车辙蹄印，浇灌过牧草庄稼。我们吃过生了蛆虫的干肉，我们住过没有门的阴暗粮仓，我们堵过漫上河床的洪水，我们扑灭过红过半边天的荒火。正是这样，我们得到了牧民的承认、草原的承认。

　　当我们从那片草地上站起来，我们便有了从来没有过的扎实感。连我们的脚印，一个个也显得清晰，一个个也浸着芬芳的绿。如今，我们是干部、教师，是退休人员，是丈夫、父亲，我们更是老知青、草原人。因为，我们身后的足迹永远牵连着绿色的乌珠穆沁，绿色的锡林郭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