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妈一家（散文）

　　1951年我们随伯父、伯母从北京迁来呼和浩特市，就和刘大妈一家住同院。院很小，旧木门，土坯房。

　　刘大妈是家庭妇女，四十多岁，红赤脸、大眼睛、黑黑的头发梳成髻，微胖的身上穿着洁净的蓝色中式裤褂。她说话大嗓门，对人很热情。那时，伯父上班，伯母在居委会忙，我们兄妹常受到刘大妈的关照。她给我们讲故事、哼儿歌，还常让我们尝她刚出锅的香喷喷的饭菜。有时我们兄妹病了，她还抱着我们中的一个，陪伯母送我们去医院。

　　瘦高个、花白寸发的刘大爷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他是工人出身的技师，在单位当技术科长。刘大爷经常因公外出，见多识广，讲出各地的逸闻趣事能让我们听入迷。他和我的伯父在同一单位工作，都爱喝二两。有时星期天他们捉串蚂蚱炸了也会有滋有味地来一顿。刘大爷胡子很硬，下了班，他会笑眯眯地捉住我，扎扎我的脸。

　　刘大妈的女儿，比我大七八岁，我管她叫大姐。大姐长得很漂亮，那时上高小。我和她不相上下的弟弟一调皮。她便呵斥我们，因而我们多少有点怕她。不过，大姐对我的妹妹非常好，她亲自教会了妹林走路。

　　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半导体，因为刘大爷是搞广播器材安装维修的，家里有台自制的晶体管收音机。这台全院唯一的收音机，对我们孩子有无穷魅力。每天一放下饭碗，我们就聚到刘大妈家，静悄悄地趴在放收音机的小木柜下。从那里，我们熟悉了对少年儿童广播的"小喇叭"，熟悉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熟悉了侯宝林的相声。刘大妈从来不撵我们，总要让我们听个够。

　　我很喜欢夏天的夜晚。饭后，我们一家、刘大妈一家常坐着小凳、端着茶水在月下聊天。这时候，大人们如讲有趣的事，我们就聚精会神地听。否则，我们就到一边唧唧嘎嘎地捉迷藏、跳房子。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搬了家。可到节假日，我还常去旧院看望刘大妈一家。每次，刘大妈都留我吃饭。碰上刘大爷不忙，他还要笑眯眯地陪我聊一会儿。待我上了初中、高中，刘大爷跟我聊的内容有时还十分严肃。他以自身经历为例，讲旧社会的苦，新社全的甜，勉励我好好学习，做革命事业接班人。

　　我万万没想到文革中刘大爷竟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我已经下乡。后来听亲友说，刘大爷和我伯父在一个“牛鬼蛇神”队。我伯父受迫害去世的第二天，刘大爷从砖窑上滚落下去不幸故去。后来，跟着大姐的刘大妈也没熬过多久，终因高血压病发而撒手人寰。

　　以后好多年，我们不知道大姐他们姐弟的下落。而刘大妈家的房子也早易了主人。

　　1980年，伯母在街上偶然遇见大姐，这时的大姐在一所工厂当保管。听说我和妻子还在牧区，她出面奔走，很快帮我妻子调回呼市。

　　这样，我们和大姐又常走动起来。大姐老了，也胖了。接触一多，我渐渐感到，中年的大姐性格越来越象刘大妈，热情、直爽、豁达，说话也是大嗓门。她不仅经常关照我年近八十的伯母，而且还常为左邻右舍照看孩子、照顾病人，因而人缘很好。大姐夫从事野外工作，又当着工会主席，不常回家。她通情达理，积极支持大姐夫工作，成为大姐夫单位家属的一面旗帜。

　　退休后的大姐身体一直不太好，她也象刘大妈一样患有高血压。1993年夏的一天突然犯病，虽经医院奋力抢救终于不治。当时我正在外地公出，是妻子和大姐的至亲陪在她身旁。

　　前几年，大姐夫也因病去世了。如今，大姐的小孙子鹏鹏在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读书，小孙女娟娟大学毕业在新加坡工作。我常想，刘大妈、刘大爷、大姐、大姐夫如果在天有灵，知道鹏鹏、娟娟的情况该有多好啊！

　　刘大妈、刘大爷、大姐和大姐夫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他们都是好人。我永远怀念他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