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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是我高中的密友，长我一岁，在1968年下放大潮中，因心脏有病而幸于避免下放，他被安排到县城的一所初中当老师。由于老王的笔杆子比较过硬，所以没有当上一天“孔夫子”，就被县广播站借调过去当了编辑，不久以后就把正式关系牵了过去。
每年“双抢”农忙结束，逢年过节，我回城休息，总是把大部分时间泡在老王那里，聊天、看书，时而借他的自行车去街头、海边兜一圈，时而讨几支元珠笔，几刀稿笺纸。
老王看着我漆黑精瘦的样子，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出主意，要我多写稿，并鼓励我，说我的文笔不错等等，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他让我参加了县广播站通讯员培训班，推荐去省报进修，要知道这些都是算开会，大队给误工，发补贴费的，我不但能见见小世面，而且能过上几天惬意日子。
后来，我当上优秀知青代表，成为大队干部后，老王更是隔三岔五地找机会来采访，肩上抗上个大大的录音机（二个圆盘装磁带的那种专业采访机），从此，慢慢地养成了我面对媒体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的素质，为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是得益匪浅！
但是在大力宣传“扎根一辈子”的年代，凭老王一个小小编辑的身份要把我拉出苦海，显然是没有那么大的能量的。老王就在我小有名气之后，积极把我介绍给县里文化、宣传等有关部门。宣传部的领导很重才，对我也器重有加，帮助不小，并日积月累地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在日后工作中每当我碰到难题，人生中遇到挫折时，他们都给我撑着，给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安然无恙地度过难关。
虽然我与老王如此亲密无间，但也有意见分歧的时间，老王偏于沉稳，属于稳健派，而我喜欢激情，有时会不顾条件硬闯关，其后果常常会撞得头破血流，当然，也有闯成功的时候。
在80年代初，我在即将从医大毕业前夕，学校准备把我留下来作学生干部（注：在那时，学生党员不多，象我那样当过基层支部书记的学生更稀罕），而我想在下半辈子安安心心当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这关头，我慎重其事地写信给老王，请他向当地人民医院疏通一下关系，不久他回信，说“问题不大”！
但当我回城后，才发现去县第一医院当医生并非易事，因为卫生局这一关就过不去，局长硬是把我派往县爱卫办贮存，准备日后调回卫生局当他们的接班人。
后来我在宣传部、县委书记的帮助下，虽然去医院当了短时间的医生，但很快就走上了从政之路。
至今我们在经常为当初的选择开展争论。
老王的意见是：一个有数千人的部门中只有一个第一把手，而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有数百人之多，你能在这个部门连任二届，这就是不一般，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而我则反驳道：假如我干技术工作，就可能多贡献力量10几年甚至20年，干到干不动，不想干为止，这就是人生价值的延长！
实际上，这是不同人生价值观的争论，上面二条路都可以选择，人各有志嘛！在择业上，当初不象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们既然走了，就不必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