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在学校 “文革”待业二年之后, “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的动员工作开始了。校军宣队忙乎起来,先是进行全校总动员,然后组织各排(此时,班级已改编成排)学习毛主席语录、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并联系思想实际进行讨论。
两个礼拜后就真刀真枪地提出:“一个面向”——即到离县城最远的、生活最苦的、收入最少的水稻区去插队落户,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接连几天,同学们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寝食不安,大家反复探讨,商量着对策,想方设法留在城里。
终于,重拳出击开始了,记得八月下旬一天,学校墙壁上贴出了“揪出抵制上山下乡的反党小集团”的大字报,高压政策势如排山倒海,不可阻挡。这时,小知识分子的脆弱防线迅速瓦解了,大家都默默地在心里作最坏的打算——实在摒不过,那只得下去了。
这时担任高三排长的我显得十分镇定,通过数月来的深思熟虑,下放插队对我来说是一个铁定的选择。因大哥远在东北,大弟身体有病,在家中我是实际上的老大,下乡的重担“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
我考虑的焦点是:如何制造一些理由,尽可能帮更多的同学留下来。什么“某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某人的父母早早去世,家庭困难”、“某同学的母亲大病初愈,需要照顾”等等,结果硬是让三、四个原本要下放的同学给留了下来。
1968年9月7日,刚满二十岁的我,打起背包和一批同学踏上了插队之路。我和一批66-68届高中的同学是去离县城35华里的水稻之乡——沈荡,中午时分到达。
在公社举办的的欢迎会上,我代表插队知青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算是对公社领导欢迎辞的一个应答,也是算是代表大家表一个决心,在同学中,我读的书较多,有 “哲学家” 之称,所以,在出发前,县知青办领导预先告诉我,届时要作一个表态性发言。发言后,公社领导宣布完分配名单后,大家就各奔前程了。
前来接我的是生产队长(相当于副队长,政治队长是正队长)来富叔,也姓俞,当地人。来富叔为人和气,热情好客,一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扯着,因为我们在中学阶段,经常去农村锻炼,我是班长,当然下去就当了队长,所以在与人攀谈方面,并不存在困难。当晚生产队又召开了欢迎会,又是学习“最高指示”和几个回合的热情洋溢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