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你带走了所有关于甜的味道

那一年你带走了所有关于甜的味道

　　有一种味道叫做甜，我小的时候经常可以品尝得到，在十四岁之前。

　　那时候山是绿的，天是蓝的。

　　那时候山里的果子是红通通的，叫做山楂。把山楂洗干净，晾干水分，用竹签串了，放到熬得稠稠的糖浆里蘸一下，摆在铁盘上，凉却后就是香香甜甜的糖葫芦。咬一口，脆脆的，甜甜的。再仔细品一品，却原来甜里裹着酸，酸里又透着甜。做生意的人家就将这又大又红的小灯笼一样的糖葫芦插在草束上，沿街叫卖。

　　那时候我们表兄弟姐妹九人都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我居老四，不上不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个。因此我就像野草一样疯长着，任性得像撒了欢的兔子，房前屋后，房上房下，都是我的天下我的地盘。那时候经常盘算着要在房顶上插一杆大旗，上写着“齐天大圣——美猪王”，颇有些揭竿而起的意思。嘿嘿，也常常因此窃笑不已。

　　那时候小舅最喜欢我家我的小姐和大舅家的我的小哥，每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小舅就偷偷地带他们两个出去，而且是一只手抱一个，飞奔而去。每每此时，我就故意跑去外婆跟前找姐姐和小哥，找不到就哭，直哭得日月变色地动山摇，且大有打持久战之势。外婆无奈就坐在炕沿上手执笤帚用力地抽打着炕沿骂小舅，骂他偏心骂他不用心学习骂他找的对象不可心，牵东扯西地要骂上半天。骂够了骂累了，就牵了我的手说：“走，姥姥领着上街去。”街上人很少，商铺也很萧条。糖葫芦的叫卖声格外的刺激人的听觉，那又大又红的小灯笼一样的糖葫芦啊！外婆说“给我十串儿”，卖糖葫芦的忙不迭地摘了，讨巧地笑。外婆给我一串让我先吃，其余的九串要回到家之后再平均分配。一路上，我的小小的舌尖一直流连在那串最大最大的糖葫芦上，那甜，甜了舌尖甜了喉咙直甜透了心底，什么偏心什么委屈早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外婆喜欢吃糖葫芦，尤其是大枣糖葫芦。比起山楂来，大枣更添了一分绵软少了几分酸涩。外婆常说这一辈子的酸吃够了，该多吃些甜的东西甜甜嘴巴了。我听不懂，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一辈子的酸都吃了，为什么不一点一点地吃，就像这山楂糖葫芦一样，一颗一颗的，裹着甜甜的糖稀。外婆就拍着我的头，笑我是个傻孩子。外婆个子很高，稍稍有些驼背，是因为经常要背了我们在背上的缘故。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现在的五花八门的消遣，而每天睡前的那段时间是我们兄弟姐妹一天中最盼望的时刻。围在外婆身边，有的叫奶奶有的叫外婆，叽叽喳喳的。可是只要外婆一开口，就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外婆说：“从前啊，有这样一户人家……”躺在外婆的腿上，在外婆那些充满着古灵精怪的故事里，我们渐渐沉沉地睡去。

　　外婆腿上大大小小的伤疤有十几处之多，划伤，烫伤，刀伤，还有——枪伤，每一个伤疤都是一个故事。外婆说：“……小日本来的时候啊，就把我们几个孩子叫过去，先是给糖吃，花花绿绿的，都是牛奶糖，然后就问‘你们家里有没有共产党啊；你认识共产党吗；说出来给糖吃的……’这个疤就是小日本的刺刀挑的。还有这个……”我小小的心灵霎时充满了对鬼子的仇恨，不懂得国恨，但是家仇一定要报。后来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问：“你们长大了要做什么啊？”我说：“我要学日本话。”老师很疑惑，我咬牙切齿地说：“等我学会了日本话，我就用日本话骂他们。”全班哗然，学日语就成了我的唯一目标。（后来终于学会了日本话，却没有机会骂他们，真是惭愧得很。）

　　外婆说：“这两个枪伤是解放那年共产党打德惠，我抱着你妈，你姥爷背着你大舅翻墙逃命。当时是子弹乱飞，就看见前面的人刚还在拼命地跑，可一转眼一个跟头栽到地上，死了。老百姓啊也顾不上哭了，就是直着脖子跑。我也跟着跑，结果也不知道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子弹打到腿上。当时也不觉得疼，跑到一个破庙里的时候实在是跑不动了，你姥爷说歇歇吧，左右不过是一死，死也死在一块儿。坐下来的时候才看见鞋子都让血泡透了粘在脚上，脱都脱不下来。那时候也顾不上找大夫，就是找也找不着，后来感染了。不过幸好你姥爷在药店里当过伙计，好歹找了点药，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可是留下这么两个窟窿，怎么长也长不上了。”我摸着那两个大坑，想象着当时的生死一线。晚上做梦的时候竟然梦到外婆成了双枪老太婆，威风凛凛的，高喊“共产党万岁！”自此，外婆便成为我心目中理所当然的女英雄。

　　我做了外婆的粉丝（当时没有这个词，现在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比较合适，想想还是姑且用之吧。）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外婆的豪爽与仗义疏财。大户人家的六小姐出身的外婆全然没有一点点小姐脾气和专横，左邻右舍不管是谁家有了困难或者矛盾都喜欢找外婆来帮助解决，外婆也是倾力相助，从没皱过眉头或是有过一句半句的抱怨。计划经济的年代，家家都不富裕。外公去世早，外婆也没有工作，全靠了儿女们每月的俸养和做些零活作为接济。但是外婆从不为钱而计较。一年冬天，外婆养了多年的一条德国黑贝大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死了（我怀疑是邻居于章投毒，因为他偷我们家的兔子，大黑咬过他），外婆守着大黑伤心了好一阵子，之后的一天早上，外婆早早起来，将狗悬挂在梁上，对我父亲说：“拿刀来，剥皮！狗肉埋了去。”大黑生前为我们家忠心耿耿的看家护院，如今变成了一张黑黑的薄薄的毫无生气的标本被钉在墙上，为此我哭了好几天。外婆便摸着我的头说：“谁都会死，也不外乎一条狗啊。这就是生命，生死有命啊。”可是外婆每天都要过去看看它，摸摸它的皮毛，喃喃自语地说上两句话，跟从前一样。忽然有一天于章的母亲——我叫她于大娘——来找外婆，说公公年纪大了，晚上睡觉总是喊凉，喊腰腿疼，她想要给公公做一条狗皮褥子，问外婆能不能把大黑的皮卖给她。外婆回身进到小屋，将大黑从墙上摘下来，捧给于大娘，说“既是给公公的，就是孝心，拿去用就是了，什么钱不钱的。”全不管我鬼哭狼嚎的不愿意。于大娘抱了大黑乐颠颠地去了，我撅了嘴不理外婆，外婆牵了我的手，对我说：“钱是身外物，百善孝为先。钱能买狗皮褥子，可是买不来孝心呐！”我似懂非懂，不知道我家的大黑和于大娘的孝心有什么关系，可是外婆的神情告诉我，没有什么比孝心更重要的事情了。

　　外婆对别人都很大方，可是对自家的孙儿孙女们就极其小气，从不给我们买零嘴不说，有时候我们偷偷用爸妈给的零用钱买了什么用不着的爆米花胶皮糖之类的东西被外婆发现，她就会很恼火。先是要讲吃了零食就不会好好吃饭，就不会长个好身体，然后就讲外面的东西不干净，吃了会坏肚子等等等等，絮絮叨叨大半天，一直到看见我们每个人都低着头涕泪交横满面愧色，然后拍拍衣襟，挥挥手说：“走吧，买糖葫芦去。”

　　搜遍所有有关儿时的记忆，没有棉花糖，没有巧克力，只有那一串串红通通香甜甜的糖葫芦。外婆说糖葫芦不是零食，是药。大枣可以补气血，山楂有助于消化，这些都是你姥爷活着的时候告诉我的。

　　外婆说生活就像着糖葫芦一样，不管心里是酸是苦，外面裹着给人看的这一层总是甜的。这日子有了这一层甜，心里就好过多了。

　　外婆走的时候是夏天，临终前外婆对她的所有子孙们只提了一个要求：想吃一口大枣的糖葫芦。找遍大街小巷，明知道根本就不会有糖葫芦卖，可是我们这些孩子们还是不甘心地跑啊，找啊，找啊，跑啊……太阳好大，我的心就像有一把钝刀子在割，那么痛，那么痛！

　　那一年我十四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