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对大多数孩子们来说，是美好的，儿童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盼，正是这种初生态的希望，成为长大成人后，为既定目标努力奋斗的强大动力。对我们这辈刚解放前后出生的人来说，仔细品味起童年，有苦涩味，也有甜味，这甜蜜时光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来自精神，来自母爱——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我，一九四八年秋出生在浙北的一个小县城，生活在一个——由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六个兄弟，一个表姐（表姐从小父母双亡投靠舅舅）组成的大家庭里，租住在一个大杂院内，房屋虽破旧，邻里相处却很和睦。
在这个大杂院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蕴生着讲不完的故事。我们全家11口人，仅靠父亲一人在上海布店当伙计赚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祖父是八旗的后代，不过生不逢时，家道中落了，一生中仅托表兄在省城当大官的福（祖父的表兄朱瑞，浙江省督军兼行政长），当过几年管火药的长官（什么官衔不清楚，可能叫火药局长）。在辛亥革命后期，表兄因投靠袁世凯，倒了。祖父只得解甲归田，还乡之后再也没有务过正业，祖上留下的田地都被本家分光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无所有；也好，解放后被划为城市贫民，逃过“文化大革命”一劫，这叫因祸得福，负负得正。
父亲和叔叔十二、三岁就去上海滩“学生意”，尽管他俩长相活似一对双胞胎，但性格迥异。父亲是老大，思想早熟，懂事早，肩上压着维系一家老小十来口生计的重担，象老黄牛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他办事稳重谨慎，终生未参加任何党派。他老人家时常教导我们：人心叵测，社会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中立，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等等；而叔叔生性好动，不安居现状，更不甘心给老板、老板娘干那些倒痰盂、刷马桶、抱小孩的活，被解雇了一次又一次，挨到解放，就干起工人纠察队，给解放军带路抓不法资本家，立了功，入了党，在里弄里当干部。
我的二哥和二弟，因贫病交加，幼年早早夭折，我和大弟年岁相差3岁，从小睡一个破被窝，学习上互相较劲，生活上经常闹点磨擦，记得有一次为争夺一块大头菜（咸菜）打起架来，连家里唯一的大橱上的玻璃都砸碎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
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61年），我和大弟都上小学，10来岁的小孩，白天一边念书，一边敲铁矿石、烧小高炉“大办钢铁”。我因学习成绩好，二年级就加入了少先队，三年级就当上了大队长，经常拿着格式化的决心书在校会上发言，开始几次紧张得要命，声轻如蚊，二腿直打哆嗦，反复几次后，胆子也炼大了，这也是属于逼鸭子上架吧！所以说，后天锻炼很重要，先天胆小的我，练得多了变胆大了。
一等下了课，我就赶紧到家，去生产队食堂里排队领粥（当然，开始几天是吃饭的），过不多久，粥就越吃越薄，最后只得吃菜汤。整天饿得发慌，面孔蜡蜡黄，还长满了一圈圈“蛔虫斑”，嘴馋得象猫。
由于饥饿加上寄生虫在体内的疯狂活动，雪上加霜，加剧了营养不良，肚子痛时常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二哥就在保送县中前一周（县中：指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被“蛔虫穿胆”（胆道蛔虫症）误症，夺去了生命，当时的他，年仅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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