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非常爱情 第一章

　　自从1967年曲折等北京青年学生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牧区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快40年了。我一直想写一些有关知青在蒙古族地方生活的文字，也曾经写过十几万字的东西，但总觉得分量不够。

　　知青现象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全国1700多万名青年学生下到农村牧区，有人说它是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迁徙，有人还说它是半个北京的挪动。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当时几乎所有的应届中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下去了。这么多的人，这么长时间的事情，从何写起呢？写起来确实难度较大。对作为目击者、亲身经历过那一段生活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这一段历史，出了苦涩的反思之外，也比较典型地折射出历史的印痕。

　　我有时是不想回忆这段经历，也不想写的。所以，打好的十几万字的草稿搁了十几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它贯串着文革运动的始终，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文革，就是文化的革命，知识界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是知识青年的革命，一句话：要革知识人的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自始至终就特别明确，就是要“斗、批、改”，“两批三改”，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是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文规定的。所以，文革刚开始就从文化战线打开缺口，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学术权威人士吴晗，集中火力、大张旗鼓地批判吴晗的著名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手法对吴晗进行了极为卑劣的诬陷。选择一个清华大学、一个吴晗，是经江青一伙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以此发难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以及所有的知识界，煽动青年学生（不懂事的孩子们）站起来，批判武斗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

　　“改革教育”的结果，学校“停课闹革命”，全国的各大学自从1966年至1971年长达六年之久没有招生。学校不上课，大学不招生，那么青年学生们能干什么呢？“大串连”、“上山下乡”，组成“红卫兵”、“红小兵”，搞全国上上下下的大“内乱”。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一千七百万人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下到农村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江青一伙怕青年学生闹事，以批判林彪为借口，说林彪散布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的劳动改造”的谬论，从而大批这个“谬论”。做贼心虚，吴牛喘月。江青一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门李四未曾偷”，说出了心里话。林彪是替青年人、替人民说话的人吗？江青这个文化大革命小组代理组长是怕青年学生认为“上山下乡是变相的劳动改造”的。不是“劳动改造”，是什么？让知识分子向劳动群众学文化？十年的实践证明它是这样的吗？

　　这就是所谓“改革教育”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它和它的孪生兄弟“文化革命运动”一样，“给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耽误了一代人，迫害了一大批具有发展前途的知识分子，破坏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发展。

　　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题目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他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坐“在城里吃闲饭”，“两只手”“闲”着不劳动的。所以要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两只手”动起来自己“弄吃的”。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为“接受工农再教育”的改造对象？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也是劳动者，是脑力劳动者。发展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就得依靠知识分子。谁教育谁呀？！

　　工宣队进驻学校，“开门办学”，工农兵“上管改”高等院校，“交白卷”的成为“反潮流”英雄，骂教师的成为“好学生”，实行“学阀”，煽动“文盲”、“没有文化的军队”（毛泽东语），打倒“知识分子”，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这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政策”！

　　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成了文化舆论界第一个“夺权”对象。1966年5月，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实行夺权。从此全国文化舆论机关被控制在林彪、江青等人手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一系列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瘫痪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和文革一样，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旨在打倒一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破坏教育文化建设的，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的结果。毛泽东多次使用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个概念。他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很不放心。毛泽东对国内知识界、教育界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革中的“教育改革”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广大青年一代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失的一场大动乱。年轻人是无辜的，他们也是受害者。

　　那么，那些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是怎样被下放到农村，怎样渡过了十年农村生活，后来又各自走向了何处？

　　我还是想再难也要写一些有关“知青”的文字，回答这些问题。

　　在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我下了大决心，从呼和浩特飞往北京，拜访了一部分当年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