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正值隆冬,我和赵敏生两个知青从公社往小农场走,只见远处蒙古包前有人在喊,过去一看是公社医院罗大夫。他焦急地说:“你们队牧民安民布和的妻子难产、大出血,你们来给我打下手,他男人吓傻了。一会儿,旗医院救护车来,你们再抬一下。”
我们两个小伙子只好跟罗大夫进了蒙古包。包里一片狼藉,地毡上、被子上已满是血,沾血的卫生纸也扔了一地。男主人安民布和在冰冷的蒙古包呆呆地站在一边,大汗淋漓。他三十多岁的妻子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在无休止的呻吟中不时嘶喊着。此刻,身为内科医生的罗大夫也没了主张。不时查看一下病人,喃喃着说:“旗医院救护车已经出来了。”这里离旗所在地90里,是草地上由车轮压出来的土路,正常情况下汽车也要走一个半小时,何况现在是冬天,大雪漫道。
看着病人痛苦的样子,我们两个束手无策的男知青建议说:“往公社卫生院抬吧!”
罗大夫说:“公社卫生院就剩我一个人,别人全下乡了。”
“那就去拦汽车往旗里赶,不能等了。”
罗大夫也表示同意。
然而,风雪弥漫的午后拦汽车又谈何容易,曲曲弯弯的土路上哪有车的影子。大概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来了辆卡车。司机听了我们焦急的述说,立刻把车开到蒙古包前。于是,我和小赵、罗大夫、安民布和四人,抬着鲜血淋淋的产妇上了风雪中的大卡车。正在这时,旗医院的救护车也摇摇晃晃地来了,我们又忙把产妇抬到救护车上。好在旗里跟来了妇产科大夫,草草检查后说产妇已极度危险,到旗医院来不及了,决定把车开到公社卫生院紧急手术。这样,我们两个男知青就帮不上忙了,罗大夫“解放”了我们。
第二天,听说那个产妇平安生了孩子,我们才放心。
孩子百天后,安民布和叫我们两个知青去他家喝茶。他的妻子见到我们还很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