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子虚乌有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子虚乌有

　　对于上个世纪六零年前后三年的那场大饥荒，有个说法叫“三年自然灾害”，有人在口头上说，还有时见之于报章书刊，每逢听到、看到上述这样的称谓，笔者作为过来人总有一种骨鲠在喉的感觉，委实不吐不快。

　　由于某项业务的需要，公元一九五八年我受派和另一位同志在山东省的许多农村地区开展一项调查。初冬时节，我们住在当时的德州专区所辖德县有个叫韩庄的村子里一个老乡家里，我有个爱看“闲书”的习惯，当时我带了一本《瞿秋白文集》，晚上时常在煤油灯下看书。房东家有个已在上学的十几岁的男孩，有时到我们住的屋里来玩，见我在读那么老厚且印装精美的一本书，显出来有些肃然起敬，对我几近于崇拜，所以几乎天天晚上来找我说这说那，问这问那。有天晚上已是很晚，我们已准备睡觉，那孩子又来，端来了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炖鸡，我们大吃一惊，问其究竟。那孩子说：“俺这里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各家养的鸡明天都必须集中到生产队里去养，往后也不允许自己养鸡了，俺爹把俺家的鸡都杀了，煮了，一时也吃不了，俺爹说给你们一碗。”见我们还在发愣，那孩子又说：“不光俺家这样，都这样，连队长家也偷偷把鸡杀了。”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只好把鸡留下来吃了，不记得过后是给了房东几元钱。

　　其实这对我们实在是一顿多时少有的美餐，因为我们在外面跑的这期间，大多是在各地生产队食堂用餐，社员的主食基本都是清一色玉米面加地瓜的糊糊，我们是客人受到优待，另外给加一个玉米面饼子；至于饭菜，则是白菜汤或萝卜汤，有时就只有咸菜，极少见到荤腥之类。

　　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故事的时代背景。一九五八年是大事特多的一年，先是全民大炼钢铁；继而是各行各业“大跃进”；随后是农村人民公社化，食堂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所到之处感到最为显眼的是，已届寒冬，地里的玉米，地瓜，花生，棉花，大多没有收割；同时生产队食堂也没有多少存粮，而是每隔几天派人到地里掰些玉米、挖些地瓜回来，吃完了再派人去地里弄。后来有许多庄稼就在地里冻坏或烂掉了。

　　我们的房东（就是那孩子的父亲）后来有时也到我们屋里坐坐，我们问：地里的庄稼为什么不赶紧收进来？按照房东的回答：一是壮劳力（包括年轻妇女）都抽到公社、县里、市里去大炼钢铁了；二是如今实行“一平二调”，各生产队的粮食、物资可以在公社范围内无偿的互相调配，把庄稼早收进来，怕给调走了；社员家里又不允许烧火做饭，不允许有存粮，所以也不怕有人去偷。后来又说到耽误了今冬的小麦播种，那位五十来岁的农民汉子禁不住摇头叹气，说：“咱也不知这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可这麦子没种上，明年可吃啥？”

　　总之，综合那几年在各地农村的所见所闻，一九五八年基本风调雨顺，农作物长势很好，可惜有许多地方没及时收割，照农民的说法是“丰产了没丰收”；五八年的冬小麦有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播种；加之“一平二调”之类的“共产风”，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所谓的农业“大跃进”多为造声势，搞浮夸，实际是“人哄地，地哄人”，农作物连连歉收。五九年已很困难，依靠多少有些存粮，尚勉强度日（各地农村的食堂因为缺粮而纷纷解散），至六零年，十亿人口的大国遂陷入全国性大饥荒，凡过来人至今心有余悸，以至后来人们常常把“六零年”作为大饥荒的代名词。

　　我们的党是有生命力的，察觉到政策方面的失误，自六一年开始实行“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采取了一系列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措施（关于这一时期较具体的政策，“文革”当中作为“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罪状，将其归纳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中国的农民是勤劳的，六二年形势明显好转，六三年中国人基本过上了较正常的生活。

　　后来，五九、六零、六一这三年曾一度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无庸讳言，这种说法实际包含了掩饰的用意。以中国之大，局部的自然灾害可以说年年都有，但就全局而言很明显这不是导致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拨乱反正之后，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决议中，已经明确了三年“严重困难”主要是由于政策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影响，其它原因居次，历史的本来面目由此得以恢复。因此，对于上述三年，规范的、也是正确的称谓只能是不涉及原因的一般性表述：“三年经济困难”或“三年困难时期”。

　　然而直到如今还时常听到、见到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称谓，这大多可能是由于积年的习惯或者人云亦云的影响，不管是何种原因，随便说说尚无大碍，但堂而皇之地印之于报章书刊，这就有“忽悠”读者之嫌。真实性，严谨性，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必要条件，对于历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我们必须把符合实际的称谓界定传给公众，留给后人，方是负责的态度。但愿今后首先是各种媒体及出版物要做到在这方面规范用语，以免无休止地以讹传讹，误导公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