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的事

　　天气越来越冷了，围墙四周的一溜儿柚子树依然绿着，但缀挂的柚子果没了，听说星期天贱卖给了小贩，校园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

　　这几天校长和一些人嘀嘀咕咕的，心想可能有什么事。果然今天下午的周前会，她叫大家组织班上的学生为周老师的事捐款，班上的教师也要尽力而为，钱款的多少可关系到北川村小的面子。是啊，北川小学的面子真大，毕竟老校长在的时候就成了县的两所先进村小之一，不过那时候虽然学校的学生几乎全是本地的，办的幼儿园人数也少，收费又低廉，但人均每个月、每期末还是有相当的补贴，相互间也比较和谐，到现在平时分文见不着，年终有没有都要成问题，即使幼儿班的课有时候还得上，即使努力地关爱着学生，保持着学生成绩片区第一，即使许多窗框裸露着碎了玻璃的无助伤口，课桌椅烂得靠支援，连教室的门钥匙坏了买一把都黑着脸说有困难，如此境地中那些付出、忍耐甚至麻木，不都是为了学校的面子吗？不都是在用普通小百姓的劳累所得、更加的清苦往学校的面子上或者说极少数人的面子上贴金吗？

　　捐钱在这些年份，多得让人倒胃，但又不能不为之。否则有人就像突然发现了什么宝藏似的，硬往你头上堆砌“自私、小人”之类的可资到处宣扬的小辫子，臭得你引来经久不息的嗤之以鼻，不能小觑他们的看家本事！但周老师的事毕竟不同，如果知道了不用谁来装腔作势地“领导”，大家也会主动地为他尽份心力，同病相怜呀。自伙儿不关心还能指望上谁？如今大把大把的钞票也会认人，对于心照不宣的交易轻车熟路，尽往肥屁股上贴，哪会朝卑微的角落里扔！

　　说起周老师来，与我也算是较熟的。十年前我到山崖村小教书就认识了他，瘦高瘦高的，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略显白净的脸，说话不多，声音也不高，斯斯文文，忙得手头常常没有歇着。那时他还是一位民办教师，妻子得了先天性的心脏病，干不得重活，忙了学校忙家里，整天轻快的步子，一点儿看不出疲倦。周老师的书教得好，咿呀学语的声音成了他教室生动的风景。一下课，男生女生都爱缠着他打乒乓球，他的回旋球让对面的短手杆往往接不着，惹得球台周围阵阵开心的喝彩和哄笑。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待遇之间的差距很大，周老师为了“民转公”，改善一下处境，平时只要有空，就捧起书自学，虚心地在教师之间问这问那的。我记得他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见他对公办教师的身份是充满了向往的。那年秋天，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师范学校，成了山崖村小第一个考出去的人。大家当然觉得非常荣耀，他走的头一天下午，放了学早早关上大木门，在泥巴石条砌成的乒乓球台上，摆满了凉拌菜、花生、胡豆、瓜子等东西，用大饮料瓶打了跟斗酒为他饯行。直喝到月亮从山头探出身来，相互间才握着手道别，踩着有些晃荡的月光依依不舍地离去。

　　不久我又调到了另一所村小。周老师毕业后，自愿回到了老地方，两村小间差不多有十几里的山路，平日里都忙着各自的事，很少碰头了，只是集中改卷子、开会时能点点头，摆摆龙门阵。几年前撤并村小的时候，他到了中心校，没有再上课，因为那地点已经划成了工业开发区，往里挤的自然很多，他去了中心校附设的幼儿园煮饭，帮助接送幼儿生。前几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路两边挖得稀烂，正在铺下水道，路面窄而湿滑，他的电瓶车突然撞上了一根太靠近路内的涵管，身体轰隆一声从车上摔下来，眼冒金星，衣服都擦烂了。他感到肚子特别痛，但仍然支着手站了起来。心想回去找点药吃就会没事的，这几年也许是年纪稍大的缘故吧，他的腹部时常不舒服，还不是到药店花俩钱就挺过来了。他也动过去医院好好检查的念头，可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阿。虽然教龄快满三十年了，工资实际到手的却不过千把块钱，省吃俭用，除了必需的生活安排，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泡茶馆，也没积攒下多少，何况还得为爱人的病备不时之需呢！他吃力地推起摔坏的电瓶车，艰难地向家的方向挪动脚步，前面越来越模糊了……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爱人红着眼睛守在旁边，过早衰白了的头发零乱在病态多皱的脸颊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昏迷了大半天，是附近的乡亲看见并帮着抬来的，儿子在青海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时也联系不上，住院的押金都是乡亲们凑和着垫上的。医生查出他的脾脏破裂，正大出血，急需手术，高昂的手术费从哪出阿？用医疗卡吧，电脑上读出卡上分文没有，原来学校穷得连早该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压根儿就没缴。找中心校的领导，领导除了同情还是同情，领导也爱莫能助，只有马上发起师生的爱心行动。开刀的过程中，医生又发现他得了肝癌，且到了晚期……

　　想起周老师的事，总感到很不安，很愧疚，能为他做的实在太少了。徒叹奈何之余，面对冰冷的现实，大伙儿又能怎么样呢？在低矮的枯草丛中，蚂蚱们的日子都差不多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