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童年

　　记忆的童年一直在奔跑中度过的。由于姐妹众多，家庭极端贫困，从五、六岁起，我就开始跟姐姐们去捡破烂补贴家用。由于身材和年纪最小，跟不上姐姐们，所以总是一路小跑。而背上的、几乎和我一样高的沉重的大筐也一路打着后脚跟，一天下来，脚上往往磨得掉下一层皮来。而收获的却少得只有可怜的两、三角钱。

　　上小学一年级时，还没有改革开放，父母偷偷地做起了买卖。那时叫“偷机倒把”，是违法的。做的买卖，也是在家里做些诸如油条、火烧之类的东西，带到火车站去卖。其中的程序是，由母亲在家里做熟食，然后由到正在家里待业的大姐骑车带到火车站去卖。每天中午十一点钟，正是熟食上市的高峰，也是生意最忙的时候，也是我放学回家的时候，于是我的麻烦便来了。由于做买卖是违法的，每天随时都会被市场管理委员会火车站支队（人们经常简称其为“市管队”）的人追赶，一旦被抓住了手里叫卖的东西甚至钱就会被全部没收，人也可能会被关起来，受几个小时的“教育”。为了减少损失，必须有人专门在附近看守大包的货物，叫卖的人只拿少量的样品一样地去叫卖。有买得多的，便再去取过来。由于我年纪小，不引人注意，所以被母亲选做看货的人。

　　看守货物的活并不轻松，除了枯燥还和叫卖的人一样地担惊受怕。为了保证货物安全不被没收，常常要把（食品）货物放进女厕所里看守（“市管队”的人多是男人，一般不敢进去，女厕所于是便成了那些做生意女人的避风港，一旦被追赶，便全都朝女厕所里跑。但我那时曾想，一旦那些买熟食的人知道他们吃的东西居然是从厕所里拿出来的，会不会不买或吃不下去），被臭味熏着不算，有时还会被一些用厕所的女人训斥喝骂。所以一开始我很不情愿。经过几次的反抗惨遭到父母及大姐的毒打而归于失败之后，我才勉强接受了母亲的安排。

　　于是，每天近中午时分，我便坐上姐姐的自行车后座，跟她去做生意。由于我太小，很多时候根本上不了姐姐正在行驶的自行车，只好在后座上趴一会儿，再下来跑上一会儿。看守货物时的烦恼是不消说的，最要命的是每天下午还要上学，每到这时候，生意往往还是很忙，姐姐总是不肯放我回去，一直到离下午第一节课开课只剩下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候才慢吞吞地回来，放我去上学。

　　眼看离上课时间还只有不到二十分钟，我不由得心急火燎，便一路飞奔过去。火车站离家只有三里的路程，在我那时的眼里却总觉得太远，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门。那时的火车站兼汽车站，总是车来车往的，在这样的路上快跑是很危险的，但我似乎是顾不上想这些的，飞快地跑到家取了书包，便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了学校，跑进教室。每天几乎都是当我满脸通红，正扶着课桌喘气的时候，上课的钟声便“及时”地响了起来。

　　小学的一至三年级，我都是这样度过的。不但中午要去，每天晚上放学后也得去。星期天更糟糕，一整天都要耗在那里。而我的作业也只能在学校完成，好在那时的作业并不多。小小的年纪，过度的紧张、劳累、担惊受怕，使得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是在火车站上拼命地狂奔。我不知道在那些大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孩子整天地跑来跑去，会怎么想怎么看，但，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孩子，是背负着家庭沉重的负担在奔跑。但还有更糟糕的。由于那时做做买卖是违法的，是一种耻辱，而我父母偷偷做买卖的事，在本街道上也是人人皆知，不但父母受人白眼，就连我们在学校也很受歧视，尽管我学习成绩优异，从一年纪起，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还是没能摆脱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一些同学经常会故意当着我的面，大声说“小商小贩，偷机倒把可耻”之类的话，讽刺我，中伤我，有的还会故意凑到我跟前审问犯人似的问我：你身上怎么有一股油条味呀，又把其他同学叫来一起审问我，我只能窘迫地低着头，满脸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每到这时，我都会觉得比别人矮了大大的一截似的，平日里为同学讲题、当小老师时的优越感立即荡然无存，最后只有默默低着头，一声不响、满怀屈辱地转身离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小学三年级下半年，实行改革开放才宣告结束。

　　长大成人以后，回头看看，我的童年的确是一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但家庭是每个人都无法选择的，也是没办法的事。但也正是童年的艰苦生活，磨砺了我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顽强生存的毅力及能承受各种挫折的超强的忍耐力，使我长大以后，在经受了各种诸如升学失利、高考落榜、待业、失恋等各种打击之后仍然能保持乐观的心态而生活下去。因为我相信，今天太阳落下去了，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明天还会灿烂地升起来。明天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说，苦难有时真的是人生的一种宝贵财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