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带不走的忧伤

　　当年实在可恨，丈着父母疼，恃宠而骄，是家里的小恶霸。二姐要干的活最多，上学得的生活费却最少，衣物几年不得换新……是最委屈的一个。而我那时候每天揣着午餐钱去上学（那时还是小学生，按理是没有钱拿的，可母亲疼我，不忍我中午吃早上带去的冷饭），放了学一路晃悠，到天黑才回家，也不用做家务，还常常欺压和刁难人。

　　二姐周末才能回家拿米拿黄豆。富裕一点的人家，经常有一些好东西，比如饭豆，萝卜干，芋头干，酸辣椒。我的二姐什么都没有，只能砍几棵甘蔗，剖净，去皮，装在袋子里，很宝贝，也就不显得两手空空地不衬人。

　　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吵吵嚷嚷着二姐要什么东西。二姐说没有，我就跳上床，一把把二姐的袋子拽下床去。于是——那个袋子——质量脆弱——摔在地上，＂啵＂地一声撕了好长一条缝。

　　闯了大祸（那时家里穷得找不到第二个袋子了），我也慌了手脚，不知所措。二姐不说话，没有指责和质问，低着头把摔坏的袋子连同甘蔗捡起，抱在怀里出去了。

　　她转身的那一刹，我分明看见了她红红的眼眶和欲滴的泪，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哽哽地难受起来。那一刻，二姐苦难的模样深深刻进我的心底，刻进骨髓，成为我一生无法抹去的悔恨。

　　一年之后，那个冬天，我们没有一起过完，二姐就踏上了东去的班车。走的那天，正下着毛毛细雨，空气阴冷阴冷的，寒意刺骨。二姐的鼻子通红通红的，一个泛旧老土的背包是她全部的行李，就这样踏上了她异乡的未知的打工路。

　　那一年，她才十六岁。

　　为了外出的费用，二姐在甘蔗地里挣扎了一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泪都流过。春天为了剖蔗种弄得十指血肉模糊，为了摆种腰痛得直不起，为了施肥被熏得全身臭味难闻；夏天正是高温天气，蛇蜈出没正盛，却得到湿热闷晒的蔗林里去除草；秋天要剖包在蔗杆上坏死的叶，那时空气干燥，一进蔗林就回碰到死叶上的毛粉，全身痒入骨髓，却又不能搔不能止；冬天要泡在湿冷冰冻的霜水里把甘蔗一棵棵砍下来，又装到大卡车上。。。。。。多年以后，我仍无法想象，二姐那单薄的身躯如何能够承受连大人都叫苦连天的重量？我不敢想，一想就心酸。

　　那拼命的一年之后，春节才第三天，她就走了。叮嘱的叮嘱，挥手的挥手，大家笑着说再见，像在送别一个去我方领取荣誉的人，而谁都没有想到，只一声再见再再见时已然是多年之后的事了。我躲在人群后不敢出来跟她说话，只默默随着大人的情绪走，没有悲伤或难过。

　　十年之后我上了大学，暑假跑去见她，迢迢深圳，不顾家人的劝阻，也没有考虑她的难处，一个人买了车票就坐夜车去了。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个大门不敢迈二门羞于出的胆小鬼。那时我还没有手机，上了空调车就舒舒服服地睡着了，不知我的二姐如何在殷殷的担忧里拖着一日的疲累熬过漫漫长夜。

　　本来说好了班车凌晨六点到站，可是下车时已是十点五十多。我的二姐，就站在深圳烈烈的阳光下等我，脸上是久站的潮红和柔和的笑。

　　流年如梦，面前这个美好的女子，差点教我认不出来，成熟了，变得落落大方，不变的，是当年她身上的那一股气——不甘于平庸——是明显的。

　　在二姐工友的租屋里住了三天，二姐送了我去东莞。二姐的工厂，宿舍，我没有去看，一个打了十年工还是贫穷的人，我去看她的境况，她的妹妹去看她的境况，不敢。不去。对这样一个人，我所能表现的只有尊重。

　　深圳，曾经在我的梦里闪闪发光，亮如明月，而这个七月，我在那里见了我的二姐，从此，这个繁华的城市成了我闭口不缄的地方。

　　同年十月，二姐回到家里来。

　　这么多年来，我，当年那个蛮横的小恶霸，也一直求学在外，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而她，我不敢想，在她青春最旺盛的十年里，是怎样一个人在一家又一家的苦力工厂，在一群又一群的复杂工人里磨难她的一切。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尽。如今沧桑了心，仍孤身一人，无可奈何地回到原地来。异乡是不可再住了，可难道家乡就能住一辈子吗？

　　难道我们人的一生里，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离不弃地一辈子拥有么？

　　和朋友闲聊，说到三哥，说我的失望和伤心；说大姐时，说她的秀气与亲和力。惟独不说二姐，就算要说，也只说一句——她是我们家最应读书的人。

　　不再说了，对于二姐，我是崇敬的，而对于崇敬的人，我通常不多说。二姐也一样，惋惜一声，就将她锁进我今生的记忆里。

　　当年她那双含泪的眼冲击着我的一生一世。

　　有人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那么在这剩下的年月里，让我好好看你，凝视你，你的悲伤与快乐，付出我一生的关切。这样，在来世我是不是能够选择做你的姐姐，不再让你小小年纪便尝尽世间的苦涩辛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