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放寒假了。

　　众人聚撮了一顿，之后，作鸟兽散。

　　这个冬天好像特别的暖，特别的短。我回家先看望了两位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老同志——我的生身父母。新鲜感刚一淡下去，便有代沟问题兴风作浪，谁也理论不清。然后，我只好跑到河北乡下去看姨妈，仿佛是一位“归隐醉乡”的县丞，在父老乡亲们的酒桌上也越来越胡说，越来越会沉默。最后，我又从时间的海绵里挤出两滴水来，抽空去寻找了那位初恋的小情人，就是我和傻瓷讲过的林芳琪。我满怀信心地跑到那个记忆深处的小镇上去，却大有面目全非之感，除了她家院门上贴着的一张大红喜字以外，我什么也没找到。邻居告诉我：林家已经搬迁了，芳琪可能现已工作，就在北京多如牛毛的公司中的一家。我迅速地在头脑里搜寻了一下她寄来最近一张生日卡上的邮政编码，觉得茫然无措。

　　无所事事地将一个祥和的假期荒废掉了。我提前一个星期跑回了学校，是为我最后一门课的补考。这本是不该有的一次补考，老师没给我“及格”的原因是我在作业本上写过几句骂他的话。假前，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于健，你在作业本上写些什么了？你还记得吗？”“记得。”“对老师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骂街嘛！多不文明呵，是不是？”“是”。我总觉得一个年逾半百的老师要闹离婚一定是出于某种变态，我后悔当初不该招惹他。可又一想，若没有这门补考，那这个寒假肯定显得更空虚，更没劲。

　　学校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宿舍里除了我以外，唯一的活物就是一只幸存下来的小苍蝇。我很感激它，因为它总是招之即来地坐到我膝头上来晒太阳，看到它被冻得不停地蹲在那儿搓着手，我又无端地产生了几丝悲悯。

　　直到有一天下午，色魔跑了回来。寒暄了一阵之后，他对我说：

　　“今天晚上你可得把这间屋子借给我。寒假里我喇了个蜜，准备今晚在此寻欢作乐。”

　　说罢，他就兴冲冲地走了，去接他那个蜜。我抱着被子坐在床头，想起那个“蹭烟”的故事，任心猿意马肆意驰骋了一番，书本成了无字天书。

　　晚上，色魔一个人回来了，一副被打立的样子，脸上毫无光彩。

　　“老大，我请你去喝酒！”

　　我陪着他出去，听他大发牢骚。

　　“妈的！让个女流氓给骗了。”

　　他怒骂着。

　　“本来我和她约好了，下午五点半我去接她，可她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她下午三点就和一个男人出去了。妈的！”他喝了一大口酒。

　　“千万别泄气。这一次毕竟是‘初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劝慰他。

　　他点着头，问我：“你怎么样？有收获吗？”

　　“你就甭关心我了。我不就是个活相公嘛！”

　　又过了两天，我记得是大年初八的晚上，夏方和鼓六也前后脚地回到了学校，我们就在宿舍里欢歌笑语地畅叙了一夜，鼓六带来的一只烧鸡被蚕食干净，葡萄美酒饮尽，三人都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在“好高兴，好高兴”的胡话里走进了梦境。

　　一觉醒来，发现一切又都复返了原位。我恍恍惚惚地从暖气片上取下鞋垫，飞速穿戴停当，夏方和鼓六也心领神会地收拾了几本讲义，大家一同奔向教学楼，补考的大决战就在眼前。

　　不久，各自进了各自的考试，把所有的聪明智慧涂抹到各自的考卷上，之后，从考场上下来，才又都有了放假的感觉。然而，已经开学了。宿舍楼开始热闹了起来，三五个牌友邀我去“交流交流感情”，我只报以淡淡一笑回绝了。夏方终日与那个叫作晓梅的女生泡作一团，鼓六也跑来跑去地拉着他的那个杂牌乐队联系些舞厅去演出。读大学的日子剩的不多了，我觉得该过得有意义些才好。我早晨起得特别早，借了饭盒及钱粮票去学生餐厅吃早餐，我端着饭盒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有了一种上等人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在我身上并不少见，不是平凡中的伟大，就是伟大中的平凡。可是随着人流向教室走的时候，又觉得实在没劲，因为在我看来上课毕竟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绕了个弯又回到宿舍去睡觉。

　　躺在床上，很无聊，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应该去找林芳琪。那毕竟是我四年前不经意丢掉的一个世界，寻找回来的世界能够难道还不算最有意义的事情吗？我想着想着就在心里草拟了一个计划，为了符合青年人的心里，我称之为“叶丽亚行动计划”。它象征着纯洁、高尚、执著等等。

　　果然，隔壁宿舍里一个和我很好的同学把他的单车钥匙给了我：“你骑我的车去找吧，如果真能找回来，我就请你喝酒。”好像我是要去帮他找回什么东西似的。不过我还是很感动。

　　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从里到外都是焕然一新地开始了工作。一个星期以后，那辆单车的前轴都跑断了，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可我认定这一个学期我非找到她不可。那个同学很欣赏我的作法，对我说：“我这就去修车，修好了就给你。”只一天，他又把钥匙给我送来了。

　　“有这事儿？”夏方斜着眼睛看我，“你不是给我编故事办事吧？”

　　“我是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了，不过夕阳无限好，晚霞更美丽！”

　　“那你就快去找吧！真有这事儿的话，我就……以后再说吧！”他还是将信将疑。

　　夏方不肯相信的事大都是崇高的事，我又自觉身躯伟岸挺拔起来，迈着大步出了宿舍楼，蹬上班车飞也似地驶出校门。

　　有一天，很偶然，我在一条街边的一所中学校门旁发现了一排简易房，装修得很朴素或者干脆说根本就没装修，只在门窗玻璃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彩条胶纸，拼成了“大康公司”的字样。我犹疑了一下还是下了车，抱着“绝不放过一个”的想法推门进去，打听那里有没有叫林芳琪的职员。一个头发油光光的中年胖男人站起来问我是公事还是私事。“私事。”我回答。“她现在被掉到北太平庄的那个经营部去了。你去过吗？”我赶忙摇头。他递过一张名片来：“这上面有地址和她的电话。”我接过来笑着看，没想到方琪居然也有了名片，想起昔日她娇小的身影，我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回学校的路上每遇有公用电话厅我就跳下车来，拨通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可听筒里总是一片盲音。我只好先回学校吃午饭，吃得不多，觉得不饿，躺在床上想睡个午觉，可怎么也睡不着。后来迷迷糊糊地接二连三做起梦来，连续剧一样的情节，像琼瑶写的连续剧，很长。到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天色已经暗下去了。我匆匆下楼又拨了一回电话，没通，然后再跑上来逐个地回味那些梦，然后又一遍又一遍地设计明天。我觉得自己还是不成熟，像个中学生，很可笑。可想来想去又觉得成熟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还不是无事可做么？倒不如幼稚一回。我很怕自己这几年生活习性一下子会暴露给芳琪，最重要的莫过于尽快地重新设计一个自我。我便找来一本琼瑶的小说，一读读到半夜，直到好多场面都在我脑子里记下了。

　　第二天，第一个电话没打通，我就旋风似的骑车去了北太平庄。世界很小，而北太平庄却很大。在那条街上挨家挨户地问了四个小时，那个公司的影子都没找到我有点懊丧，并开始对这座城市持怀疑态度，不知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我茫然地回到学校，到了下午才又去拨那个电话号码，而完全出乎意料，电话通了。“喂，您好，您找谁？”我差点喊出来因为我听到的声音正是芳琪的。“请找林芳琪。”我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我就是。您是哪一位？”我半天没有答话，是啊，我是哪一位呢？“我是一位故人，叫于健。”“你瞎说。”“我没瞎说，我真的就是于健。”她也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才声音异样地问：“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她像是有些激动，我将整个过程尽量往前追溯，然后添有加醋地介绍了一遍：“我想去找你，可那个经营部到底在哪儿？”“在师大里面，我现在正在上班，六点才能下班，你今晚六点在师大门口等我行吗？”“行。我一定等。”

　　“找到啦！找到啦！”我狂喊着奔出电话间，很像那个刚出浴缸的阿基米德。

　　四十分钟过去了，很漫长。街灯开始亮起来，汽车灯一串一串的雪亮，整条街像是一条明晃晃的河。现在的她该是什么样子呢？四年前的音容笑貌开始在我脑际里浮现。不知是否还戴着那副可爱的小眼镜，那其实是她最迷人的一件饰物，把她的目光以及所思所想遮掩得极朦胧而且神秘；也不知那朵小嘴是否也涂上了俗气的口红，或者那条漂亮的发辫是否已被烫得披头盖脑了。不过我只希望出来是芳琪就好，还是依旧的神彩就更好：红艳艳的羽绒服红纱巾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像跳动的火。那时我肯定挥着手臂闪躲在车河里，直奔到彼岸她的面前，像名歌金曲里的那个歌星，然后我们久久凝视，二话没说，热烈地拥抱继而大量地接吻……

　　我站在自己的想象里，如一株岸边的柳。

　　她终于出来的时候，我停止了思想，向她跑过去，汽车已给我让出一条路来。她的服饰我没留意，只是她脸上的笑我看得很清楚，她笑得很亲近而且平缓，就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也对她笑，发自内心。

　　“你家门上有一张大红喜字，我以为你早被嫁出去了。”我和她并肩走在街上，这一次我们走得很远，谈得也很多，四年来的细枝末节一股脑地向外涌，讲一段往事就讲一句“真没想到，又见面了。”也不知讲了多少遍。

　　“你为什么要对我妈说那种话呢？”坐在饭馆里，她问我。我自然知道这是一道必答题，早有准备地引经据典掰开揉碎地将给她听：我母亲发现了我在恋爱，三番五次地威胁我，我也想先放弃一段时间，以免影响高考，几次找你谈，你又特别冷淡，你妈逼问又急，我一气之下就胡说了一遍。可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求你妈别把这事告诉你，等以后我再向你解释。她答应说只要我们不再通信，不再见面，她可以不告诉你。后来就没见面，没通信，可她还是骂了你……“我并不是想开脱责任，全是我的错”……其实，我还是在开脱罪责，总之，这事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她的错，全是我妈和她妈的错。我讲话的时候没抬头，可我知道她在看着我。

　　这一晚的时间很难留。我们谈了如此之多的话语中也夹带了三两句情话，我后来时常挑出来回味并创造性地想象一番。我又想：我值了。反正以后的时间都是我们的。我又想：不管以后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我都值了。

　　但我很快发现这时间和空间都已不是我们的了。芳琪的观念变了许多，对有些事情看得很重。而我对无论什么事都看得很重，又都看得很轻。比如：若有人看重金钱，那自然是我嘴里的“资产阶级拜金主义”，还值得我一驳吗？若又有人看重学问，我就会正告他：一切问题的实质其实是经济问题，这年头穷秀才还少吗？我不知道芳琪是否与我同属一个思路，只是谈话一多，我便感觉到芳琪看重的好像是钱。我自然很不屑，但又不好伤她，只好忍气吞声地顺着她应和，内心却很烦恼。

　　鼓六承包了一家舞厅，几次唤我过去玩，我因为近来心事重，懒得活动，一直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