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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 作者:杨梅头巾
  • 作品类型:散文
  • 作品驻站:2007-12-12
  • 作品状态: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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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我拉拉这人的手,拉拉那人的手,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湿了我的一只衣袖。

追忆似水年华


  每人都有一段似水年华,所以我不怕文章与别人重名,也不管别人是否会说没有创意。

  十五年前,我正在大学读书,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个肉体凡胎的凡夫俗子,唯一不同的是,我的作息时间有些不同,那时天一黑我就异常的清醒,清醒到晚上睡不着觉,寝室熄灯后,我点着蜡烛对着毛笔字贴练硬笔书法,搞得室友对我意见大增,我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顾,以我被他们尊为寝室大哥的身份享受特权。当然不久后,就是磨牙声、鼾声和梦呓。事后,想想真不人道,那个年纪的男生在夜里总会有私活要做,尤其是没找到女朋友或者是找到女朋友又太保守的男生。我想很多夜晚,我的室友都是含恨睡去。有时,练得手酸后,就躺在属于自己的上床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月亮。那时年轻,不知道腰酸背痛是什么滋味,现在倒好,天天都在煎熬其中。

  我睡不着觉并不是我失眠,我只是睡倒了。因为高考的缘故,我把白天和黑夜给弄反了,这毛病一直到现今也没完全改正。有时,去公厕会偶尔看到“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字语写在黄纸上,那表明谁家的孩子晚上不睡直把家长折磨得半死不活,但我不知为什么要贴在厕所的墙上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我倒好,长大后变成“夜哭郎”了。大学那几年,我几乎不出早操,尽管我所读的学校是一个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早操点名时,总有无数的男生女生会主动出来替我蒙混过去。

  学校建在一座小山包上,不知当初如何选的址,风水甚是不佳。爬上山进了学校大门仍然还是爬山,我们在足球场上踢足球,一个大脚的后果就是到山脚拣球,所以大家都会小心翼翼地踢球,让人身心疲惫,痛不欲生。一次忍无可忍到隔壁学校踢球,不料却掉进了埋伏在草丛中的大坑。我们的宿舍旁是开水房和澡堂,澡堂设计是敞开式的,与监狱有些相似,人多龙头少,你在外头排队进去了,在里头还得排队,结果是等的也难受,洗的也难受,仿佛不是肉体的洗礼而是精神上惩罚。在接受这种惩罚两次后,赌气再也不去,寒冬腊月也在洗漱间冲冷水,好处倒也不少,每次都可节省2元改善伙食,也增强了体质,让我不惧严寒,以至于工作后单位有免费的热水澡可洗我也不洗,一次在公共水龙头上冲冷水,正是酣畅淋漓时,一同事走过来对我说你有病啊!

  学校后山是以前的乱葬岗,有高年级的同学说那儿经常闹鬼,那里稀疏种有几株松柏,阴森但月光很好,后来我谈恋爱时到过几次,没遇到鬼,只遇到了一些不怕鬼的痴男怨女。

  十五年前,正是我读大二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死了,它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昨天,刚理了发,妻说我年轻了许多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就让我回忆起大学的时光来。人老了,所以容易回忆。不过我的回忆是妻引发出来的,不知是真老还是假老。

  对了,刚才所说的学校后山的小山坡,每次到那我都能想起苏东坡的一首词来,就是其中有“十年生死两茫茫 ”的那首,当时的心情也无法收拾,也就无法推敲那时是假老还是真老,不过我可以肯定,那时动的情都是真感情,就算一时冲动也罢,万般无奈也罢,它们是曾经存在而又真真实实的。后来,我写过一首题为《无字》的小诗,也不知自己要表达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想表达,有几句是这样写的:孩子们尽情地奔跑,纸鸢从手中飞出去,它在地上,我在天地。是的,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充满悲伤,有时候我们的心情被风刮上了天,它不肯也无法落地。

  “青春让人满身伤痕”。这样的话是有些俗,或是很矫情,可这算得了什么,不管是情伤还是哀伤,只要好好活着,就比什么都强。我是学法律的,所以对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这句话有更深刻的体会,或许你想知道这话是谁说的,我听着也耳熟,若实在想不出来,没关系,当我说的吧!

  那时学生实习真的是很正规,整整一个学期,全都下放到地州的政法部门去,说“下放”是客气的,说“流放”也不错,在实习中我参加过抗洪抢险,半夜追查逃犯,还用了三天时间参加当地的修堤筑坝,真是苦不堪言。现在想想,下放也好,流放也好,那段时光真是美好,若有可能,我祈求上天再流放我一年半载的。当年我在滇东北一个小县的预审科实习,3男3女,我和其中一名女生走得特近,那年的雨特别的多,我们经常会共撑一把伞到附近的小酒馆要上一碟花生米,再拿上一瓶包谷酒。我们从不就地解决而是带回宿舍慢慢猜拳,小女生猜拳的水平和我半斤八两,一次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名男生掺和进入,结果喝高了,他坐在地上,双手食指在半空划一个碗形,高声说再来一大碗,颇有李太白的风范,可惜话音刚落,他就仆伏在地,鼾声震耳欲聋。小女生和我的关系到此为止,说得难听点就是酒肉朋友的关系,好听一点那是纯洁的同学情谊。那时,我们都有一颗纯洁的心,不染一丝尘埃。工作后,她新婚旅行到我居住的城市,在我的住处我说妹子,你的头发太乱了,让哥给你打理一下。她就搬把椅子坐在我面前,于是我慢条斯理地往头发上喷了些水,认真修理起来。当场让前来为她接风的同班好友一个个目呆口瞪,她丈夫的受惊程度自不在言下,不知事后她作何解释。

  另一个不会喝酒的女生和我关系也不错,人长得娇小玲珑,做起事来却极有主见,整个就是驴脾气。参加抗洪的那个夜晚本来没她什么事,集中的都是武警、公安的年青战士,清一色的男性,可她偏要参加,指挥官让她下车她坚决不下,那夜她是唯一在暴雨中缩放的鲜花。汽车启动后,身旁的一小战士从怀里掏出一块月饼,自己辦一小块后递给我,说兄弟吃吧。我什么话都说不出,也辦下一小块后再递给我身旁的女生,月饼放在嘴里还没来得及尝尝味道就随着雨水一起咽下去了。那时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心里尽想着自己不会游泳的问题。女生这时扯了扯我的衣袖,说哥,待会到了目的地,要是我们走散了,我就大声喊哥,你可得等我。我说行,哥一定找着你。直到今天,有时外头的雨下得大了,我就想起她的这句话。老天有眼,在次日午后天终于放晴了,浑身湿漉漉的我却感到十一月的太阳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迷人。我完全忘记了昨天晚上军用卡车在驶出县城十几里时,忽然打滑,在大雨瓢泊中绕了几七八个弯的艰险场面,当时一个想法萦绕心头,想着做烈士不远了,待车又行成直线返回住处后,心才落了下去。返回住处后,我一口气睡了30多个小时,创下距今为止自己最长的睡眠记录。

  实习的四个月里,我办了几件当地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把公安部督办的案件交给一名实习生办,那是一件蹊跷的事。当时,我的指导教师是预审科的科长,一名善良而又精明的老头儿,成天装一身卡叽蓝布中山装。不知是他对我能力的绝对信任还是帐中无大将的迫于无奈,那时他的门牙掉了两颗,讲话老是漏风,一句话得重复多遍,对方才能听懂,遇到外省人时那情形就更加难堪了,双方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于是,我就挂着他的名审了许多大案,经过我手的案件中的被告人最后被判处死刑的有7、8人之多,那时案件不多,以此计算平均每两件我办理的案件就有1人被执行枪决,我也算得上是个“杀手级”的人物了。

  这些年来,当年审的那些案件还时不时跳出脑海来,让我无端感慨一番。当年审理的一桩故意杀人案,夫妻两人合谋把奸夫灌醉后,男的用锄头一下就把奸夫杀了,然后分尸弃于住处四周的田野,在当地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在对男的审讯时,他说希望把他关在附近的劳改农场,以后方便孩子来探视。他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大的当时还没上小学。我笑着对他说,现在的关键是交待问题争取从宽,至于以后上哪以后再说。其实对这样的恶性案件,我是有底的,他活不长了。或许是看到我的笑容,他受了鼓励,他接着又提了一个要求,说他在家里的蚊帐竿里藏了几百块钱,是他这几年辛辛苦苦卖菜挣来的,希望我把它取出来交给孩子,但千万不要让他的亲戚知道。他说他们都很贪婪,要知道有这一笔钱,小孩一分都拿不到。我没有答应他这个所谓小小的要求,我对他说好了,接着交待你的犯罪事实。事后,我把这个情况向科长反映了,小老头说先摆着,先摆着。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直到今天,我仍不知这笔钱的下落,不知最终是否到了孩子的手中,还是作为赔偿金到了被害人家属的手中,或许它们还静静地躺在竹心里。不过可以肯定那俩孩子,现在他们都20出头了。想起他们的那当年无知无畏的父亲,早已化作一把黄土。


  柳云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歌声曾经让我深恶痛绝,在我听来犹如鬼哭狼嚎、夜半鸡叫。可有什么办法,他突然间喜欢上歌唱,是看中高考考艺术类可以少许多分的缘故,或是他由心而发真的喜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时他的成绩真的很差,尽管他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很用功的人。他和我站在一起至少比我长十岁的样子,就算放在现在,我仍比那时的他年轻许多。当然,那时和他相比我还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好生和差生在一起难免相互影响,我现在打麻将的水平还算不差,就是有他的功劳。他的一家都喜欢玩麻将,他母亲技艺超群,打牌让人眼花缭乱,一次我在一旁观战,再烂的牌她都能说糊就糊,犹如神鬼附体。后来我学会了,就一起参战,点炮的罚喝半杯凉水,我喝得最多,直到胀得浑身难受才推牌不玩。

  后来,不知怎的,柳云的歌越唱越好,他到我家楼下找我时,都不用喊名,高唱一声我就下楼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的小城一夜间流行街头卡拉OK,夜幕降临时,商户随便在街边占块空地,摆放好设备,想唱歌的人就可照单点歌,一元钱唱一曲。华灯初上时,小城的主要干道边上都十分的热闹。柳云就会邀我一起去唱,只要他往那十四寸的电视机前一站,俨然就是一派小镇歌星的气派,别人都不敢与他争,他的歌声就在夜色中穿梭,回荡在大街小巷。那些旦凡有歌唱比赛他都参加,家里堆满了台灯、水壶、床单等各式各样的奖品和大小不一的奖杯。新旧世纪交替时,我出差路过山东泰安,那儿居然也有街边卡拉OK,让人恍惚时光倒流,于是,就勾起那段一起走过的岁月。

  记忆就像一本被风掀动的书,翻到哪就想到哪。因此,回忆有时是混乱的。那年高考我同样也落榜了,我那时的成绩排在年级前20,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读高二时,我身高不过一米六,高三时忽地窜高了,一下子长了十多厘米,人长开了也就有那么一丁儿帅了。班上的一个女生老在上课时和我的同座换位,上课时不停地朝我讲话,一股股热气直往脸上扑。没有办法了,只好选择了逃课,我和柳云常去一个叫桥头的地方打桌球,二毛五一局,我们不在意输赢,所以故意打得很慢,以消磨时光,老板远远的坐着,不吭一声。

  高考落榜后,对我来说并未产生强烈的刺激,我还算一个想得开的人。那时,我的愿望就是有钱了买一辆三轮车,在车上置盆炉火去卖烧饵块。于是我就想去挣钱,我和柳云在食品加工厂找到一份活,老板说试用一天,干得不错就继续干。我们的活是摘掉一种细小的辣椒上的把儿。为防止辣椒变质,辣椒都事先用酒浸泡了一阵子,那天,我们从早摘到晚,中午晚饭都没吃,我一共摘了35斤,老板对我们的效率大为赞赏,决定让我们今后在他那儿做活。夜里,我的手指一根就肿了起来,火烧火燎,一根根像腊肠般圆润透亮,涂什么药都没用,一阵阵的,犹如万箭齐发全射在十根长长短短的指心上。最后,我的双手在冷水里冻了一夜,坚持半小时换一次水。第二天,我当然没有再去干活,一大早我去跟柳云说我去不了啦,他说他也去不了啦。不过还好,钱已经拿到手了,他得7元我得8元,谁叫我比他摘得多,所以我的手比他多痛了2天。可不幸的是,那几天爸爸替我找的另一个活也跟着泡汤了,不然的话,我可以每天7点到一家叫“红旗米线店”的地方买票,一天上14小时的班,日薪3元,不过可以在那吃三餐。这事让我懊恼了很久,当时一心就想挣钱买三轮车。以后吃到这种该死的辣椒,我也会有一种钻心痛的感觉。我挣到的那8元钱,后来母亲卖了毛线给我织了一件毛衣,刚好是那种辣椒的颜色,到现在那件毛衣早不穿了,但一直舍不得扔,我怕记忆会因此断了一截。

  说起三轮车的事来,直到目前为止,我也仅仅骑过一次。那时小城内车辆稀少,三轮车也少,有一辆三轮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拽的事。柳云家当然也没有,但他的邻居却有,于是他家的柴火都是由柳云借了邻居家的车,去城东的木具厂拉木渣和锯沬回来烧。一次,柳云喊上我,我就坐在车兜里。路上他对我说骑三轮车可比单车简单得多。我就说那让我试试。他就下来让我上去,果然是简单,脚一蹬车就走了。只是在一个转弯处,手中的龙头不听话了,车就朝着一辆迎面驶来的公共汽车冲去。柳云吓坏了,他跳下车想拉却拉不住,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穿过街道。这时汽车停住了,三轮车沿着车头上了人行道,在一颗叶冠茂密的梧桐下,我把车头别在树干上,好歹把车给弄停了。开车的师傅探出头来笑笑,开车走了。柳云过来问我怎么不踩刹车,我说忘了,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要踩刹车了。那事儿要放在今儿,开车的师傅对你一通污言秽语也就罢了,跳下车来一通穷追猛打也大有可能,你肯定把他也给吓坏了。所以,想想那时人的素质还真高。

  后来,我再也不骑三轮车了,因为我学会骑自行车了。那时我和隔壁班上几个男生处得特好,一个姓周两个姓马,他们在假期动员我一起学骑自行车。我们把车推在坡上,两人扶住,一个跨上去,一声“好咧!”手一放,车就出去了,顺着坡路一直向前,最后在一块平地上停稳了。一次我又忘记了踩刹车,人就到墙上去了。不久,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方便我上学。可“永久”没能永久多久,就被偷了。

  回过来说罢,让我痛下决心头悬梁锥刺骨的不是我的父母,是我初中姓郝的语文老师。郝老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我,不问青红皂白地告诉了我一通人生哲理,他语重心长地说上大学不是每个人唯一的出路,条条大道通罗马。临下车,他又对我说你学习成绩不好也不能够勉强,有的人怎么用功都是在做无用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当时,我就蒙了,郝老师对我盖棺论定了,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记得我初中一直都是班长,成绩不能说差啊。当然,第二年我考上了,尽管学校不是太好,可专业还不错。发榜时,我姐专程从省城赶回,对我说兄弟再考一年,考个更好的学校。我母亲当时就发火了,你还让他考,你不想想当时你是怎考的,都晕倒在教室里让同学送医院了,再说你弟弟他现在晚上都不睡觉了,整个就是只猫头鹰,再考还不知变什么了。


  因为复读了一年,同寝室的室友都先入为主地认为我是年龄最大的,于是排位时,我是寝室老大。不是我不老实,他们谁都没问我的年龄,他们问的是月份,既来之则安之吧。在毕业前夕,我们填写志愿表,他们终于发现这个秘密了。他们怒气冲冲地抽掉我一包两头点火的“春城烟”,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再过两个月我们就各奔东西了,再排位已多此一举,于是我继续做大。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这其中谁是真正的老大,只知道他们都比我大,因为我上学比他们小。

  那时,柳云不在这个人世已经一年有余,我手上仅有他从前写给我的几封信。其中一封尽是些套话,是一些让我努力学习吃饱睡好的话。另一封则是告诉我高中的一名姓江的同学在本地中专学习时,身中十七刀当场身亡,原因就是和同寝室的男生吵了几句。还有一封则是我们初中一起玩得挺好的赵姓男生,在矿山上打工,在指挥倒车时结果被车碾了,当时没死,两天后死在医院了。这些我不感兴趣,粗粗扫过一遍后就扔抽屉了。多年后,我在清理信件时翻出来重读,才发现他在其中还有许多感慨世事无常的话,难道真是命中注定,一语成谶。

  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认识一个外校的女孩,是那个学校的校花级人物,女孩是一所部队医院院长的千金,事事对我迁就,唯一的要求就是毕业后希望一起到边境小镇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脑筋出了问题,别人都选择留在大城市的时候,她偏要特立独行去一个和我们不沾边的地方,那真是边疆的边疆!她说到那儿什么岗位都任我挑,可我一直担心那儿太热。假期回家后,我把这想法给母亲一说,果然遭到了反对,不是太热的问题,而是太远的问题,那儿距我的故乡得有三天的行程。要知道那时交通是多么的不便利。我和女孩的故事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后来我们因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小破事吵翻了。不过这事我没什么可后悔的,现今她当初要去的那个地方十年如一日,民风古朴,经济缓慢,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它们理应不属于我。就像一个正常的生活始终不属于柳云一样,他获奖再多,歌声再多么的美妙似百灵、似夜莺,始终没有一所学校肯录用他,没有一所单位肯接纳他,他在视力出了问题的同时,心脏也出了问题。

  一段日子里,柳云在当地的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卖夜宵,生意红火,有雅兴时他偶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会高歌一曲,那次他为我接风,清唱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摊位四周围满了人,直唱得曲高水长,荡气回肠,每到一个高音部就有人用劲鼓掌,最后齐声叫好。他说兄弟这是向你汇报演出呢,再给你来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怎么样。歌声未起,一旁的老太太大喊一声,还让不让做生意呢,这事才告一段落。


  我刚才说了,记忆是会出问题的,被尘封久了的记忆会像屋檐下的蜘网,在风雨的侵蚀下断了许多线索,当然没断的都是牢固的,所以刻骨铭心,一旦复苏,就是春天的野草夏天的山花连绵不绝。

  我们那有座山叫阴山,城市依山而建,别有情趣。高考后我和柳云从山的侧面一口气爬上顶峰,风大吹得人瑟瑟发抖,越过耳旁的全是树木和野草发出的呜咽。他说兄弟哥看来读大学是没指望了,你还行。我说我也不行。他说你读书不错,怎么不行?我说我想摆摊做小生意赚钱。他就长长叹了一声接着说读书多好,要我就读。第一年我们都没考取,书我们是接着读了。我的性子优柔寡断,虽然当时我不是太想复读,可还是尊重了父母的意见,读就读呗。当时也没想到会考上,在遇到我中学的郝老师后,这样想法才变了,当时心里堵着一口气。填写志愿时,想当一名警察,填的大都是政法口的专业,没想到后来给考取了。

  生活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完整的还是支离破碎的,有时候你正专心致致做一件事,突然被打断了,事后你又继续把它做完,这还叫一件完整的事嘛?或许它的过程已经碎了,只是我们不留神吧,或许过程就是由许多不完整的片段组合而成,所以我现在所说的事都是片断,一些与青春有关联,与自己和他人有关联的片断,它们在我的大脑里生根发芽又长出了许多不曾料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塞满了我过往青春。

  那时,我们会一大早就疯狂地骑着单车从城的北面向南面赶去,因为我们补习的学校在城南,每天早上都是把时间扣得紧紧的。

  那夜我喝醉了,朋友把我送回家后,用土办法让我在土板上睡了一夜,以后落得个酒后怕冷的毛病。

  他死于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桃花就要盛开,在一个缤纷的季节里,我们生死两隔。那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参加了学校的“重走红军长征路”活动,每天近四十公里的山路,一天天累得我东倒西歪。回来对着宿舍里用胶布贴在墙上的镜子一照,整个一块煤渣!次年春节再回到家乡,这时他离开这个世间已近一年的时间。

  就在我喝醉的那夜,我的一帮朋友中有一男的,他女朋友是一护士,她当时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一男的好像是你的高中同学,在我们医院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一天清早,那男的在洗漱间里唱歌,唱得动听极了,病房的人都静静的听着,这时段就快查房了,大伙也都习惯了他每天清晨的演唱,一个个都是他的听众。我们听到他从洗漱间里出来,“咣”的一声,歌声断了。抢救的医生赶来人已经不行了。说罢她又补充了一句:这样的病人我头次遇到,不过他那病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家里要有能力的话,到上海做个心脏搭桥手术即可…


  是的,事后想想他要活下来,是只需要做个手术,在他的心脏那儿放进一根金属的管子就行。可是,现在搭在我们中间的是十余年的时光,是一道回不去的隧道。他回不来,我也回不去。

  又隔了两年,我约了周姓同学去看他的母亲,买了大包小包的食品。敲了半天的门把隔壁的敲出来了,那人冷冰冰地说:一大早人就出去了。我们托他转交,他犹豫了一会同意了。于是我们离开了那栋阴暗的小楼。

  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去过。

  毕业时,因为接收单位的原因,我最后一个离开。每天在不同的时段,看着校车一车车把同学拉走,他们在车窗里挥手,我在车外不知说些什么为好。其中一次走的人最多,我们一个班就走了二十多人,我拉拉这人的手,拉拉那人的手,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湿了我的一只衣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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