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高招生

　　“唉——”这是汽修（8）班班主任杨文华走进办公室后不到五分钟发出的第三声长叹。

　　“怎么啦？杨老师。”对桌的吴玉珍老师终于忍不住从一大堆作业本中抬起头来。

　　“唉，又走了两个。”杨老师晃动着那颗花白的脑袋悲悲切切地说。

　　吴玉珍明白这付悲切得有些夸张的表情绝不是在作秀。他原在的柳庄职业中学是全市唯一的一所农村职业中学，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但终因生源枯竭而被迫解散。想想也是，中国的农村还很穷，中国的农民还很穷，他们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可怜钱供孩子上学目的就是要孩子跳出农门，摆脱贫穷。上了两年职中仍回到农村，这学费岂不花得冤枉？虽说 “科技兴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早已是妇孺皆知，但那理解的程度还仅仅停留在标语口号的层面上。农民自有农民的价值观，他们习惯用农耕的思维方式——春播秋收，来考量孩子的前程。

　　时过五年，每每忆起那一幕，杨文华仍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恐惧——

　　空荡荡的校园、被白纸黑字的封条锁住了的教室、一张张写满了失意和疲惫的脸、一双双被焦虑熬红了的眼。 民办和代教自然是回家没商量，而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办教师则每天捧着一大堆的证书、奖状、论文等一切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书面材料，诚惶诚恐地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等候分流。那场景不由得令人想起古罗马的奴隶市场，待售的奴隶极尽表现自己结实的肌肉、发达的四肢以求个好买主。什么斯文、什么尊严都被残酷的现实撕扯得精光——

　　今天，当他从只剩下九个学生的教室里走出来时，他仿佛又闻到了五年前柳庄职中那残酷的气味。

　　“ 唉——。”受到感染的吴玉珍老师也长叹了一口气。她所带的计算机（6）班也在大幅度地缩水。由入学时的34人缩到现在的21人，据她所知，这些流失的学生大都到了一些计算机短训班，在校的学生也都蠢蠢欲动，下个学期人数还会减少。

　　一直在专心致志地修眉毛的王蓉被两位老教师的长吁短叹弄得有些心烦了，走过来说：“您俩位真是杞人忧天，学生少了不是更轻松吗。起码少批几本作业少写几份鉴定吧”。

　　杨老师黑着脸喝道：“胡说八道！”

　　她哪知道杨文华的痛处？吴玉珍转过身扬起手里的作业本拍打着王蓉：“少心没肺！没学生了咱们干什么去？”说着向后努了努嘴。

　　王蓉立刻会意，乖巧地端过杨老师的杯子续上水：“杨老师，我们这叫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全都是精华。就您刚于说的那个刘春龙，那次考政治竟然说忘了带笔，我给了他支笔，你猜他怎么着——写了个名字就交了卷。这号学生，他想留咱还不要呢”。

　　吴老师说：“可不是吗，期中考试语文才得了18分。牛不喝水强按头，咱有什么办法”。

　　“也别这么说。”。杨老师显得有些激动：“这孩子只是不想学文化课，专业课学得还不错，这次专业技能测试他的成绩是全班最好的，是不是，张健？”

　　正在全神贯注地玩手机游戏的张健对他们的谈话本是不屑一顾的，听到杨老师问他便调侃道：“有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有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有校长的正确领导，杨老师，您操的哪门子心啊”。

　　杨老师被噎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憋红了脸骂了句：“你个刺头”。

　　分到职业学校的张健一直有种怀才不遇、明珠暗投的愤然。当年，他以全市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时是何等的荣耀啊。一时间他报上有名、电视有影成了明星人物。市长接见，局长慰问。他们全家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老实巴交的父母反复叮咛他：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回来建设家乡，报答领导的关怀。 大学毕业时，他怀着“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心无旁骛地回到这座生他养他的小城， 原以为会有一番刘邦式衣锦还乡的隆重，但万万没想到，这位昔日的 “状元郎”竟象垃圾一样被踢来踢去，整整半年，竟没有单位接受。好像一颗流星，划过一道耀眼的光芒后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一气之下，他将户口本和派遣证揣在口袋里上了北京。两年的“漂京”生活，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家乡，凭这张名牌大学的毕业证别人或许还能把你当盘菜，但在北京，凡是“漂京”的哪个文凭不比你的硬？硕士、博士一大把一大把的，更别说还有许多洋“派司”。再说，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环境和激烈竞争的生存状态也让他感到了厌倦。 于是，他又回来了。他时常嘲笑自己像鲁迅笔下的那只苍蝇“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地。”

　　刚分来时他带两个班的物理课。可他从来不备课，连教参也不要，抓起课本就上了讲台。深入浅出，举实例打比方，把一堂枯燥的物理课讲得形象生动，深受学生好评。他时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评点历史，臧否巨人，针砭时弊，一付要给国家社会开药方的气魄。把这帮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大有只知有秦“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势。 对于他的僭越学校领导觉得他是精力过剩，便把外聘的专业课老师辞了，让他又接了两个班的专业课 ，明知是学校领导对他的惩罚但他仍不思悔改，课堂上照样慷慨激昂，教案照样不写。因为他的思路活，教法新，每次上级要来听教改课都非他莫属，领导们也只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课压不住他，他的精力仍然过剩。一个朋友想开个网吧又苦于不懂电脑，便拉他技术入股，每天一有空他就去网吧转转， 有时处理一些“网管”们处理不了的技术问题。老板是行家，“网管”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生意很快就步入了正轨。朋友干脆就把网吧交给他打理了。每个月网吧的收入要比工资高得多。 因为有了退路便自恃是位金钢，谁也不入他的法眼，整天冷嘲热讽拿谁都开涮，“ 刺头”成了他的注册商标……

　　对张健的玩世不恭吴老师早已习惯了。他的话倒是提醒了她：“哎，今天第五节课后开会——什么重要的会啊，要提前一节课？"

　　杨文华说是教育局的一个什么主任，这个学期安排在咱这蹲点，学期都快结束了总得同大伙见个面吧，所以今天过来点个卯。

　　“我第六节有课！”王蓉乐得刚喊了一嗓子，就被张健喝了回去：“你发晕啊！咱们学校从来只有因为开会而耽误课的哪有因为上课而耽误开会的！我看你这两年是白混了”。

　　王蓉一把拧住了他的耳朵，张健呲牙咧嘴表演似的喊道：“哎呀，你想谋杀亲夫呀”。

　　杨老师皱着眉头别过脸去嘟囔着：“不象话”。

　　在一旁看着的吴老师嘴角泛出涩涩的笑。学校里有一种说法，说全校男老师的耳朵成了王蓉的专利，据说除了传达室的老赵头外就剩下杨文华的耳朵没被王蓉拧过了。无疑，这种说法带着些酸意。他们学校是1986年建立的。教师几乎清一色是86年至89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1990年后，随着“普高热”的急剧升温职业学校真正成了一块“鸡肋”——没路子的进不来，有路子的不愿来。这么多年来学校的人事一直处于一种固态。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位青春靓丽，活力四射的年轻女孩，如一湖死水漾起了微澜，在这群中年和准中年男人中自然就格外受宠。她的疯张她的娇嗔甚至于她的无理都被包容了。而这被包容又恰恰是以青春做底的，这对从循规蹈矩中走过青春的吴玉珍们来说心里多少会升腾起一股鄙夷与羡慕的混合情绪来。

　　“你们这一对宝贝还在折腾呢，不知道开会呀。”校长刘海鑫听到办公室的吵闹声伸进头来说。不愧是当校长的，亲切的话语中也能让你读出威严来。

　　张健这才从抽屉里翻找出笔记本来，同时又迅速地更换了一块手机电池，吴玉珍也往包里塞了一本教育杂志……

　　虽然还是六月初，拥挤的会议室里已经感到了酷夏的炎热。尽管门窗大开，仍难以驱散这百十号人体内蒸腾出的热量，许多人不停地用笔记本或杂志“扑嗒、扑嗒”地扇风。使得校长介绍完身边那位红光满面的局工会办公室主任时台下稀疏的掌声都被淹没了。主任只得尴尬地落坐，清了清嗓子俨然一付领导的口吻说：“本该早点来看望大家的，实在是因为工作太忙，今天啊，我同刘校长说，无论如何要抽出一点空来。这个职业教育啊，是教育的一大块是很重要的，以前啊，我对职业教育不太了解”。

　　“不了解你蹲个屁点呀。”张健喋了一句凉话。

　　“通过这几天对职业教育的了解，我对职业教育有了一定的认识，觉得我们以前对职业教育的确是不够重视。”

　　“哼，几天？”张健从鼻腔里冒出一串凉气。

　　说到这，他拿出了讲稿。再开口就完全是作报告的腔调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在经历了从1999年到2001年的严重滑坡后，于2002年开始逐步回升，且增长幅度不小。为什么会回升呢，我们认为，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技能型人才的严重短缺，迫使社会、政府、家长、学生开始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价值。”

　　“‘春风不度玉门关’啊，如此大好形势，怎么我们就体会不到呢？” 张健声音高了些，以致主任打了个噔，寻声而望。

　　“做职业教育文章要抓两个规律。：：针对职业中学学生水平整体偏低，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展开”成功教育“，老师只找学生的优点，并给予肯定和物质奖励——。”

　　“哼，成功？一盆玉米面还能蒸出白馍来？” 张健又喋一句。

　　主任在上面激情澎湃地说，张健在下面认真细致地搞批注，使得早已有些默然也有些漠然的人们开始兴奋起来，也议论着、调侃着。台上念讲稿的主任不得不憋足了劲将音量提到最高：“成功教育学是家长放心，学生安心，加强了三者之间的亲和力。以人为本的治校方略是：爱生如已、教生如子、待生如子”……

　　“教生如子？我儿子上学我可没费过这么大的劲。”杨文华低声说。这可是真的。儿子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那时他在农村教书，儿子一个人在城里上学，条件非常艰苦，儿子第一年就考上了西安交大。但他非清华不上，复习一年后如愿以偿。

　　“谁能同你的儿子比哟，那么争气”。吴玉珍的儿子今年中考，她正心焦着呢。

　　“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既有一门过硬的实用技术，同时又熟悉英语、电脑等知道，专业对口，面向基层第一线，会管理，懂操作，达到‘一专多能’，将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创业机遇”。

　　这位老兄东一鳞西一爪硬是把“职高”和“高职”煮一锅了，听得人莫明其妙，议论纷纷。倒是刘海鑫始终眯缝着眼，脸上挂着公式化的微笑，一付见怪不怪的样子。

　　“他说什么？”专心做笔记的杨文华侧过头问……

　　吴玉珍正埋头抄杂志，头也不抬地说：“没听。”每个月 16 页的学习笔记她都是利用开会时间赶出来。没办法，她的课多，又带着班主任。这班学生没一个是省心的，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解决不完的纠纷，处理不完的问题。不像普通高中的学生一门心思学习考大学，这些学生倒好，没有升学压力，一门心思地惹事生非。学校忙，回到家里更忙。儿子中考，紧张得跟旋转的砣螺似的。她得照顾好儿子的衣食住行。每天早晨，为了让儿子多睡一会，她把洗脸水打好，把牙膏挤好，将早餐端到桌子上才叫儿子起床。然后再把车子推到大门口，把书包、水壶挂好。连丈夫都说她是孝子。小的要孝老的也要孝，家里还有一个瘫患的老祖母。她从小是奶奶带大的，谁都可以不管但她不能。虽说是请了保姆，但到底是不放心。每天下班后还要骑20分钟的车赶过去。帮老人擦洗完身子，再洗一盆脏衣裤。现在的保姆难请，就这么小心翼翼地敬着那保姆还动不动就以走人相挟。如果要问中年是什么， 吴玉珍一言囊括：“累！”

　　主任终于读完了他的讲稿，全场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如释重负的掌声。

　　主任出去凉快了，会场上重新响起的是校长那慷慨激昂的男高音：“招生工作历来是我们学校的工作重点，既艰辛又艰难，但是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抓好”。老师们开始议论纷纷。校长平缓了一下声调说：“当然，困难是有的。现在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普高考大学，学生们也觉得上职高没出息没面子，这就需要我们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中考马上就要开始了。”。校长的声音变得亢奋起来：“今年的中考市里出台了新的政策，不象往年那样，不管分高分低只要掏钱就能上高中。今年市里按照40%的高中录取比例定一个分数线，达不到这个分数线的不建档。今年全市应届生是 5000 多人，这么一来，有 3000 多人上不了普高！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大的生源市场啊”……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受到感染大家也都兴奋起来。吴玉珍这里却在迅速地盘点着儿子的成绩：按照这个比例儿子上高中是没问题的，但原计划上重点高中就恐怕有困难了，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当然，这只是我们潜在的生源，市里为了平衡私立学校和象四中，五中，九中，十一中这几个三类学校的生源，允许他们招职高班，这么一来我们竞争的对手又多了”。下面又是一阵喧哗：怎么什么便宜都让他们占了？有本事去和一中、二中争呀。就是嘛，他们可是风水先生的卜词——阴阳都沾着呢……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应该树立信心。同私立学校比，我们的学费比他们低得多，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掏得起那么昂贵的学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同那些三类学校比，虽然他们有普高的牌子，但没有职高的专业课，将来学生要参加对口高考的，至少专业课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优势，再则，不论是私立学校也好三类学校也好，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录取分数线的，那么分数线以下的学生就是我们相对稳定的生源了。为此，校委会作了专门的研究布署，我和两名副校长负责宣传广告工作——哦，声明一下，考虑到书记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这项工作他就不参加了。 我们尽量争取市里、局里对我们招生工作政策上的倾斜。另外，还想争取市电视台给咱们学校做一个专访——没有办法呀，我们的资金不足，广告是拍不起的。”

　　校长的话让人听着有些心酸。 每年这 “流火的七月”，普通高中“火”得都快化了，用 “门庭若市” 来形容都嫌谦虚。校长们关了手机拔了电话，办公室找不到家里没有人，弄得跟地下党似的把自己坚壁起来。 而职业中学的校长们却像街头空载的出租车心焦火燎地四处游说，以求在招生这块蛋糕分割时能取得个打扫战场的资格。

　　“今年的招生工作可以说是机会与挑战并存。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我们把各学校按地域划成小块，四人一组——分组情况散会后到教务科去看。宣传解释工作一定要下到学校下到班级下到个人。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为了鼓励大家多招生，校委会决定：招一个学生奖一百元。招多少奖多少，决不食言。如果招不到学生，扣二百，也决不手软”。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场上立马就热闹起来。有兴奋的有抱怨的有发牢骚讲怪话的也有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校长便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儿：要的就是这效果。如果下面是死水一潭那才是他的失败呢。

　　“哎，还玩哪，听到没有，招不到生扣二百呢。”王蓉捅了捅还在玩手机的张健。

　　“扣呗，不就二百吗。”张健仍在继续他的星际大战。

　　“可招一个学生奖一百，你不干？”吴玉珍知道他的软肋在哪。

　　“真的？”他果然精神起来，赚钱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

　　校长继续着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计算机的系列专业仍是我们今年的主打专业，根据市场对网络人才需求的加大，学校决定：专门给网络专业再开一个机房，再添五十台高配置的计算机，并且全部上网！同志们，拥有一百五十台电脑的机房，这在全市所有的计算机职业学校里是独一无二的！另外，我校的师资力量、办学特色、每年参加对口高考录取的比例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优势进行宣传。我们印发了一些彩色的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大家下去时要尽量把我校的优势展示出来。总之，只要是不违法乱纪，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不管你使用什么手段、不管你动用什么关系，也不论你提出什么要求，只要是对学校有利的，招生需要的，我这里都开绿灯！哪怕是要我刘海鑫给你当跟班都行！”

　　“好！”张健和王蓉大声喝彩。刘海鑫这番易水壮士式的悲壮演讲赢得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对张健和王蓉适时地营造气氛校长报以赞许的微笑。

　　吴玉珍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她师专的同学中（包括同届不同班的、同系不同届的）分在市区中学的就有十四、五个。她筛选了一下，代初三的有六个，其中两个是年级组长、三个是班主任。现官不如现管，对学生而言，班主任的影响力比年级组长大。拈清了轻重主次，她首先给九中的李文红打。

　　“喂，文红吗，我是玉珍。最近怎么样，忙不忙呀。累死了？理解理解，快中考了，多少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呀，能不累吗？我们想累都没机会呢。”

　　一叠高帽子送过去，她想像得到电话那头文红心里是如何的熨贴，这一辈子大概也没有人这么奉承过她。果然，文红的声音都变了，拿腔捏调地诉说着家长是如何如何信任她托咐她，而学生又如何如何不理解她的苦心让她操心等等。吴玉珍一看显示屏上的计时，觉得不能听任她倾诉下去了，便截断她的话：“文红，按今年中考录取的比例算，你们班能走多少？”

　　文红停顿了一会说：“大概50%吧”。

　　50%？她差点儿喊出来：平均录取比例才40%，你一个三类学校都占了50%，那些重点中学该是多少？想想李文红这人对数字天生的智障也就没点破，说：“那剩余的50%中你能不能做做工作，让学生报我们学校？”

　　文红说，今年他们九中也要招职高的，学校领导提前就打了招呼的，防止外面的职业学校来挖学生。

　　“那，你们职高也应该有录取线吧，录取线以下的你动员几个行不行？”话一出口，她都有些脸红，觉得自己象个上门收旧废品的。

　　文红说，今年中考分数线一定，他们学校恐怕连普高都招不够，全凭职高班补充，校长说分数线定不定，定多高还要看招生情况来定。

　　这一点倒是吴玉珍没料到的。她想说我们职业中学是专业的，具有普通高中办职高所不具备专业的优势，但忍住没说，她知道文红那夜郎自大的毛病。文红又说，虽然他们可能不定分数线，但也不会是全盘接受的，每个班总要筛下来几个。她知道，这筛下来的都是学习纪律都很差的双差生，这些学生到哪都是混日子的。既便招来了不是流失就是祸害班级。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过了筛子的，能有好的吗。反正学校要的是人数，又没要求质量。

　　最后文红说：“到时候我看能给你剩下几个吧”。那付阔客的口吻让吴玉珍非常反感：真是乾坤颠倒，连李文红也抖起来了。

　　她同李文红是上下铺，宿舍里七个女生中只有她俩是一个班的。李文红比她大三岁，考了三年，凭死记硬背才勉强考上。到了大学她那套学习方法不行了，每次考试一排队倒数第一都让她承包了。大伙给她总结了几个之最：年龄最大的，身体最重的（体重138），头发最白的，成绩最差的，脾气最牛的。因为自身条件不好，她便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跟她（大概因为一个宿舍的原因）偶然说几句心里话外，几乎是凡人不答腔。而且还有些神经质，不定怎么就惹着了她，一张刀子嘴能把人撕成零碎。因而被同学们视为另类。每天早读时间她都夹着一本大八开的厚厚的教育学专著，架着一副平光镜，故作矜持地迈着小步到教工楼下的花园里读书。因为她那一头花白的头发（那时还没有乌发乳之类的柒发剂）那些低年级的学生见了总要叫她一声：老师。

　　优秀女人的矜持是个人修养的一种自然流露，能让人赏心悦目，而愚庸的女人的矜持是矫饰出来的，让人觉得滑稽。班里一些好事的男生因为她的花白头发，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喜儿。那年，学校车棚里的自行车铃老是被盗，保卫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能抓住小偷，看车的老头不知从那弄来了一条狼狗拴在车棚里。那些男生便给狗起了一个名字：大春。看车棚的老头哪知道这里的典故？有个名就行，也就大春大春的叫开了。一直到毕业，李文红也没弄明白这大春是怎么一回事。

　　她翻开通迅簿把目光停留在赵志远的名字上。这是她大学三年留下的感情痕迹，丝丝缕缕地牵扯着她平凡生活里起起伏伏的心情。当初赵志远苦苦追了她整整三年，她也固执地拒绝了他三年。因为赵志远是跳级考的，比她小一岁，她觉得没有安全感。这种心理大概与她从小就缺少父爱，没有兄长的生活经历有关。因此，她一直渴望那种成熟男性的呵护，渴望有个强壮的肩膀让她依靠，而瘦小的赵志远给她的感觉象个需要她关心照顾的弟弟。许多年后真正成熟的吴玉珍才明白：成熟是一种内涵，是一种无须张扬的厚实。人，特别是女人，常常是在失落之后才悟出一些平时无法阐释的东西。

　　她拿起电话刚拔了一半，忽然想起这个时间他大概还没回家，儿子就在一中上学，不到晚上十点是不放学的。作为教务主任的他不可能这么早就回家的。再说他老婆是个有名的醋坛子，凡是女人打电话她都要审问半天，好像天底下的女人都在觊觎她的位置。于是，她拔通了赵志远的手机，响了几声后便是“嘟嘟”的忙音，显然是对方挂了机。

　　“势利！”她狠狠地摔了电话，委屈得直想哭：为什么？为什么连赵志远都在躲着我？不就是你们的运气好，分到了普通高中、重点高中吗？当初分配时她是全班唯一一个分到职业中学的。那时国家有政策规定：“职业中学毕业生在干部岗位的相当于中专毕业待遇”。一个“相当于中专毕业”羡煞了多少人？如今职业教育跌入了低谷，这一涨一落是政策的倾斜是市场的操纵。不是我个人的能力原因，你们有什么资格漠视我？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赵志远打来的。她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但今天，赵志远的这番好意更增加了她被怠慢，不被尊重的失败感。她冲着话筒毫不客气地说：你用不着这样，我还不缺这几个电话费。说完，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口气同当初的李永红一般无二。她有些理解李永红了。就像一只弱小的刺猬，它乍起浑身的尖刺只是为了抵御伤害，这是弱者自卫的本能。

　　赵志远顿了一下，大度地笑着说：“谁又惹你了，这么大的火气——有什么事？”

　　吴玉珍也觉得自己这火发得有些无理，平缓了一下情绪说：“我们今天开会了，今年的中考——”。

　　“我知道了”。赵志远打断了她的话：“孩子上学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放在心上？我也正要找你呢。”

　　该死！吴玉珍猛醒过来，招生招得昏了头啦，怎么把儿子的事给忘了？

　　他说，今年他们学校的招生工作也作了调整，她儿子上一中恐怕有些困难“。她心里一沉。

　　他说，从今年起一中开始实行“统分制”。什么是“统分制”？他说就是取消了本校学生降低30分的政策。

　　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她很清楚，没有这优惠的30分儿子考一中的把握等于零。当初，为了儿子能上一中初中，她不惜用自己那套105平米的房子换了这套不足90平米的房子，就是冲着这优惠政策去的。如今倒好：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咋办？”她的舌头都不会打卷了。赵志远说他已经给孩子报上了全市优秀团干，能加5分，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把弱项再突击补一补，或许还有希望。

　　她明白，赵志远说的希望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个安慰罢了。每年一中的学生真正达一中分数线的不足10%，儿子在班里的成绩排到了十几名，别说加5分，就是加上10分也达不了线。至于说到补课那更是空谈。学校一周上六天半课，每天朝六晚十。就是有精力也没时间。

　　当插班生行不行？她仍不甘心地问。他说，这次市里下这么大的决心重新制定中考录取方案，目的就是要控制高考参考人数，提高升学率。所以，今年一中只有300个计划内招生指标，班容量不能超过50人，这是对考生承诺了的。她知道，市里已经连续四年在全省高考成绩排名榜上倒数第一了，一向只重视盖楼修路的政绩工程和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的市府官员们的脸上也挂不住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在短期内提高教学质量是不可能的，然而，减少参考人数，却是提高升学比例最直接最快捷最有效的办法。这的确是一项“英明”的决策。

　　那——高费呢？虽然她最不想走这步棋，可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了。他说上面虽然给了学校一些机动，但那都是那些头头脑脑们给自己的子女留的。名额非常有限。而高费生这一块是学校主要的收入来源，堤外损失堤内补，今年高费生的收费会比往年高得多。

　　她不再说什么了。去年一中的标价是根据成绩从5000元——30000元不等。她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那几万块钱是给儿子上大学准备的。再说，既便她舍得倾囊而出也末必够。

　　他说上三中吧，三中也不错的。

　　她这才想起前一阵子听到的他要去三中当副校长的传闻。便问：都说你要到三中当副校长了，是不是呀？他说是的，一开学就走马上任。赵志远的成功像是专门用来强化她的失败感似的。

　　“那祝贺你呀”。没有一点热情连她自己都听着勉强。他好像并不在意，仍不失幽默地说：祝贺啥呀，你没听说吗，正校长里外一把抓，副校长好听不当家。教务主任前台死受累，总务主任幕后最实惠。

　　她忍不住一乐：“你别得便宜卖乖了，没有这几年的前台受累能有今天？我还等着你里外一把抓呢”。赵志远也笑了。

　　放下电话，吴玉珍软软地躺在沙发上，心里堵得难受，真想大哭一场。今天这不顺心的事像排队似的一个接一个。特别是儿子上学的事，她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丈夫解释。当初换房时丈夫就不同意，是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把儿子灿烂的前途都折算成了人民币才说服他的。如今这一里一外亏了好几万，她那把既得利益看得很重的丈夫是难以接受这损失的。他的心胸可没有他的身体那么宽大，她只得悲叹命运不济了。

　　突然想起好友小青关于人生定数的说法。小青说，人的命运是个定数，有的是园、有的是抛物线、有的是双曲线，而后天的努力只是在这个图形的不同位置上游动。她不赞成，说这是“宿命论”。现在她觉得这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她大概是属双曲线的，永远是低落地平躺在x轴上。

　　杨文华耷拉的脑袋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没昂起过。昨天晚上他空肚子喝了一顿闷酒，至到现在胃里还烧得难受。这不，他正茶水就饼子想中和中和胃里的酒精浓度呢。

　　吃完饼子的杨文华忽然觉得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反常，这反常来自办公室里一反常态的安静——

　　整天发牢骚、喋二话的张健正倚在窗户根上低声打电话，从偶然嘣出的几个词里他听出好像是在约什么人请谁吃饭。他不喜欢张健的张狂，但这“不喜欢”里又明显地潜藏着嫉妒。张健的年轻、有能力、有胆量是他杨文华这辈子渴望而得不到的。有时，他也真为张健婉惜：高考状元，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窝在这里教这群念完三年初中，还能把有理数、无理数一勺烩，把莎士比亚、哥伦比亚一锅煮的学生，的确是屈材了。

　　平常快人快语的吴玉珍阴沉着脸在批作业，从她的批阅速度可以看出她的心不在焉，不用说，肯定是为儿子上学的事闹心呢。作为高中生的家长，她要为儿子的择校托关系、走门子；作为职业高中的教师她还得到处求人、陪笑脸动员别的学生报自己学校。这真是一个叫人费解的逻辑。

　　伶牙利齿的王蓉又不知跑到哪去了。吴老师常说王蓉少心没肺的。他倒觉得这年头能做到少心没肺是一种福气。王蓉有一个百万富翁的老爸，所以她可以不须用功就能自费上师专，毕业后还能分配到连正儿八经的本科生都进不来的教育系统。而他杨文华的儿子千辛万苦考上了清华还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

　　他常常在想，如果当初被推荐上高中上大学的是王蓉的父亲而不是自己那结果会是什么样？

　　王蓉的父亲王福生同他是初中同学，这王福生从小就古灵精怪的，脑瓜子活络。因为出身不好没上了高中，把当大队支书的杨文华的父亲恨得咬牙切齿的。那时上高中是要大队推荐，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女才有上高中的权力。因为这，他们俩一直没啥来往。改革开放后，王福生先是贩运水果蔬菜，后又倒腾煤炭钢材，如今已是家资百万的实业家了。

　　而他不但上了高中，而且因为“三代贫农，根正苗红”又被推荐上了大学。他那时叫杨文化，是只有扫盲班水平的父亲给他取的。寄托了文盲老父对儿子的希望对文化的希望。上了大学的杨文化才发现“文化”这个名字太没文化了，于是，他便自作主张改成了“文华”。可惜，他上大学的第二年，全国就恢复了高考，很快，他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便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迅速落伍了。他回到母校柳庄中学任教。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知道王福生是不是还在记恨他，但从他对王蓉颇费心思地上师范进学校可以看出王福生对没能上大学仍是耿耿于怀的。人往往都是这样，越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宝贵。这也就是一些暴发户们为啥一面嘲笑“大学毕业的小弟给小学毕业的大哥扛活”。一面又拚命地把自己的孩子推进大学，考研、考博，甚至出国留学的原因。说是因为吃了没文化的苦头，明白了知识的重要那倒末必，说穿了，也就是一种心里补白。

　　想来想去，什么都有可能，什么也都没有可能。好比一叠码好的牌，如果你推倒重洗，那么肯定会改变原来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被你打乱了的秩序末及存在就已消逝了，你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这时，王蓉一阵风似的进来了，手里捧着一大叠宣传材料，边喘边嚷：“你们猜，咱们四个分到哪几个学校了？九中、十一中、峪口初中，清一色的三类学校！”

　　杨文华生气地说：“这算怎么回事嘛，人家自家园里的菜能让你拔了？咱们要是下去还不得让人给扫出来呀”。

　　吴玉珍冷冷地说：“怕给扫出来你就别去！你还真打算下到班级下到个人呀”。

　　“要不怎么办？”话虽这么说，但他还真没想过要像一个推销员似的上门向学生推销自己。“师道尊严”的古训不遵也罢了，也不能斯文扫地屈尊于学生吧。

　　“杨老师，您说这怎么办？”张健指着那一大堆招生宣传说。

　　“你说呢？”杨文华警觉地反问。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而且，昨天散会后他同校长密谈了好久，没准他早已有了主意。

　　果然，张健说：“分头行动吧，每人拿一部分，像二位老师，有同学有学生在各初中的，捎带就把招生宣传发到学生手里了。不像我，还得找路子托门子。至于教务处划分的那个区域咱完全不用理他。你能去哪个学校就去哪个学校，想去哪个学校就去哪个学校。这又不是当年各帝国主义列强划分的势力范围，哪有那么严格。没听校长说吗，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得！教务处费了那么大的劲划定的区域，分好的组在张健这儿还不顶放个屁。不过，你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杨文华和吴玉珍说行便各自拿了一份宣传材料。

　　“你呢，王蓉？”张健回头问。

　　王蓉脖子一梗噘着嘴说：“怎么招嘛，人家早就定好了的，暑假要去丽江玩的。”

　　张健把余下的宣传材料“哗啦哗啦”收进抽屉里，讥讽道：“行啊，给咱招几个彝家妹妹回来吧”。

　　杨文华夹着一叠招生宣传材料回到家时，妻子正在里屋听电话，他在院里的竹椅子上坐下。小几上，妻子早已给他沏好了凉茶。小小的院落被勤于稼穑的老妻拾掇成了个精致的小菜园。西边种的是扁豆、丝瓜等爬藤植物，铺天盖地的绿叶将小院裹在浓荫之中。东边种了一畦西红柿、茄子、辣椒。赤橙黄绿，赏心悦目。

　　这几年，城市的角角落落如春笋般冒出了一幢幢高楼，人们纷纷舍下了这种独家小院搬进了有现代化设施的楼房。楼房的日渐升温，平房便日渐冷落，他才以低廉的价钱买下这座小院，吃了三十年“国供粮”的他才算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城市人。就这也花完了他一生的积蓄，包括儿子上大学的钱。现在，他每月从一千二百块的工资中为儿子存六百元的学费。而生活费就只能靠儿子自己打工挣了。一想到黑黑瘦瘦的儿子在繁重的课业之后还得为一日三餐奔波在繁华似景，富贵逼人的京城，杨文华心里就充满了内疚。

　　这时，妻子出来了。眼睛红红的说，刚才儿子来电话了，暑假不回家了，要打工挣学费。他鼻子一酸，泪水立刻涌出了眼眶，他怕妻子看见忙站起身躲进了卫生间。嘴上却说：“年轻人，多闯荡闯荡，长长见识”。

　　午觉起来，杨文华闷声不响地推着车子去上班，一出门就见老妻同几个女人坐在大院的梧桐树下正兴奋地议论着什么。见他出来，几个女人都恭敬地站起来打招呼：“杨老师上班呀”。“杨老师好精神哟”。他有些纳闷，不知今天为何能享受如此待遇。这时妻子拿着一张招生宣传喜孜孜地说：“老杨，这上面有你的照片哩”。

　　“是吗？”他还真没顾上看这些材料呢。这是张八开见方的彩印，无论纸张还是工艺都非常精致，看来这回刘海鑫的确是花了血本的。照片上的他神采飞扬地站在讲台上，花白的大背头梳理得纹丝不乱，一身挺括的黑色西服显得稳健而儒雅。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想了想，应该是三年前在一中的电教室里，他参加全市公开教学示范课时拍摄的。因为有省、地、市三级领导听课，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刘海鑫，临上课前坚持要他把那件灰不溜秋的夹克脱下来，让他换上了自己的毛料西装。人靠衣装马靠鞍，这身西服一穿，风度气韵可一点也不比他刘海鑫差。

　　晚饭时，妻子高兴地说：“发传单的事（在文革中勉强读完初中的妻子对所有单页发行的文体一律称作传单）你就别管了，我们几个老姐妹明天早上去菜场买菜时一会就给发了。”

　　“啥？”杨文华差点没把一口饭喷出来：“胡来！这是招生宣传，你以为是街头小贩卖狗皮膏药呀。”

　　妻子被他一喝似乎也明白了。菜市场里除了菜贩子就是她们这些半老太婆，这些精美传单给他们也的确是糟蹋了。想了想说：“明天我到几个中学门口去给你发吧。”

　　“不行！”

　　妻火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会坐在家里哀声叹气，咱不指着挣那一百块钱，总不能让扣了二百吧，你说这日子过的，儿子都——”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想去就去吧。”他害怕妻子再数叨下去了，怪自己没本事，让儿子在外面打工挣学费，让妻子在家里一分一厘地抠着过。但他不知道啥是本事，也和王福生一样去倒腾水果蔬菜？他不相信倒腾那些个东西要比他学的高等数学还难？虽然他猜测过如果当初推荐上大学的是王福生而不是他的话结局会有无数种可能，但至少有一种是肯定的：那就是王福生决不会去贩水果蔬菜。这就是文化人最要紧的“斯文”。如同孔乙已的长衫，穷得讨饭了长衫仍不肯脱下。

　　下了课，杨文华便骑着车子到附近各中学门口转，想看看妻子在哪儿发宣传单。一路上他的车筐里被塞进了好几张广告了。不用看就知道是哪些壮阳补肾的保健品。因为发广告的小姑娘们有选择地专往他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人手里塞。他不由得悲哀起来，这被圣人们尊为“修身齐家、治国兴邦”的教育，如今也沦落风尘，沾满了市场竞争的铜腥味。

　　在八中门口他看到了妻子。正围在一群学生中间，每发出一张招生宣传就叮嘱一遍说：就找杨老师，喏，看到没有，就这个杨老师。再发一张，再叮嘱一遍。就这么不厌其烦地、机械地、一张一张地发，一遍一遍地说。站在不远处的杨文华眼角有些湿润。想起富兰克林说过的一句话：有三个朋友是最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现款。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挤进去，认真听完妻子的叮嘱后要了两张。他感叹道：毕竟还是有人支持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他用感激的目光追随着这位妇女，见她把车子推到他面前时停了下来。他正想上前去搭话，却见她将两张宣传单交叉叠放，然后把四边折个梭，硬硬的纸支楞起来成了个容器。她很得意于自己的手艺，轻轻地将这个容器放入车筐，把刚买的豆腐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立刻，他那光辉形象被豆腐湿洇洇地压在了下面。他哭笑不得，那两张招生宣传先不说它的主题内容如何，光是那印刷成本都比那块豆腐值钱。俗话说好花不向街市卖，再金贵的东西到了这儿也没人珍惜了。

　　杨文华情知这广种薄收、普降甘霖的做法是没有收获的。既便是有几株干渴的禾苗得到了滋润，也末必会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必须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各个击破才能把握胜数。他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细细地筛了一遍，左思右想最后还是锁定他妹妹的儿子。

　　他作出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

　　同他的木讷懦弱刚刚相反，他的妹妹却是能说惯道抓尖要强的。可惜心强命不强，读书时正赶上学“白卷英雄”，当了几年革命小将，除了大字报上的几句口号外什么也没学会。考大学没希望，连当民办教师当供销社营业员的资格也没捞着。因为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当了几十年大队支书的老爹就大权旁落了。依父母之言嫁了个门当户对的贫下中农。婚后一连生了俩闺女，不甘心又生了第三胎，总算称心得了个儿子，但原本就不厚实的家底也被罚得个底朝天。心里越发不平衡，总觉得爹妈亏欠了她的。每次回娘家跟“反攻倒算”似的，连吃带拿不说，走时还得留下一篓子刻薄话。当爹妈的觉得没把女儿安排好，只得认了。当哥哥的因为亲情也只好忍了。可这姑嫂关系就结下了疥蒂。爹妈去世后，他就搬到了城里，这无不有逃避的成份。虽然这几年兄妹之间来往的少了，但凡她一来，不是要钱就是要物，而且是要得理直气壮，对这个妹妹，杨文华多少有些胆怯。

　　趁一个没课的上午杨文华骑车专程去了一趟三十里外的妹妹家。接下来的工作出乎意料的顺利。

　　他这个宝贝外甥自去年中考落榜后在家呆了一年了。书不想读，工不想做，一门心思的要去当兵。可现在当兵也是要硬件的，必须是高中毕业。这都缀学一年了，哪个学校肯收他呀，正发愁呢，杨文华这一来无异于雪中送炭，两下相宜，皆大欢喜。最难得的是妹子给了他一剂定心丸，说学费已经给备下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回程的三十里杨文华只觉脚下生风。

　　紧张激烈的中考刚刚落下帷幕，一场更激烈、更刺激的招生大战旋即拉开了序幕。为把特优生网络到自己麾下，各中学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先是学费你减我也减，最后降至零；然后是许诺你涨我也涨，有的学校甚至除免除学费外每月还补助50——100元的生活费。当然学校是有回报的，知识经济嘛。每年高考一结束，升学率的高低、考入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学生人数便是你明年招生的人数和价码的标底。当初张健就是被三中以免除学杂费为条件从一中“挖”走的。他夺冠的当年三中的高费生就由3000——5000元一下子飙升到5000——10000元，这就是所谓的名人效益。这是桩名利双收，一本万利的买卖，也难怪各学校不惜血本了。对这些15、6岁的中学生来说“知识就是金钱”的俚语比培根那句“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要更实际更深刻些。

　　在少数优秀生玩着“知识就是金钱”的刺激，大多数幸运生玩着“金钱就是知识”的心跳时，伴随着60%落榜生的却是灰心失意，自卑伤感，由此而生出对学校对老师对优秀生的敌视和怨恨。难怪有人说中考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刚刚从中考、高考大战中拚杀出来的张健对此深有体会。所以这次招生张健有自己的“特色战术”。

　　这时候找一打无所事事的落榜生要比找一个待价而沽的优秀生容易得多。张健没费什么劲就联系到十个有号召力的学生便请他们吃饭。

　　这是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学生。他们聪明好动却不愿学习；他们霸气但也义气。他们在学生中是很有威慑力的，学生们对他们又敬又怕。他们在学校里有一个带有黑社会味道的称呼：“老大”。

　　不管他们在同学中如何威风八面，见了老师还是有些佝谨，一个个乖巧斯文地端坐着。张健知道他们心存戒备干脆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事相求的”。

　　话音刚落，一个黑黑壮壮铁塔似的男生站起来说：“张老师，难得您这么瞧得起咱哥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在所不辞。您说，收拾谁吧？”

　　张健吓了一跳，忙说：“别别，既不让你们上刀山，也不要你们下火海。不让你们打架也不让你们吵架，这扰乱社会的事咱不干。”

　　“那让咱们来干什么呀？”他们有些不解。

　　张健忽然觉得这些学生很可怜，自从学校把他们划归到“差生”的行列，他们已经习惯用“差生”的标准衡量自己。他们不自觉地把打架斗殴当作了自己的专业。

　　“你们其实都是好孩子。”说这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个长者。

　　“我们？”他们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是啊，你们真实守信，正直仗义。这些品质并不是所有的优秀生都具备的”。

　　这些习惯了冷眼和批评的学生被感动了。在他们的是非观念中“差生”的学习差、纪律差那就意味着一切都比别人差，从没有人说过他们身上还有连优秀生都不具备的品质，更想不到的是他们所崇尚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士”精神没有被斥责为“哥们义气”而得到肯定。他们觉得这个张

　　老师不象他们定义里的“老师”，而更像朋友像哥们。于是，他们解除了戒备，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言语也就无忌了——

　　“其实我们也想当好学生，刚进初中时我的成绩顶好的，后来因为上网功课拉下了，我也想赶上，可老师根本就不管我们，把我们扔到最后面，老师上课只提问前几排的，连作业也只收前几排的”。

　　“我们也想做好事，可做了好事老师不相信，那我们就只好做坏事了。”

　　“我连中考都没参加，”老班“说我反正是考不上的，别影响学校的升学率”。

　　“中考前我们”老班“也做我的工作，不让我参加中考，凭啥呀，我就要考，而且就往砸的考！”

　　从这些单纯得可怜、幼稚得可笑的言语中张健感觉到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积极向上的美好愿望。

　　中考、高考象两道绳索将学生的命运、老师的利益、学校的前途紧紧地捆邦在一起。当考试成为终级目的时，势必要牺牲一些影响达到目标的东西。他们不过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罢了。这种感觉过滤了他原本不太纯的动机，不由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一刻他改变了他的“战术”。

　　“一个月工资伍仟的工作，一个月工资二仟的工作，如果要你选择你选哪个？”张健问。

　　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张老师为何问这简单得如同1+1=2的问题。好一会才有一个学生低低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选月工资5000的工作了。

　　“好！”张健满意地说。于是，他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地从世界各国的人才结构谈到中国人才结构的失调；从大学年年扩招谈到中等技校多年来的生源短缺；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谈到沿海发达城市技能型人才的短缺。最后总结说，所以，在今天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月工资五、六仟的技术工人供不应求，而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二仟还找不到工作。据上海市人才市场统计，仅上海市数控技工和汽车修理技工的缺口达二万人，什么是本事？能做别人都做不了的事才是本事；什么是出息？让别人来求你才叫出息。揣着张大学文凭到处作揖打拱去推销自己也能算有本事有出息？

　　这番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的鼓动让学生们热血沸腾，张健不失时机地拿出招生宣传，介绍了他们学校数控专业和汽修专业的设置情况、师资情况和灿烂的就业前景。如果说刚刚那番鼓动为他们描绘了一幅天堂胜景，那么这番中肯的介绍就像是为他们达架了一付通往天堂的云梯。他们觉得这学校这专业就是为他们量身订做的。他们几乎达成了一种共识：上高中考大学是在浪费金钱糟蹋青春，只有上职中学专业才是长能耐才是有出息。

　　这出热闹的帽子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接下来正剧该出场了。

　　张健给每人敬了一杯酒，这让他们有些受宠若惊了。吃老师的请怕是史无前例了，别说是他们这些备遭冷落的差生了，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优秀生也不曾有过的。

　　“刚才我说过，今天我是有求于大家的，如果你们愿意帮我，请干了这杯酒！”

　　“一句话！有什么事张老师只管吩咐就是。”

　　张健说：“这事对你们来说是举手之劳，而与我却是燃眉之急”说罢，他故意停了一下，见学生们满脸的急切才说：“希望你们能动员那些落榜的同学报我们职业中学，我不管你们有多么艰辛也不管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招生总数不能少于二十个。当然，劳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每招一名学生我给50元奖金”。

　　学生们一片唏嘘。张健明白这个指标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事，他们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甚至超过了家长。他之所以这么煞有介事的不过是想给这些学生找点成就感罢了。

　　“就这？”一个学生问道。

　　“就这。”张健肯定地答。

　　在一阵椅子松动声中十名学生宣誓般的一饮而尽。

　　送走学生，张健从裤兜里掏出被捏握得汗津津的十张网吧会员卡扔进了厨房的炉灶里。“斯文败类！”这是他刚从学生那学来的一个词。他觉得这词用在自己身上合适。不过他在最后一刻放弃了用网卡诱惑也算是守住了一道良心的底线。

　　学生时代的张健也曾向往一种纯净的唯美主义，然而现实的残酷告诉他这只是一种偏执的愿望。在他体会了“金榜题名”的飞扬和“开口告人难”的卑琐后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价值观；不得不考虑他在人群里的角色、位置、分量和份额。如果说官场上奸狡万变的面孔、口是心非的微笑让他对权力产生了憎恨和厌恶的话，那么两年的商海遨游让他体味到了金钱的威力。特别是当他这个高考“状元”同连大专分数线都没达到的王蓉一起分到职业学校时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金钱那神奇的“补差功能”。在这个权力与金钱通兑的社会里，他那“状元”的头衔一文不值。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为他未来的电脑公司进行资金、信息的“原始积累”。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办理停薪留职。这次招生给了他一个机会，那天会后他找刘海鑫就是去“借东风”的。刘海鑫开出的条件是必须招够二十名学生。所以才有张健这次势在必得的招生战术。

　　九月，溽暑渐尽。炽热的招生大战也渐渐冷却，学校的招生工作也进入了扫尾阶段。今年的招生数是职教跌入低谷十年来最多的一年，超过了五百人。虽说政策的因素功不可没，但主要还是刘海鑫的“金钱刺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海鑫没有食言，奖罚分明一一兑现。

　　望着热闹繁忙的报到场面，那份欣喜、那份感动全写在了杨文华刻满皱纹的脸上。虽然这次他只招了两个学生，虽然外甥的书费、杂费、住宿他又贴进去三百多元，但他仍然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学校生存发展的希望。再过二年他就退休了，他不会再有危机感了。

　　吴玉珍的儿子进了三中，是孩子自己考进去的。虽说是退而求其次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同许多被关在高中门外的学生比她知足了。李文红这次够交情，硬是给她招了三个学生，而且是那种介于笨的和混的之间的好学生。

　　赵志远到三中当了第一副校长，因为正校长再过一年就到站了，这其中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他要组建自己的班子，几次三番动员吴玉珍去三中，她考虑再三还是婉言谢绝了。于公她有太多的不舍；于私她有太多的不能。赵志远感叹说象这从一而终的已经绝种了，她说那我就当标本吧。

　　张健招生28名，这是连校长刘海鑫也没料到的。当初他与张健定下20名的招生指标就是要为难他。他不想放走这个人才。君子言出如山，虽惜才但不没才。刘海鑫还是兑现了承诺。张健的电脑公司如期开业，取名“大任”。一幅篆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的木刻悬于大厅之上。“卧薪尝胆”的样子。

　　开学很久了，王蓉还没来上班，原来热热闹闹的办公室只剩下吴玉珍和少言寡语的杨文华，变得冷冷清清的。学校里少了这彩蝶似的身影也寂静了许多。大家都纷纷打听王蓉的情况，有的说她嫁给了某高官的儿子在家当少奶奶呢、有的说她调到了某所重点中学。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王蓉不再来上班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