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上替公设辩护律师作证,不过乔安娜案是我走马上任以来首宗重大凶杀案。我们根据物证化验结果逮捕了罗纳,罗纳却坚称自己无辜,罗纳的父母也向报纸记者说,警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人证或物证来逮捕罗纳。康州法庭以前也没有单凭化验结果起诉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审团开始传唤检方证人时,马上引起报纸和社会的关注。
在缺乏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是否接受检方的起诉将完全依靠现场勘查及鉴识结果而定。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将所有的证据钜细靡遗的审阅一遍,觉得所有化验方法及结果都符合科学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证当天我穿上笔挺的西装,打上内人特地为我准备的领带,提着一个装满着案情资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将我带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等候传唤。房间很安静,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份地方报纸一看,头版上赫然有一则新闻,标题为《李博士今天将在乔安娜焚尸案为检方作证》,文章并不长,上面说,“中国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来赴美国深造,随即于纽海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教授,数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此案能否成立将取决于李博士的化验结果,这将是本州首宗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文章十分简短,但却将我带回到从大陆到台湾的成长岁月。我手握着这张报纸,脑海中浮现出童年成长的漫长岁月……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如皋县,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当富裕,颇受到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10个子女,1938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11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一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我们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时,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3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姊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五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大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乘搭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全都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导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会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了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飞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的是一位从未出外工作过、年近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之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十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承担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姊姊工作,积蓄又少得可怜。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姊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贴补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继续穿。用电也是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但是一有机会她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买东西都要考虑再三,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或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