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二天父亲就领我们离开了青岛，可又不敢回唐山，更不敢去奉天，那时小鬼子已侵占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城市。看看无处栖身，只好带领我们回了山西老家。

　　不料，在这些年的兵荒马乱中，我爷爷虽然咬着牙关想摆脱穷困，开荒种地，操劳过度，积劳成病去世了，奶奶也因悲伤过度，跟着我爷爷走了。只留下一所因为闹鬼没人敢住廉价买来的一座空院。我四爷家更惨，因为种洋烟吸毒而上了瘾，将家产变卖了个净光，将儿子福林过继给我三爷，托人送到了奉天。他死后连棺材也买不起，幸而有好心的邻家，用遗留的档板箱装尸，埋葬在村南的那片荒芜的河漕地里。

　　我父亲到老人们的墓前祭拜之后，花了二百块大洋赎回那黄山口子前的菓木园地，又在门口掛出行医的牌子，想过半农半医的生活。

　　他是医生，不信世上有鬼，黑夜睡觉看报纸时，常常发觉手里报纸嗦嗦作响，放下报纸却又不见鬼的影子。第二天出门又发现屋子里的竹门帘，竟然掛在了街门上。有时半夜三更，常听见院子里咚咚的声响，惊得我母亲心惊胆颤，心脏病时常发作……

　　没过多久，清源县新民会的日本鬼子，久病不愈，听说我父是奉天满洲大学学医的，又懂得日语，请去医病。鬼子病好后说交城成立卫生院，需要一个称职的院长，让他去上任。

　　我父亲多年没干农活了，哪里能作务了那十五亩地？又怕医术日久天长荒毁了，还怕院子的鬼作怪我母亲出事，急于离开这个不祥之地，便将那菓木园地租了出去，带领我们全家，又像一阵风似的刮到了交城。

　　那时我们家住在观音寺附近，离日本鬼子的“分部”挺近，经常看到鬼子把抓回的教员。抗日的志士押到劫波湖前砍头，吓得父亲魂不符体，生怕鬼子在医院找茬儿问罪掉了脑袋，每天总是提心吊胆地上班，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民国卅二年的冬天，突然传来我那过继给亲戚的二伯二福成，被鬼子用刺刀挑了（有说是参加抗日活动，有说是辱骂鬼子的暴行，惹恼鬼子受害的）。又激起我父亲恨气，恨不得杀光鬼子以解心头之恨，可是又无能为力，不敢作声。看到有的鬼子出发没回来，打心里敬佩那些抗日的游击队。八路军。想到自己为了谋生，拉家活口，竟然忘了国耻家仇苟且偷生，感到羞愧，对不起祖宗。想起我外爷的所做所为，惭愧得在家哭了好多天呐。

　　有一年他奉命给被押的二区区长夏舟看病，看到睡在地下得了皮肤病，竟然壮着胆子说：这样的条件看也白搭。鬼子为了从夏舟嘴里掏出口供，改善了居住的地方，病很快就好了。听说夏舟身体恢复后越狱逃出，他高兴的对我们说：总算为抗日尽了心出了一点力了。

　　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父亲以为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不料，蒋介石背信弃义挑起了内战，那些从鬼子手里接受了政权的县分会的头头脑脑，抓兵抽壮丁，趁机敲诈勒索，贪污腐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使得县医院常常不能安时关响，弄得医务人员怨声载道，催我父亲前去交涉。结果与那些贪官污吏结下了怨恨。后来，闫锡山为了扩充势力，动员医务人员填表参加同志会，父亲不愿同流合污，借口我是靠技术吃饭的，拒绝签名，却惹恼了县分会的头头，说他有通共匪的嫌疑。我父亲一气之下，辞职不干，想自己去开诊疗所。

　　那个时候闫锡山搞“兵农合一”，要我父亲缴纳优待粮棉，当时我们全家就凭关晌过日子，哪里有那么多的钱？乡长杜克寒说他有意抗拒不缴，立即将我父亲抓进了乡公所，我父亲说没钱，他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立逼交款。晚上押到监牢里面，还把裤腰带拿走。父亲说关在牢房里面，让我从哪里弄钱？

　　杜克寒让他找铺保，限三日内缴清。我父亲心想这个时期谁有钱敢借给人？忽地想起“国军”七十一师在交城驻扎时，师长沈瑞患病治好后，曾说过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此时有难，何不向他借钱度过难关？连夜跑到太原十一师。沈瑞笑着说：这钱不用出，你来太原给我看病吧。当即提笔写了一张少校军医的委任书，下令一个班保护，去交城接家属。

　　父亲想起杜克寒搧耳光的仇恨，带了一包生石灰，想得将这家伙的眼睛弄瞎，带兵进了乡公所。没想到这家伙正在街门外的厕所解手儿，看到我父气势汹汹而来，情知不好，顾不得系紧裤腰带就躲藏了。父亲扑了空，只得带了我们全家，又像一阵风似地刮到了太原，住在郊区东社开了个诊所。沈瑞及其家属有了病就去看病，无病时坐诊赚钱养活我们。

　　民国卅七年六月间，沈瑞率领71师出发到太谷，打电报说他的病又犯了，让我父亲即刻起程到太谷县城。经服药打针病好转后，又让给住在城里的伤兵员看看。父亲发现好多病员并不严重，检查时哼呀哈呀的，呻吟不止，晓得是装病不想上前钱，但不敢说出真情，生怕得罪了伤兵员挨黑枪，只得胡乱发了些药脱身。晚上住在无边寺，又有好多军官前来看病，也都是装病不愿到前钱的。从他们的话里听出共军已占领了好多的制高点，正在缩小包围圈，吃惊不小，生怕待在包围圈内，时间久了，冲不出去，耽误了我母亲。那时母亲正怀我四弟，就要到预产期了，惟恐生产时心脏病复犯，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连忙向沈瑞请假。沈瑞嘱咐待生出来，马上返回。

　　我四弟出生不到一天，我母亲身体虚弱，正给输液时，又接到电报让立刻动身到太谷，只得丢下我们一家前去。到了火车刚要启程时，站上的人宣布：南同蒲路断……

　　我父亲暗暗高兴，庆幸逃过这一劫，保得我母亲顺利地度过了产期。后来听到71师全军被歼，沈瑞做了俘虏。他感激上苍保佑，又烧香又磕头……要不，丢下我们，一家人没了活项。依靠，在太原围困时期肯定都会饿死。

　　太原被围困时，我们家搬到半坡街居住。看到市民们长期缺粮，一斤空投的红大米，当兵的竟要两块白洋。好多人吃了红大米患了夜盲症，晚上就成了睁眼瞎子。那时小学住满了伤兵，不能开课，我整天的在街上游窜，经常看到行人走着走着就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那时，倒处是伤兵，成群结伙，抢开花市卖白洋的。打戏院守门验票的。拿了小摊子摆得烟卷儿不给钱的事天天发生，有一次还跟卖割糕的争吵起来，骗到西海子一枪打死……闹得人心惶惶。

　　我们家幸而有我父亲在，开始还可以到师部留守的医务处领到一些红大米，后来就不给了。我父亲跟处长争论，处长骂道：你他妈算那份子军人？滚开！父亲认为沈瑞被俘，没了靠山，只好忍气吞声，在南开花市街开了个小小的诊所赚钱买粮。那时，常常因为没人就诊，家里没有隔夜的粮食，饥一顿饱一顿的，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后来幸亏有几个高官。阔太太医治花柳病给钱，才算熬到了解放。

　　在这个诺大的城市里，一没亲戚，二没朋友，呼天喊地也没人搭理，看着一家六口人，就要揭不开锅了，父亲只好把家里的东西，三不作二地变卖了，凑足路费去沈阳（奉天已改名）向我三爷借些钱，以便度过饥荒。不料我三爷也手头拘紧，说是又添了我四爷的儿子福林吃饭，实在拿不出多少，翻箱倒柜只给了回山西的路费。去找老朋友李子经，一个铁路工人，那时也儿女成群了，哪有余钱借人？再去找曹俊，可是去了那里，连药房的影子也不见了？仔细打听，有说回了天津的，有说是去了香港的，还有的说去了美国了……连个地址也没打听清楚——这事成了我父亲的心病，后来一直打听，一直没音询，成了他一生最为遗憾的事。

　　路过唐山下车，找到广东街时，外爷家的房屋已拆没了，寻至我大舅家才知道：外爷早已去世，外祖母（姥姥）身子骨还挺硬，仍然像从前那样操劳家务。看到我父亲悲喜交集，絮絮叨叨说个没完，直到此时我父亲才从我姥姥嘴里听出我外爷的身世（那时党组织纪律严密，好多事家属都知不道，我姥姥只晓得是干革命。打鬼子的）：外爷年青时，也是在广东老家生活不下去了，流浪到唐山，来到开滦煤矿下坑干活儿的。民国十年（1921年）李大钊从上海参加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归来，1922年在唐山发展党员，由邓培介绍入党的。起初，党组织经常在我外爷家开会，为了宣传马列主义，还在家里办过“读书室”，组织过矿工学习过《共产党宣言》，传播过苏联的“十月革命”工人武装起义的事，启发矿工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剥削者，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当年领导开滦矿大罢工时，李大钊曾写文章赞扬过我外爷。九一八事变后，小鬼子沿着铁路蚕食华北地区，转入地下活动。这些年来，由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血压一直升高，民国卅年六月十号突然得了脑溢血走了。我外爷的生平，还是解放后党组织派了一位当年与我外爷一起入党的同志，详细给我姥姥说了才知道的。我姥姥哭着说，去世时因为邮局中断通信，又不知道你们的地址就没写信……那位同志又找到了我舅舅们，给他们重新安排了工作才回了北京。从那以后，我舅舅们分家各自过日子去了。

　　姥姥听到我家连锅也揭不开了，念叨着我母亲，急得着流泪儿，把我外爷生前的同志。朋友送给她的钱，拿了出来，还唤回我舅舅们，让出钱帮助。舅舅们也挺着急，竟管不富裕，还是凑了一笔款，送我父亲到站回了太原。

　　父亲看看，太原不是他能赚钱养家活口的地方，又带领我们全家，像阵旋风似的，又刮回了老家高白。

　　那时村子里正搞土地改革，贫协的人都知道我家的根底，看到我们从外归来，一贫如洗，那租出的十五亩菓木园地已被黄山口的贫雇农分了，只有村南河漕地几亩薄田，一座闹鬼谁家也不敢住的院落，划为贫农。

　　说也奇怪，我们这次住在那院子里面，半夜也听不到响动，也看不见甚的异常了。夜里静悄悄的，母亲一觉睡到大天亮，好长时间没犯病。邻家伴舍有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年头变了；也有的说人民当家做住坐天下，定下的王法大于鬼法，邪不压正，给镇摄住了……反正平安无事，过上太平日子。父亲又掛出行医的牌子，想过半农半医的田园生活，再也不想出外闯荡受罪去了。

　　可是那几亩河漕地种得高梁。玉茭，只够吃三。四个月，依靠从我姥姥家带回的钱补贴，花一块少一块，等于坐吃山空。这时交城以前找我父亲看过病的人，经常来就诊。我父亲多年没种地，犁地。下种。浇水……哪里能受下那份苦？看到以前建立起的威信还有影响，意识到交城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于是弃农行医，全家搬到了交城东关街，掛出了行医的招牌，父亲又干起了熟练的老行当。

　　我父亲受过饥寒交迫的苦，看到病人掏不起药钱，干脆免了。遇到有钱的便多收些，说是这是“穷人有病富人补贴”，没干了一年名声大振。那年领行医执照考试，东门口放榜公布又是名列前茅，很快就红了起来。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先后请了两人收款。配药。忙得心烦了，看到病人家属贻误了病情，不免埋怨：“早干甚的来？快死呀才来！”惹得病人家属生气，说他服务态度不好。有时没空出诊，也得罪了一些人，说他架子大，瞧不起人……

　　一九五二年人武部的部长的孩子得了伤寒病，不注意饮食禁忌，吃了肉食造成肠穿孔，请他治疗。父亲看到病情严重让家属赶快到太原去治疗，可是家属一再要求，推托不出去，只好开方出药。不料第二天孩子死了。部长一口咬定：说是用错药死的。我父亲想到人家是部长，吓得面如土色，半天说不出话，以为非坐牢不可。不料这事惊动了卫生科长，了解了情况以后，主张解剖验尸，经县医院刨腹探查，果然是肠穿孔，不是用药的缘故才算没了事。我父亲说：这要是旧社会，部长不饶，哪不了的？非坐牢不可。

　　粮食统购统销的时期，我父亲由于以前四处颠波流离，挨饿挨怕了，经常储备粮食。这次返交之后，每年夏收总要买二大瓮小麦，以备不测。当时政府号召多卖余粮，我家已不种田了，不是号召的对象。父亲经过解剖验尸的事件，出于对政府的信任。热爱，也看到国泰民安了，不会出现饥荒年月了，便积极响应号召，将两大瓮麦子全都买给了国家。

　　反右的时候，不少人对粮食政策发表非议，我父亲很反感，当即批驳，尽管有些同行说他服务态度不好，讥讽。嘲笑我父亲，可他从我外祖父为实现理想，历经艰辛，晓得建立这个新政权来得不易，听到这些人借古讽今，不禁动怒，给予回击，成了维护政府的积极分子。尽管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因他没给出诊记恨在心，想给他戴帽子，可是县委领导也没有把他划为右派。据县志记载：还让他以爱国人士的身份参加了好多的会议嘞。

　　后来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因我父亲没给出诊，派一个贩毒（洋烟）出狱的人（解放初期禁毒工作还没有开展，人们抽洋烟的事像现在吸烟卷儿那样看待。我父亲因白天诊病劳累，晚上出诊时常常碰到病人躺在床上拿着猴儿头吸烟，病人看到他疲惫不堪，说这解乏，敬他吸几口。天长日久竟上了瘾，因而跟那个贩毒贩子认识）收集言论。那个出狱的人，经常去诊所闲坐。当副局长询问时回答：“陈增福一句一个”妈勒巴子“（在东北学上得口头语）骂人，谁也骂，就是不骂共产党。”结果是将那个配药发牢骚的人，以现行反革命逮捕了。从那以后我父亲说话再不敢带那句口头语了。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父亲带头响应，与几家诊所。药铺组成了联合诊所，后来又调入职工诊所工作。

　　一九五八年肃反时，我父亲如实交待了那段“少校军医”的经过，政府根据政策：国民党时期后勤人员少校军医不作历史反革命定论，做了“属于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

　　那时我已在校读书，因这个结论影响了我加入共青团，责备父亲不该当那个少校军医。他叹了口气：“那是走头无路了，没办法的办法。”

　　当时我姥姥来我家看望我母亲，得知我三舅的儿子是开滦煤矿的工会主席（后来任纪监委书记）。二舅的儿子在国家煤碳部政治处工作。我埋怨父亲：看我那些表哥的命多好！

　　他说：你表哥是粘了你外爷的光了。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果相应。我没出息啊，当年没骨气，怕吃苦受罪，没参加了游击队。唉，谁让你来到这个家嘞。

　　文革前我父亲因为吸毒，受到开处公职的处分。可是名声在外，还是有不少的人到我家看病。

　　文革后期，一打三反时，我们单位的人给我的诊断室门前贴上“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必须底头认罪！”的大幅标语，搞得我狼狈不堪，认为不走运气来到了这么个倒霉的家庭，还表过态要跟我父亲划清界钱哩。

　　直到落实政策，副县长赵子祥派老干部韩国峰。刘生岐里查外调，去了唐山才知道我父亲的那段历史，到了运城找到省政协委员沈瑞，问敌伪档案内为何没有陈增福的档案。沈瑞回答：他哪能有？当时是他缴不起优待粮棉，我随手给他写了张委任书。档案室哪会有呐。

　　从那以后，我家弟兄们才放下这个背了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家属的黑锅。

　　赵子祥给我父亲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正准备启用时，我父亲不幸得了哮喘病，烟瘾发作去世了。临咽气时流着泪对我们说：我对不起你们兄弟，让你们背了黑锅，影响了前途。你们要记住我的教训啊：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贪图享受，不要怕吃苦受罪，抓住机遇，随人缘，随潮流，……话没说完就走了。

　　这些话促使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可见一个人的命运并不由那位人生舞台的编导左右，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关键是在于如何为人处世，会不会顺从历史的潮流，能不能抓紧机遇，，……人生在世，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