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大队长王财发，瘦瘦的五十来岁，看上去并不精干，甚至有点迂腐，但骨子里做文章，靠县里当领导的亲戚登上这个宝座，不单单是大队长还兼党支部书记，是大权独揽小权不放的“独裁者”，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下了台，但随县里的亲戚上台而又重新坐上这个位子，虽有几个副职做陪衬，而他们从来不管事，这种封建家长制是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一大弊病。他虽然文化不高甚至小学没有毕业，但有个初中毕业会拍马屁的奴才——会计王继才出谋划策，他们不仅是叔伯，更深一层的是狼和狈的关系，依靠这种关系足以摆平大队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大队办公室不十分宽敞，放了五张办公桌，但只有两张凳子，是大队长和会计的，其他办公桌前没凳子，不是没有配备而是这三位领导——副支书、副队长和民兵队长——不常来办公。于是把凳子扛回家，若要用再扛回来，这叫公私两不误，一凳多用。没有凳字的办公桌上积满灰尘，看来有好几天没有打扫。墙壁上挂了些奖状和锦旗，看样子在王队长的一人领导下，立过不少功做过不少先进的事。在会计座位后面有一张资料柜。

　　王会计说：“今天一早杨项去县里，下午该回来了。这件事是纸是包不住火的，早晚要解决的。”

　　“怕什么，知青嘛，到农村来是接受教育的，要怎么整就怎么整他们。”

　　“财叔，那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比贫下中农工还要贫下中农，反过来教育我们。再说我们贫下中农已经失去毛主席这个靠山，现在不是越穷越光荣的时候了，世道变了，是越穷越狗熊，越富越光荣。”

　　什么变不变的，只要权在手上，穷富又能怎样，有权就有一切，有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哪个朝代都是这样，没有权才是真正狗熊。想当年“文革”时，邓小平没有了权，被整到江西劳动，一份份检讨书，朝毛主席面前送，现在他有了权不把我们贫下中农、工人放在眼里，让大批大批知青回城，把我们仍旧留在这穷地方受苦受累。

　　“其实他们走了也好，大家也可以多增加一点地。”

　　“地多有什么用，地多不出粮食，不生钱，地多不如钱多。知青在这里光出钱买粮的钱就抵得上一个小队全年的现金收入。我们平时没有钱的，只有到卖粮食的时候才能进点钱。“

　　当时的农民手头上是没有钱，自留地多余的农产品和自留树的果实不可以到市场上卖，否则是资本主义抬头，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万万不能长出资本主义的“尾巴”，不然他们成了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锋”。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长出的资本主义“尾巴”在四清运动中被割得血淋淋的。那么农民用钱特别是购买油盐酱醋茶怎么办？只能用多余的农产品如豆类、地瓜干和鸡蛋到大队或公社的供销社进行原始商品交易。伟大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像斩不断的铁炼把千千万万的穷苦农民禁锢在贪脊的土地上，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财叔，你不是为了这点钱才把他们留下来的吧？”

　　“不是，不全是，主要为了继明这孩子……”

　　王继才贼眉鼠眼地朝门外看看，轻声地说：“我看不让他们走不行，只留下王晓芬倒是可能的。现在继明的病好转，我就到县医院开了证明，证明继明的病好了，这样王晓芬再没有理由不嫁给继明。”他从抽屉里拿出证明给王队长。然后说：“不过周琳的事有点麻烦。”

　　王队长接过证明看后便放进抽屉说：‘亏你想着你兄弟，我倒没有想到弄证明。至于周琳的事郑书记没有和我打招呼，我看在大批知青返城的形势下他不会硬来，我们能留则留，不能留也没办法。现官不如现管嘛，不像王晓芬要对继明负责。“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一行人势气汹汹地冲进办公室。王大队和会计吓得跳起来，像小鸡见到老鹰，朝墙根躲。

　　这里不是夸张。知青初到农村个个都是老老实实的，循规蹈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有些干部以为他们好欺负，在分配和干活上有欺压行为，后来特别是他们悟出伟大领袖把他们赶到农村的最高指示带有很大程度的欺骗性，故而产生逆反心理，尤其是擅自回城参加斗殴肇事的，在“严打”的逼迫下回到农村秉性未改的知青。他们不买干部的帐，滋生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英雄气概”。在他们当中唐正最为典型，他虽不是劳教人员，也非劳改释放的公民，但滞留城市期间，他没有少打架斗殴，只是他不是太傻，还算有点头脑，侥幸地逃脱“严打”的惩罚，到农村避风头，在大家的熏陶下，特别是杨项身教重于言教的影响下，改邪归正，当然不可忽略女知青们形体的诱惑和实实在在的异性魅力，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不过那“英雄气概”丝毫没有减少，他打过王大队长，揍过王会计，呵责过花痴，和武装干部动过嘴，不是杨项等人的劝说和几个女知青拽着他，无可避免要重演阿Q和小D的“四只手抱着两颗头”的决斗。当时农村沿袭的家长制管理模式，尤其在“反右”的震摄下，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以党自居，独断专横，把持一切权利，群众不敢反抗，若意见相左者必遭打击迫害，丢职丢官甚至蒙不 白之冤下大牢。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民主选举村长村干部，因而封建家长制有所收敛。这种颇受人民欢迎的民主制度应该发扬光大，扩大再扩大……

　　众人见他俩狼狈相，哄然大笑。

　　杨项 说：“王队长做贼心虚，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亏心事，才怕得这样子……我们不是来揍你的，是来和你评理的。”

　　王队长见他们是来谈问题的，不是动武的，心情平静了，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王会计见他的主子坐下来，便对大家皮笑肉不笑地打招呼，一只脚轻轻的伸到椅子前面，屁股再慢慢的移过来，身子自由落体似的掉在椅子上。

　　王队长虚惊后便打起官腔：“噢，是回城的事吧。好说好说……嘿嘿，我知道你们沉不住气，一定会找上门的。也好，省得我找你们。文件早就收到了，肯定要传达的，不仅向你们还要向广大社员传达，做到家喻户晓嘛。 中央文件是要执行的，而且不折不扣地执行。你们说对不对？”见大家没有回答，他便继续说，“不过……”

　　“不过什么？”众知青异口同声地问道。

　　‘不过有点事情和你们商量。“

　　“你说吧，大事小事都可以，只要我们能做到，开出的条件只要合乎情理，我们不会不答应的。”杨项代表大家作了答复。

　　王队长说：“好好，你们的这种态度应该表扬，有诚意。条件很简单，只要王晓芬留下来和我儿子结婚，其他人统统放走，否则……”

　　“就留王晓芬一个人吗？”孔繁繁问到。

　　“对，就她一个，当然周琳的事我管不了，也不好管，”他想了想补充说：“如果王晓芬留下来，我可以把周琳放走，出了事情我负责。”

　　孔繁繁肯定的说：“王队长，说话算数，不可反悔！”

　　“当然算数，决不反悔。”王队长似乎在拍着胸脯说话。

　　“好。”孔繁繁让出一条路把蜷缩身后面的王晓芬拽到前面，“王队长，你看看她能留下和你儿子结婚吗？”

　　王晓芬顶着大肚皮伫在他面前。

　　王财发楞住了，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刮目相看，片刻又大笑起来。王会计也看着楞住了，想说什么又不敢开口，见他主子笑了，才恍然大悟，但想笑又不敢笑，怕他们熊他。

　　王晓芬哭丧着脸说：“我早就结婚了，是今年春节回去结的婚。现在已经有五个多月了。”

　　时间计算的没有错，可是除了这肚子也没有其他证据。

　　“你回去结婚我们怎么不知道？继才，你给他开过结婚证明吗？”

　　“没有，要是她开结婚证明必须先请示你。”

　　“对象是在家里谈的，男方要提出结婚，我写信给公社，是公社开的证明。”

　　“真有意思，你和继明的事不仅全公社知道而且全县都在传，公社开证明必然先和我打招呼，怎么会压根没这回事。”

　　“结婚是自己的事，难道要你知道吗？”唐正站出来帮腔。

　　“好好，就算是私事。你肚子里已经有了别人的种，为什么还要和杨项谈恋爱，还打算开证明结婚，这又怎样解释？”

　　“谁跟他恋爱了，只是我身子不方便他帮助我，你不相信问项哥。？”

　　杨项只是沉默，没有出来作证，也许他不愿卷入到这场尴尬风波里。

　　“好了好了，也不要杨项做证明了，没有在大队开结婚证明就是非法的。我儿子的病是你引起的，你要负责到底，不管你嫁给谁，怀不怀孕，你要负责。怀孕也好，我们是无所谓的，继明还没有结婚先做爹也不算亏。”

　　“不行，这是人家的孩子，你不能无法无天。”王晓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也许是命运的抗争。

　　“我无法无天？你没有开证明就结婚了，居然还怀了孕，这还不算，还要和杨项谈恋爱，这难道是遵纪守法吗？你说我儿子有病，他的病是因你而起的，除了你任何人治不了他的病，你必须负责，现在他的病有好转，只要你和他结婚，病会彻底好的。”他从抽屉里拿出证明放在桌面上给大家看。

　　但是谁也没有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证明和王晓芬的肚皮一样，都是假的，其性质都是自欺欺人。

　　王财发没有说错，他儿子的神经病是与王晓芬有关，但要她负责到底则是没有法律根据，强迫她嫁给他的儿子无疑是仗势欺人，滥用职权。

　　“如果我们不答应你的条件呢？”杨项问到。

　　“好说，好说，就请大家留下来，同我们一样在这里受苦受累，还要受穷。”

　　“中央文件你敢不执行”史凌云愤怒地斥责道。

　　“执行，当然要执行。谁不敢执行中央文件？这是‘圣旨’，我有几个脑袋，不就是一个吗。我不仅执行而且执行得很好，说不定是公社全县的模范。我只要打个报告，说我们大队的知青多年来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踏踏实实地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愿回城闹革命，要扎根在农村，决心和贫下中农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灭消城乡差别贡献毕生精力……怎么样？嘿嘿，不怕上级不批准。说不定还会在《人民日报》上当典型报导。”他得意地摇幌着脑袋，然后把头锁定在右肩上等待他们的回答。

　　众人愤怒，个个义愤填膺。唐正喘着粗气，两眼瞪得如铜钱大小，捋起袖管欲揍他，被杨项拦住。

　　“你弄虚作假……”贺庆忿忿地说。

　　“弄虚作假，嘿嘿……只要上了报纸，假的也是真的……”

　　“你蛮横无理，侵犯人权！”严肃怒责道。

　　王队长毫无怒色地说：“侵犯人权？！哈哈……人权，人权是什么东西，它有几斤几两重，值几个钱？想当年资产阶级分子向共产党要人权，搞得天翻地覆，后来毛主席发表了几篇文章，说了几句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那些自不量力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大牢的下大牢，劳改的劳改，劳教的劳教，还有几个送到我们这里监督劳动，个个被剥夺了人权，从此再没有人敢向无产阶级专政要人权。就说你们的人权吧，毛主席一个最高指示，你们乖乖地敲着锣打着鼓到农村来，一蹲就是十来年，没有见你们谁跟我要过‘人权’。现在邓小平叫你们回去，你们倒跟我要起人权来了。如果邓小平没有发话，你们敢回去吗，敢要人权吗？”

　　众知青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他说话时唾沫星乱飞舞，口干唇燥，要喝水便揭开茶杯盖，见里面没有水无奈地盖上盖子。还是王会计拍马屁，伸手到他座位旁边提出热水瓶，给他泡上茶。王队长尝试着喝一口，大概太烫没有喝进嘴的水沾满嘴唇，便用手心擦去，然后合掌搓干手中的水。

　　“到县里告你。”史凌云说，“告你欺下瞒上，弄虚作假。”

　　“哈哈，要告我，真蠢。你们又不看看我是什么人，是你们的领导，是上级任命的。不说我在县里的关系。就说你们有能耐，扩大点说写状纸到中央，信寄到北京就算有人理你们，或许有个指示，先批到省里，省里再写个指示批到县里，县里再写个批示到公社，公社再来个批示，并连同你们的信一起送到我这里，由上到下统统一个批示，叫，叫……什么来看？”

　　“叫酌情处理……”王会计提醒他说。

　　“对对，叫酌情处理，意思是叫我看情况处理。我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其实不处理本身就是处理。我现在处理了，王晓芬留下来，其他人统统走，要么统统留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有什么来着？”王队长发表一通议论后最后问大队会计道。

　　众知青沉默不语。看来他们不是他的对手，即使他们拥有真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有权，而且是执政党给他的权。在任何时候，真理总是权力的奴隶，只有当真理对当权者有利才能起到战无不胜的作用。可是世界上的哪个统治者掌握真理？！真理永远在失去民主和自由的人民手里。

　　“他们说你弄虚作假，欺下瞒上。”王会计挑衅似提醒他。

　　“哈哈，什么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做领导的不弄虚作假，不欺下瞒上能坐稳这个位子吗？我们只对上级领导负责，无须对下面对老百姓负责，因为我们是上级领导提拔的，不是你们选的，更不是像考状元考的，对你们负责有什么用？既然上级领导提拔我必然相信我，弄虚作假又何妨？来点虚的弄点假的，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位子还能给领导脸上贴金。墙上的奖状和锦旗都敲锣打鼓送来的，不弄虚作假会有这些东西吗？你们不要小看它们，这些都是当官坐稳交椅的资本。嘿嘿，你们太天真了……”

　　这就是当官的哲学和秘笈。

　　“怪不得财叔一做就是几十年的大队长，真有你的一套。”王会计趁机拍马。谁知这次拍到“马脚”上，王队长狠狠地瞪他一眼。

　　众人无奈，尤其是王晓芬发蔫，用眼神向杨项求救。

　　他灵机一动说：“王队长，你不是说你儿子病好了吗？”

　　“好了，真的好了，有县医院的证明。”他说着拿起桌上的证明，给大家看。

　　大家还是没有看证明。

　　杨项继续说：“县医院证明没有用，你儿子的病要精神病院证明。我们现在不相信证明要动真格考他，当面考你儿子。如果他的病真的好了，王晓芬留下来；假如没有好，你统统放我们回城，当然包括王晓芬和周琳。”

　　“好，好极了。”王财发喜出望外，兴奋得要跳起来，“如果你们考下来继明的病没好，我统统放你们走，一个不留，当然包括王晓芬和周琳，虽然周琳我暂时做不了主，但我还是放她走，出了事情我承担；如果通过考试证明他的病好了，你们一定要遵守诺言，决不可食言，更不能反悔。其实我只要王晓芬一个人留下来，其他人都可以走，包括周琳。”王财发再一次陈述游戏规则，以表他的诚信。

　　王晓芬知道这是危险的游戏，是把自己的命运当赌注押在赌台上。然而她的命运又是关联着那么多人的命运。众目睽睽之下她不敢提出异议，只是拉拉杨项的衣角，用眼神表示反对。

　　众人对杨项的决策不敢苟同，认为这是极其冒险而且是非常愚蠢的游戏，可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草民又怎奈何得了大权在握的小小芝麻官？明知是杨项把她朝火坑里推，而大家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拽住她。不过他们知道杨项有力挽狂澜、回天之力，会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只有贺庆在他们的赌注里悟出一点道理：杨项只承诺王晓芬留下来，没说明她留下来干什么，若以最坏的估计，杨项也留下来和王晓芬结婚。这是一场风险性很大的口说无凭的狡黠的游戏。

　　王会计窃笑，当然是笑这邦知青愚蠢，说：“财叔，我看这样蛮公平……我去叫继明来考试。”

　　说完便屁颠屁颠地出了办公室，朝他要去的方向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