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过去了，仿佛一切都归平静。

　　晓晓又回到幼儿园和同年龄的孩子玩耍、唱歌、识字画图；王晓芬回制衣厂仍做原来的工作，她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做好质检工作；杨项向玲子道歉后，仿佛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安然地按照他生意上的部署和程序，像印钞机似的不停的运作，但是他不知道这“事变”像定时炸弹一样，埋下隐患。只有玲子心中难以平静。

　　最初玲子认为杨项只是同情王晓芬，要挽救她，使她失去的生活回到她和孩子的身上。后来玲子的潜意识告诉她，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一个难以使他解开的疑团在她脑海里翻腾，他会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初恋情人求婚吗？难道这种爱是与爱情完全不同的“另类爱”吗？是人性中固有的爱吗？

　　她问自己：没有爱情的婚姻会幸福吗？

　　显然她是为杨项考虑，同时也是为自己思考。婚姻是爱情必然归宿，这是爱情的必由之路，否则爱情不会天长地久；同样，婚姻经长时间的磨合也会引发爱情，没有爱情扶持的婚姻也不会地久天长。何况他和王晓芬爱过，而且爱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返城，也许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不管玲子如何想，现在她不愿意放弃这来之不易，爱得非常艰苦的爱情，况且她和杨项的爱快要到登丰造极的境界。可是王晓芬悲惨遭遇和多舛的命途，一直萦怀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同住的日子里，王晓芬向她讲述了玲子们没有经历过的毛泽东时代，因而她才感悟到王晓芬们和父辈们苟活的艰难困苦。

　　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里，父辈们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折磨，提心吊胆地生活，小心谨慎地工作，忍气吞声地生存。除了躯体是自己的，躯体的外的东西———思想、精神、灵魂，甚至人格都不是自己的，而是“神”的。如果有人触犯了“神”的意志，恐怕这躯体也不是自己的。

　　在“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年代里，王晓芬们不仅要承担父辈的“罪孽”，还要承受不可抗拒政治压力，而且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人的权利和人性归于权力，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当他们长身体、发育的时候，恰逢缺衣少食、饿殍遍野，“六亿人民六亿饥”的三年困难时期，营养不良给他们的健康埋下隐患。

　　“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犯下毁坏人类珍藏、世界瑰宝———祖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旷世罪孽。当她和他们回忆起在疯狂时期的疯狂的、麻木不仁的愚蠢行动时，个个都有负罪感，自责自已无颜面对祖宗，愧疚子孙。虽然他们是无辜的，但他们毕竟在“神”的怂恿下，亲手毁灭了祖国几千年的宝贵遗产。在学校揪斗老师，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逼他们承认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有的老师不堪忍受精神上的悔辱和肉体折磨，以死揭示“神”的罪恶。当她和他们捡回失去的人性时，愧悔亲自致死朝夕相处、为他们醍醐灌顶的老师，愧汗他们的家人。虽然王晓芬那时还是只会摇旗喊的初中生，但这足以使她负罪一辈子。

　　接着是上山下乡，播队落户，寄人篱下十年，埋没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文革”使他们成为科盲、半文盲，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除少数人立志在“文革”的废墟站起来，干了一番事业，绝大多数人过着平庸、为生存而生存，碌碌无为、行尸走肉的生活。

　　返城后，他们才有了成家立业的条件和机缘，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家庭因为返城而妻离子散。改革开放后，他们的确过了一段不算贫穷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他们像汪洋大海里的一粒沙子，被改革浪潮冲到死一般的沙滩上：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他们的境遇是上有老下有小，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承担他们昂贵的学费，改变这一困境，除了个人拼搏，便是无奈地等待退休。

　　王晓芬的境遇更惨，母亲自杀，丈夫死于非命、只剩下和他相依为命的儿子，虽然现在有了工作，但工作只是为了糊口，人的生存除了填饱肚子还要不断创建和满足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最美好的可贵的东西。若她与杨项结合，不仅有个完整的家而且这些都能得到满足。

　　玲子想到这里，对杨项的爱有些松弛，她整天整夜都挣扎在爱的煎熬中：一个是使她爱得死去活来的杨项；一个是令她十分同情和怜悯的王晓芬，还有整天缠着她亲如母子的活泼可爱的晓晓和他的成长。而她是化解一境遇的关键人物。

　　在杨项和玲子结婚登记这天的早晨，玲子突然失踪，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显然她放弃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也是最美好的东西，而把它献给王晓芬和她怜爱的晓晓。

　　玲子为了王晓芬的幸福，放弃了自己的爱情，无疑表现了一个底层人的伟大人格和女性的崇高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