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

　　凡刚上任的领导都要搞点花头点和名堂来，美其名改革或称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使拙劣之举，也会沾沾自喜。周全辉当然不例外，但他认为若是小改小革，大部分沿用杨项制定的规章制度，充其量是个改革家，他不要做改良派要做革命派，于是他不管前任定的规章制度是好是坏，深入不深入人心，一律废除，恢复了符合社会主义人道的分配制度——锅里有大家碗里都有，即使吃不饱但也饿不死，若锅里没有了大家散伙。第二件事，将“旱涝保收”半截大楼不菲的租赁收入与公司剥离，转入街道的基金会实际上是区委区府的“小金库”。说是小金库其实比合法的大金库还要大。工职再也不能在租金中提取奖金，大楼修缮费用还要从公司财务中支付。他觉得杨项的势力是根深蒂固的，要铲除杨项的顽固势力及其影响必须扩大自己“基本群众”队伍，其纲领便是封官许愿：“封官”是领导的大恩大惠；“许愿”则是小恩小惠，但都是上司的恩惠，谁会反对有恩于自己的人？当了官的人谁不拥护他？可是当官的多了生产第一线的人必然减少，虽然有些人是原地踏步提升的，但当官的毕竟和平头百姓不同，前者是治人的后者埋头苦干治于人的。周全辉用这种方法坐稳了江山，可以大肆收刮无止境地敛财。其实，他不用这么愚蠢的办法也能坐稳江山，在权力社会权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一旦掌权，掌权者必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说起基金会的确是无意中组建的。股票市场开放后，人们像疯了似的，仿佛炒股一定会“先富起来”，个个把钱往看似长满鲜花、芳草实为陷人的“沼泽”里扔。有个人投资，家庭成员合伙投资、亲朋好友联合投资，也有集团投资和单位或科室集体投资。街道领导动员机关人员集资组建基金会，这是无可非议的集体自助经济组织。在利益驱动下，经大家同意购了一些“原始股”，上市后一路飙升，凿实赚了一把。后来指数从一百多点一路攀升到四百多点，基金会感到资金不足便挪用一些公款，作为垫资进入股市，摇涨后抛出再回归公家。这虽非个人行为但也有侵犯法律之嫌，可是在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谁知指数到了四百多点受阻，股市从牛市转入熊市，各股价一路下滑，所购股票大多套牢，有的套得很深的便迫不及待割肉抛出，企图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后来股市像发性的公牛，发疯似的狂奔，股价和指数飙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激发起股民们发财致富激情，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可是，这时基金会资金所剩无几，为了把损失的钱赚回来，除个人追加资金外，第二次又挪用些公款，这次似乎赚了一些但仍不够还清所有挪用的公款。领导突发奇想，为何不在基金会的掩护下大肆敛财。于是正当和不正当的钱，该收和不该收的钱，违法和不违法的钱一股脑儿往里塞。失败的经验证明，炒股决非生财之路，充其量只能小玩玩，可是进了股市的人不仅智商极度下降而且像吸食毒品的人没有了意志，除非饮恨退出。街道领导把剩余的股票作长期投资，到了有个好价钱再抛出，毅然决然爬出这股市“沼泽”，把巨资转向金融借贷、土地买卖和房地产投资等。倏然，基金会的钱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钱多到无法处理，令人不寒而栗，其要害是私款和公款混在一起，而且是一笔糊涂账，难以剥离，若再不处理将大祸临头。街道领导毕竟是些小职小权的官，在他们上面还有职高权大的上司，上面的人只要轻轻地动一动小指头，他们就会粉身碎骨，只有请示区领导处理，以便彻底解脱。区领导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工作平平的街道还藏着令人神往的一座“大金山”。于是沆瀣一气，大搞“阳谋”，宣布基金会为非法集资组织，上级不予支持，立即解散，以十倍的集资款返还给个人。再把挪用的公款还清，清帐后余款之多，令人咋舌。集资职工收到这些如天上掉下的“陷儿饼”，个个欢天喜地恭着双手去接。人在金钱诱惑下智商几乎接近于零，竟然没有人怀疑这些钱是怎样来的，也没有人提出查基金会的账，除了几个领导谁也不知道基金会究竟有多少钱。这样被解散了的基金会实质上成了区和街道少数领导人的“小金库”。虽说是“小金库”实质上比大金库还要大。他们不定期和每年年底能从“小金库”里提取超过年薪十倍乃至数十倍不菲的非法收入。

　　“小金库”宛如充满污秽的泥潭，使这帮群魔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现在贪污腐败的新动向是从个体转向群体，形成贪污腐败集团，危险的是这些集团成员个个都是臭味相投，大权在握的领导干部，即使有个别持不同政见者或搞“内耗”的领导，在金钱的诱惑下也会“精诚团结”。这些贪官污吏不仅仅自成滴水不漏的“保护伞”，而且形成枪打不穿炮轰不倒的堡垒。若为外人洞悉内情或看出蛛丝马迹，便群起而诛之，将他或他们彻底消灭；若败露还可丢卒保车，确保将帅安然无恙，以便东山再起。

　　“小金库”毕竟不是神话里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聚宝盆，自己会生出钱来供这些贪官污吏享用，总有枯竭的时候。于是敛财的目标当然锁定在当时杨项主管的日进万金的制衣公司。而杨项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不用说为他们敛财，即使过年过节从来不送红包和礼品孝敬这些领导，本来想把他逐出制衣公司，只因看重他有会生财的非凡本领，能为制衣公司积累资金，故将这“不孝之徒”暂时留下来，时机一到便剥夺他的权力。因而就出现前面给公司提级、“转制”和人事大变动的“阳谋”。谁知杨项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不卖他们的账，给他们泼了一身冷水。

　　不能不佩服贪官污吏们的本领，用挥金如土不足以形容他们的能耐。三年下来周全辉主持的制衣公司不仅一分钱没赚，还将两千多万自留资金挥霍一空，并将大楼抵押给银行。名牌科不创名牌，品牌科不建品牌，三年前的款式还在生产。杨项时期生产一套服装平均成本的三分之一，生产成品多利润多；现在生产一件服装不仅不赚钱，至少蚀三分之一，生产多亏损多，用产品抵工资，因而创造了今古奇观的风景线：在街上到处可见制衣公司的职工设摊叫卖，有的被城管人员追赶无处藏身。

　　周全辉领着赵仁友到处讨债，要回来的钱还不够他俩来回乘飞机坐软寝、住星级饭店和游山玩水的花消。更为恶劣的是暗箱操作，与债务人搞“协议清账”，以少还多，一律以现金支付，双方不留任何痕迹，从此债务债权两讫，并向公司财务编造“呆账”“死账”。国企倒闭破产无非是领导渎职、挥霍和贪污腐败。制衣公司就在这种情况下一步步走向窃途末日的。虽祸起有职有权的领导，而遭殃的却是无职无权任人宰割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没有下岗的下岗了，下过岗的再下岗，失过业的再失业。一千多人的大公司在几天内“消肿减员”，留下空荡荡的大楼待价而沽。银行在近期内欲拍卖大楼，周全辉指望最后给他们的“小金库”再显一次“伸”手，以便得到与他同流合污的上司的赏识，谋求个好职位。

　　面临这一灭顶之灾的局面，周全辉和街道领导毫无愁容，因为大楼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财产，是靠红头文件攫取的；仅仅参加过一次会议的区领导更是没有责任，仿佛是旁观者，他们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等待着大楼新主人的宴请。着急的倒是两位职低无权居委领导，她们发愁的决非是在公司里提取百分之三的利润泡汤，自周全辉接手后就没产生过利润，因而居委从来没有得到令两位老太婆欢欣鼓舞的巨款；也不是为将要失去大楼而悲哀，因为大楼早就不是居委财产，在权力之下早已改了姓。而使她俩日思夜愁的是那么多的下岗失业人的生活，本来这些底层人有了归宿，不能说过起小康生活，至少不要为生计颠沛流离，有个安定工作和家园。若大楼易主将彻底使她们和他们失望。她俩几乎不约而同想到杨项，认为他虽不是救世主，但愿意救助社会上有困难的边缘人和底层人。

　　杨项现在虽然是名副其实的总经理而且是顶天立地的总经理，但他仍然把两位妇人当领导尊敬，自己沏茶并恭恭敬敬地端到她们面前。夏茵先说她女儿在国外的事，常来电话问他、想他之类的话以便笼络感情，再慢慢切入正题。她们不是乞求他捐助救济那些下岗失业的人，而是求他解决他们的长期困难，希望他买下大楼，振兴制衣公司。

　　杨项认为这些人虽不是特殊人才，但他们有的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有的是干了几十年的老财会，有的是有一定经验的推销经营人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资源和巨大的财富，如果让他们闲散在社会上不仅为家庭生计奔波，还可能是不安定的因素。没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哪有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的和谐？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创造财富，使他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铸造安定团结和和谐的社会。可是要买下这座大楼谈何容易，即使他倾家荡产也只能买下大楼的一只角。那时国家还不十分相信民营企业，虽然他们的生产总和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里占较大份额，但银行只允许他们存款，不允许他们贷款。另外还缺少人手，缺少能够在他指导下组建一个制衣公司，不仅使它运作而且能赚钱的人。眼前只有他的心上人玲子。

　　现在的玲子可以说今非昔比，不仅进修正规的公共关系学，成为有胆有识有谋略的名副其实的公关小姐，可惜的是周全辉没有把她当人才用，而是把她当花瓶般的摆设。另外，她认为女人公关除天生丽质外，还有一个不为自己意志转移的障碍，随着岁月流逝，青春不在。失去青春魅力的半老徐娘做公关小姐已经碍眼，若再卖点风情更是令人作呕。于是她攻读商业管理硕士，虽然不是正规，但也能管点用。现在她等待完成最后任务———拍买大楼，因而有空闲时间写毕业论文。杨项把她叫来商量，她首先提议在不关闭现在的兴旺发达的贸易公司前提下，重整旗鼓组建制衣公司；第二不仅买下大楼还要买断公司的全套设备。钱是关键。她建议向史凌云孔繁繁借，相信他们会支持的。杨项立即和他们通话，两千万对他们虽不是九牛一毛但也不是天文数字，对方欣然慷慨支助，说若不是杨项使他们夫妻和解，恐怕要损失像这样的几座大楼，作为他和玲子结婚的礼物馈赠给他们。这个礼物实在太重，即使贪得无厌的人也不敢接纳，何况他俩。杨项婉拒，说不收利息已经十分感谢，签约同时，杨项坚持以大楼作抵押。因为要得太急，况且两位心急如焚的“老领导”等着听消息。谈妥后便告之开户银行和账号，大楼买下后再委托律师补办抵押手续。夏茵和王支书和银行协商，暂缓拍卖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