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情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向大地向万物生灵射下残暴炽热的光，大地颤抖，万物萎靡，透过抖动的空气，可以看到本书的主人公骑着破旧不堪的自行车艰难地挣扎在一条土路上，向前面的村庄一点点靠近。

　　他姓杨名项，当他生下来没有几天就有这个名字了，据说是他父母姓氏的组合，他的父母只考虑姓氏组合，没有顾及谐音给他带来的麻烦，无疑这是“天赐”的名字。因为谐音人们送他一个“洋相”的雅号。其实他从来不出洋相，准确地说从来不主动出洋相，他遇事认真，有时因为过分认真而使人怀疑他神经不正常；他对人热情，有时因过分热情而被人误解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不仅如此，他还有见义勇为、好打不平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多管闲事的英雄气概和秉性，仿佛他手中握着一支无形的长剑，宛如堂诘诃德那支长矛，指向世上不平事，向邪恶挑战，而且每次战斗往往获得意外的不可思议的胜利，当然也会有暂时的挫折，而最终总是以正义战胜邪恶告终，使他成为光彩照人的英雄。

　　上小学时，当他知道洋相的含意时便讨厌这名字，请求班主任给他改个好听的名字。那时改名要写申请报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批准，还要进入档案，是件很麻烦的事，最重要的是没有正当理由不批，老师没有同意。他无奈地只好让人家“洋相洋相”地叫下去。后来，也许是时来运转，遇到了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其初期，从天安门上刮起一股改名字的旋风，那是伟大领袖亲自掀起的，他老人家第一次接见他的“红卫兵”时，为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女中学生宋彬彬改名“要武”，因而人们借反“封资修”和除“四旧”的东风刮起不大不小的“改名风”，在名字里凡具有与“四旧”、“封资修”沾边的字，不管它的含意如何，统统改掉，换个响亮的最最革命的名字，不仅如此还要跟伟大领袖和他的夫人套近乎。凡在名字里有福禄贵寿、元宝财发或资姿或翠玉花或顺修、树修、迎修的自愿自觉地统统改掉，男的一般改为向东、卫东、朝阳、向阳；女的取名拥青（青者江青也）、卫江、捍苹（苹者蓝苹江青之艺名）、学进（进者李进，江青也）。大概革命的名字无须写申请报户口所在地公安部门批准，只要在自己单位或学校贴出“更名启事”便可。当时还出了不少笑话，有一名极积追随“文化大革命”的党员，姓布名顺修，他认为这名字有顺从修正主义之嫌，有悖最高指示，为拥护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故更名“革命”，启事贴出后便引起风波，遭到革命群众的抨击和诘问，在他的启示旁边贴了许多大字报和小字报，还有“屁股帘”，指责他为何“不革命”，谴责他背弃“文化大革命”。因为他的姓与“不”同音，其实不是他的名字不好，而是这倒霉的姓不好，排斥一切响亮最革命名字，若改姓有悖祖宗，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好改了当时最最反动的名字——“走资”，但和姓组合起来则是最最革命的名字——布（不）走资。

　　杨项改名毋须费周折，多动脑筋，只要把原来的姓名颠倒过来，即杨项变为“项杨”，也就是把母亲的姓放在父亲姓的前面，变成一个既响亮又能跟伟大领袖套近乎非常革命的名字，其谐音是“向阳”。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只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本来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母系社会，子女都随母亲生活，那时没有姓氏，若有姓必然随母姓。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知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堕落了，男权压倒女权，子女随父姓。他的这一革命行动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反而训斥他，也许父母竭力反对有他们的难言之隐。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岂有屈服投降之理，他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义无返顾地向大家宣布他的名字是“向阳”，不仅背叛祖宗，而且向世俗挑战。，以至好多小朋友甚至刚认识一点字的小同学羡慕他。因为当时人们把毛泽东比做太阳，而且是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那时奉行早请示晚汇报，就像现在寺庙的和尚尼姑做早课和晚课一样，个个虔诚地高举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站立在毛泽东像前，声嘶力竭地嚷道：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万岁”改成“万寿无疆”的，也许前者不及后者刺激、真实，不足以激发人们的激情。在呼喊中谁的声音最响，谁最忠诚，但是若有人口误喊错了，即便一字之差，也不能幸免，如把“万”误为“无”或颠倒了“万”和“无”，因而万寿无疆为“无寿无疆”或“无寿万疆”灾难立即降到头上，写不完的检查受不完的罪，即使曾经叫喊过一千一万次“万岁”和“万寿无疆”也弥补不了这一字之误，这叫一字定“终身”。因为当时的造反派认为他的那一千一万句不是发自内心，只有这一个字才是他内心世界的反映。倘若果真如此，试问有多少人真心拥护伟大领袖呢？愚蠢至极。有人因言获罪遭牢狱之灾，更多的感到前途渺茫在折磨中而含冤自杀，成为死不瞑目的冤鬼。人们可以想象，在阴朝地府，伟大领袖如何面对因为他而惨死的这些冤鬼们。

　　这里顺便提一句：“文革”表面上看像是从批判吴晗先生的几部关于海端的历史剧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引发的，而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本来毛泽东只需要“动一个小指头”足以把刘少奇打倒，建立健全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事与愿违，只因刘少奇的丰功律绩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于是动用了千军万马——红卫兵和造反派，还策动老婆和亲密无间的战友助战。在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位先生时，所谓革命群众引用毛泽东在《逼上梁山》中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句话。可是那时辩来辩去，谁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谁颠倒了历史。名字的颠倒是无足轻重的，若颠倒了历史或历史被人颠倒了则是非同小可。还是伟人刘少奇说得对，“横竖历史是人民写的。”谁也颠倒不了。

　　当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清“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后，杨项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是灭绝人性的行为。于是他把颠倒的名字颠倒过来，这便是他参与和认清“文革”的全过程。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并延续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场不折不扣的鱼肉人民，史无前例的政治闹剧，是完完全全权欲膨胀的结果。在这场政治闹剧中，被残害的除了人民爱戴的出生入死老一辈革命家、和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更多的是当时的年轻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到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凌辱，但失去了宝贵的青春。青春是积累知识的时期，而“文革”剥夺了他们学习的权利；青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并能造就一个人同时也会毁掉人的一生。“文革”不仅毁掉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而且使国家再一次陷入贫穷落后的泥泽。

　　杨项是位了不起的人，不仅在知青圈内，而且在农民中、公社和县里口碑极好，大家都知道三里铺有个叫杨项或“洋相”的知青，不是因为他的名字而是他的为人和先进事迹，是三里铺大队知青的佼佼者。他三让招工机会，那时招工对于知青则是改变命运非同小可的大事，有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里钻，包括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第一次是水泥厂招工，是上面圈定的，其中有表现出色的杨项，他主动让给家境极度困难的外队知青；第二次，幸运再次落在他头上，招工单位是机械厂，能学到真正的技术，是响噹噹的产业工人，领导阶级的“带头人”，据说已经打好行李，等拖拉机送他走，这时来了一个从未谋面的知青，跪在他面前哭诉，说他最近死了父亲，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母亲长期患病卧床不起，失去劳动力，弟妹都很小家中快要断欢，生活走投无路，哀求他把工作让给他，面对这位同命运的人，人的本性：善和爱，在他体内涌动。于是他把他带到公社说明情况，同时证实这位可怜的知青没说谎，并获批准；第三次是食品厂，是做大肉罐头的食品厂，获悉厂里待遇很好，每个月还能发几听不符合出口标准的罐头。其时他正和王晓芬热恋，而且她遭疯疯癫癫的王继明的纠缠。据说这是王大队长利用职权设置的调虎离山之计，他面临阴谋与爱情的决策，最后他用爱情击退了阴谋。因为三次把工作的机会让给别人而全县闻名。但因第三次的“贤让”有私心而冲淡了前两次，虽在群众中传为美谈，但不被领导看好，即便如此，他还是年年评为小队、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劳动模范，可是往省里报时被领导扣住了，除了上述原因，最重要的他是再教育的对象，哪有受教育的超越教育者呢？否则知青要教育贫下中农了，违反最高指示。

　　杨项从来不看好名誉，也不刻意追求名利，和农民一样用体力养活自己，他只是用体力换取一年的粮食，在那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社会主义平等分配原则成为现实，但在他们那里甚至全国，用劳动换取一年口粮的知青是凤毛麟角，多数用钱买粮有的无需挣得一年口粮，因为他们一年当中有半年或一个季度或一个月，甚至三四个星期待在农村种田就算是好样了，多数泡在城市里吃闲饭，更有甚者从来没有到过他插队落户的农村或农场，仅仅随着欢送和欢迎的锣鼓鞭炮声把行李和户口送到农村，也算是上过山下过乡。那时国人吃饭是定量，凭粮票养活自己，谁也不能占谁的光，所谓定粮上无父子，当时粮票虽没有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奇缺，但泡在城里的知青必须从户口所地取粮票而且要全国通用粮票，插队落户的知青一年之后就取消吃商品粮的资格，泡在城市的知青除从别的渠道弄点粮票还必须用钱买粮，实际上是买粮票，这当然生产队是欢迎的，生产队有了钱农民的生活再不是死水一潭。杨项为了不占父母和妹妹的光长期坚持在农村劳动，若要挣足一年的口粮，干活不卖力是不行的，再说他的劳动态度与泡在城市里的知青相比，无疑被认为是听党的话、把一切献给党的好青年，虽然是零的贡献，当时从来不计较贡献多少，只要有这种思想和精神再把他理想化，怎么不是劳动模范呢？滞留城市里的知青若能安分守己也算是好青年，但多数结帮肇事，打架斗殴，成为“文革”武斗的延续，不同的是前者是非法的后者是合法的。因此有许多知青在拨乱反正“严打”中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劳改的劳改，劳教的劳教，成为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与他们相比杨项怎么不会是劳动模范呢？

　　提起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内幕，还有一段历史：“文革”风风雨雨进行多年，要打倒的已经倒下去了，有的被整死了；被陷害的都已关在牢里，轮下来是自己人整自己人。曾经立下汗马功劳，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完完全全失去利用价值。兔死狗烹历来是专制帝王和独裁者惯用的伎俩。几年下来曾经是小学生的浑浑噩噩成了半文盲的初中生；原来的初中生一天课没有上便是高中生；而高中生无需考试统统毕业。大学不招生，通通跻身于社会，成为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集文盲科盲于一身的知青就业问题异常严俊地摆在毛泽东面前。

　　当时虽有最高指示：“复课闹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经过多年的浩劫，“两个恢复”谈何容易。学校惨遭破坏，老师受到无情批判，威信扫地，身受摧残，最重要的所谓符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教材还没有编出来，若还是用“文革”前的岂不是封资修的污秽卷土重来吗？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巩固，资本主义又复辟，毛泽东精心策划和经营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付之东流吗？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成千上万的社会青年就业问题。当时虽然有一小部分知青进入工厂，而大多数工厂没有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办事，两派明争暗斗相互夺权，生产荒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知青，绝大多数知青游荡在社会上。在社会主义词典里是没有“失业”这个敏感的词，因为失业是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永远隶属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腐朽的象征，无疑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政治经济错误的“综合体”。为了回避这个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键词，便用下放、待业、下岗、无业人员以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等等“安慰词”来替代，但这些“安慰词”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社会的关键问题。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面临失业的青年赶到农村去，使他们成为农民，因为种田是农民天经地义的职业。谁听说过农民失业吗？

　　遗憾的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这种灵感，因而为此一筹莫展，陷入困境（领袖有时也会这样）。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甘肃会宁一个老太婆突发奇想，说她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要去农村参加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的豪言壮语。一时间天翻地覆，锣鼓鞭炮震天响，欢送居住在城市的无业妇女和职工家属去农村抢农民的“饭碗”。毛泽东倍受启发，这或许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好的写照。于是颁布了最高指示，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便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还创造了全国一遍红的奇观——把滞留在城市的知青一个不少的统统赶到农村去。美其名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像现在的学子去国外镀金一样。

　　在残酷的阳光下，积满尘土的大路上，杨项苦难的历程快要结束了，他这次进城取得重大收获，使他感到幸运的是这辆不堪负重的“坐骑”，还算乖巧没有“骑”他回来。现在他正骑着它艰难地挣扎在土坡上，他喘着的粗气与自行车发出阵阵的惨叫声，相“音”成趣。虽然他们的速度接近于零但还是在前进，只有前进才有希望，哪怕只是接近于零的前进；倒退是没有前途的，哪怕是接近零的倒退。

　　说起这辆自行车的来历，倒颇有趣。当时市场上自行车奇缺，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若无票必须“开后门”。他家是老老实实的人家，所有亲朋好友没有掌权之人，都是老实的被统治者，皆无能为力之辈，就得事事凭运气。这辆车是他父亲凭运气在任职的学校里抓阄得到的。在那时父母工资加起来总共一百过点头，但也算丰衣足食殷实家庭，是没有像样家产的“小康之家”，如今有了这辆自行车，如获至宝，全家人倍加呵护，几年下来如新的一般。杨项插队的第三年它像他一样响应伟大领袖的召唤到三里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农的再教育。而且的的确确尝试了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严厉”和“残酷”。

　　三里铺听起来不过离县城三里而已，也不知道这里是市里还是公里，好像一里比海里还要长许多。天麻麻亮起床，填饱肚皮，太阳还没有出来上路，到县城马上进饭馆填饱肚皮，办完事不耽搁分秒必争往回赶，到家已经是上灯时分。因而生活在这里的老辈农民没有进过县城的很多。后来公社成立拖拉机站，逢年过节农闲时挂上拖斗拉上一些人进县城赶集，三里铺大队离公社不算远，但拖拉机到他们这里已经人满为患，即使见缝插针也只能挤上两三个人。当时南方不像北方，北京几个郊县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用自来水管焊接的自制自行车，而南方很少自己组装，所以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即使有票或“开后门”能弄上车的也没有钱买。在三年困难时期卖大葱大蒜先富起来的几户农民，在“四清”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被共了产上缴了钱物。全大队只有一辆自行车，虽是公款买的公车，却是谁也不可以动的王大队长的专用坐骑，并以公家的名义不借给任何人骑，即使溜须拍马的王会计去城县办公事也不例外。自从杨项带来这辆车，产权虽是个人的，而实际上比公车还要“公”。是典型的私产公有。首先是王会计和大队长儿子王继明用它学会骑车，接着是村里的男青年和赶时髦的女青年学车，这辆车确凿为三里铺造就一代“骑车族”，是没有车的“骑车族”。刚学会骑车的人，心里特别痒痒，“车欲”日夜膨胀，变着法儿借车骑。杨项虽不是吝啬鬼，但见到心爱的崭新的车被人家东摔西掼，杨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本想下决心一个不借，像王大队长一样，可是人家是有权的队长而他只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借不借车虽不是政治问题，但这可以充分地检验出他心中有没有贫下中农，而且被认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重要表现。后来这辆车简直成了王会计的专用车，无论公事私事都骑着这辆车东跑西颠的，春节期间杨项回上海过年，这辆车便成了他的私车，并以杨项名义拒绝其他人借车，包括知青。他骑着杨项的这辆车满村满公社县城的跑，不仅如此，还带着老婆孩子进城，每次去县城或公社都要给人家代买点物品，还报点花账捞点油水。长此以往，这辆自行车光骑不修，零件磨损严重，不堪负重，最后是该响的不出声，不该响的拼命地叫唤，所幸的是没有散架。

　　越过土坡，前面的村庄在他眼前缓缓变大，直到把他吞没。

　　他进了知青大院，将自行车靠在墙边，冲进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