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居委主任夏茵就是那位美人的母亲。从派出所把杨项领出来，为了顾及杨家的名誉，一路上没有声张。

　　到了楼梯口，杨项说：“夏阿姨，不，夏主任，你可以回去了，再不劳驾你了。”

　　“回，回哪去？这件事不告诉你父母能行吗？叫你父母好好管教你。”

　　“夏主任，你是知道的，其实我真的……”

　　“我当然知道，知道你过去是个好青年，现在变坏了，是小偷。到现在还不认错，”她大声训诉道：“是不是要把你再送回派出所？”

　　杨项见她板着面孔，玩真格的，声音又大，怕惊动左邻右舍，不再申辩，只是默默跟在后面。

　　上楼时她的脸色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出现在他家门口。

　　项虹开门，见主任来了，忙陪笑脸：“稀客，稀客，快请进。”见儿子在后面，高兴地叫起来，“老头子，快出来，儿子回来了，回来了……真是的，还劳驾夏主任接他回来，太感谢了。夏主任真好，快请坐。”

　　杨宇民惊喜地从书房出来。

　　杨项哭丧脸：“爸、妈……”

　　夏主任脸上不挂一丝笑容，沉着脸说：“我才没有这个兴趣接他回来。你的宝贝儿子回家时，在公交车上作案……”

　　“作案？！”夫妻俩异口同声，惊讶地问道。

　　“当三只手，把手伸到我女儿的挎包里，偷了钱包。”

　　他俩听说当“三只手”，松了一口气。显然“三只手”要比耍流氓，杀人抢劫轻些，当然“三只手”也不是光彩的事，正欲问个究竟。杨项忙说道：

　　“我没有偷，真的没有偷，是他们……”

　　“没有偷？！你没有偷在派出所干吗要写‘认过书’？到现在还不认罪。”

　　项虹说：“夏主任不要生气。他偷了，不，不对，他拿了你女儿多少钱，我们双倍还你。”她特别忌讳“偷”，把偷字改为“拿”。

　　杨项再次申诉：“妈，根本不是这回事。”

　　杨宇民急了，自己是教师，儿子是小偷，这是多么不相称。虽然他十五岁时送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十五岁前他没有这种劣迹，显然责任不在自己而在贫下中农身上。可是贫下中农是群体，就像无产阶级一样，没有具体的个体，找谁都不会承担这个责任。但他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不能不管。他火冒三丈说：“你说说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

　　“有什么清楚不清楚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在车上偷了我家小菁的钱包，当场被两个见义勇为的人抓住送到派出所。正好张同志——就是负责第二居委的——值班，幸亏他对你家了解，否则早就把他送去劳教，他仅做了笔录，叫他写了‘认过书’。当然了，这些要放在档案里的，要背一辈子的。现在怎么能介绍工作呢，哪个单位要小偷？”

　　杨项急得直跺脚：“我没有偷，真的没有偷……我又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

　　夏茵来劲了，婆婆妈妈不依不饶地说：“噢，我女儿的钱包你就不偷了，别人的钱包就可以偷，我倒要谢谢你，不过你还是偷了。不管谁的东西都不能偷，尤其在大街上、公交车上，公共场所人多眼睛也多，最容易被人发现。你说对不对？”还没有等杨项回答，她想不对头，马上反悔说，“哎，不对，我这不是成了教唆犯了。总之不能做小偷当铳手。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广阔天地，大可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应该做出成绩，我倒想不通贫下中农怎么就没有把你教育好呢？你没有成绩就算了，反而变坏了，到城市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做贼……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你爸爸杨老师是优秀老师、模范教师，你妈妈年年先进……”

　　项虹端来茶，想用茶水堵住她的嘴：“夏主任，请用茶。”

　　说了那么多的话，付出那么多的唾沫星，口干唇燥，正需要茶水滋润，她端起杯子朝嘴边送，却又被烫了回去，将杯子放回茶几上。

　　杨项仍不服气，申辩道：“我真的没有偷，在农村我也是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是先进也好，落后也罢，我们总要不断革命吧，总不能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享清福，过剥削阶级的生活吧。”她越说越起劲，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

　　杨宇民端起茶杯说：“对对，夏主任的话句句是真理，今天能听到主任的教诲真是万分荣幸。请喝茶。”

　　她接过茶杯连续喝了几口，茶水既湿润了嘴唇又清了清嗓子，说话顺当了，再不那么困难，放下茶杯想继续说下去，这时上高中的杨玉进门，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她见哥哥回来，高兴地旁若无人的跳到他身边，正欲说话被项虹抢个先。

　　项虹说：“小玉，叫夏阿姨。”

　　杨玉转过身喊道：“夏阿姨，你好！”

　　夏茵答应一声，马上开了话匣子：“你看你妹妹多好，像我的那时候小菁一样，人长得俊，嘴巴又伶俐，学习成绩又好。小玉，你千万不能跟你哥学。”

　　她顿觉糊涂，疑惑地问道：“哥怎么啦？什么学不学的，哥不是挺好？每年都评上劳动模范，把三次工作的机会让给别人，跟他学有什么不好？”

　　杨项没有理会他妹妹只是对父亲说：“我真的没有偷，真的。”

　　杨玉不解地问：“什么偷啊偷的，偷什么了？”

　　杨宇民怕夏茵的“话匣子”又开，没完没了的说个不停，一把拽过杨玉，说：“好了好了，不说了。”并用嘴挪一挪使了个眼神，示意赶走这个唠唠叨叨的“马克思老太婆”。

　　她不愧是聪明伶俐的女孩，立刻有了主意，说：“噢，我忘了，看到哥哥回来只顾高兴，刚才见到菁菁姐，她满弄堂找你夏阿姨。”

　　“对了，不早了，不是小玉提醒我真忘了。今天小菁也回来，他爸不回来吃饭，说军部有应酬。不早了，该回去了。”

　　项虹心里巴不得她早点走，但她毕竟是客人而且是为“公事”来的，估计说句客气话不会留下来的，便道：“时候还早呢，索性把菁菁也叫过来一起用个便饭。”

　　“不了，小菁不会来的。”话音里带着几分傲慢和轻视，仿佛杨项不配和她女儿见面，主要原因倒不是杨项现在是“偷儿”，而是因为女儿长得太漂亮，杜绝不三不四的男人接近她，尤其像杨项这种人，小时候在一起玩，虽然没有在一起长大，目前相互不认识，万一认识了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像帖在身上的狗皮膏药，揭也揭不开。所以她没有告诉蒋菁偷她钱包的贼是她小学的同学。

　　蒋菁和杨项是青梅竹马，学龄前在一个幼儿园，上小学是“三同生”——同校同班同座位。因为她从小长得伶俐可爱，讨人喜欢，许多男生都想和她接近，而她总跟杨项好，不喜欢其他同学，因而她经常遭到由“爱”而转化为“恨”的男生欺负，挺身而出的当然是杨项，便演绎一出出“英雄救美”的传奇故事。有一次他被几个联手的男生打得鼻青脸肿，为此她还为他流了不少眼泪。也许就在那时他就自觉或自发地养成多管闲事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可是这次见义勇为的荣誉被两个小偷窃取，自己反成了阶下囚。读完小学四年级她随父亲调防迁到山东，从此音讯全无，本来小朋友的游戏，随环境变迁而消失，谁知这种纯洁无邪的情感不仅铭记在幼小的心灵里，而且终身难以忘怀。“文革”后他们一家又回到上海，无独有偶两家又重逢在一个社区，其间蒋菁已经在山东插队落户，两人没有机会谋面，故而各各的印象只停留小学四年级稚嫩的、幼气孩提时的模样。

　　夏茵高中毕业后就和她的丈夫结婚，成为随军家属，因为有点文化也在地方上干些工作，在山东时先是帮助居委会做些工作，因是军人家属很快转正，不久荣升居委主任，随夫调上海是当然的居委主任。为了平衡，原来的主任，调到街道办事处做级别不变相应职务的工作。蒋菁是军人子女，在知青上山下山大潮中本可留城工作或参军，只因她母亲是居委主任，担任做思想动员工作不能不牺牲女儿的前途起带头作用，无可奈何地把心爱的女儿送到农村吃苦受罪。她在农村勤勤恳恳劳动不到一年，便三天两头回来，后来干脆泡在城里。人家十年如一日，她总共加起来充其量不到两年，不是她怕苦怕累，也不是不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追求她的人太多太多，其中有当地的农民，有同命运的的知青，还有县里有权有势当官的儿子，并以上调工作为诱饵。她吃不消这种无休止的感情“围剿”，经常回来避避风头，也许她还缱绻青梅竹马的男士，没有许诺任何追求者。后来她父母调上海，来去不那么便当，于是干脆蹲在家里，等待人生的第二阶段到来。时间不负有心人，终于等来了知青返城政策。无独有偶，她与杨项的奇遇，虽属偶然，但有其必然因素。她去山东插队落户的农村及县城办理回城手续，回沪出站正好和杨项乘同一辆公交车。也算无巧不成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