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厂来,在水果市场买了几百斤水果,叫果贩一同送到工人宿舍。一瞧,所有的员工都集中在院坝内,三三五五的议论着工厂的事儿。他们有的说刘三是什么人啦,三个黄老板也不会把他咋的,在战场上死过几次的人,活的就是一口气,他敢放黄老板的血,黄老板只有钱,没有他的胆。有的说刘三说了,只要这工资一发,一切都好说,工人们愿上班的他不拦的,但必须让工厂给工人的福利问题有个答复。他不在这厂干了,也干得没意思。就有工人问刘三会不会去总公司,那里待遇好,又是老板的朋友,刘三不去那去哪?又有工人说刘三去了总公司,我们也去,老板娘石慧心好,又是老乡,有奔头。我让果贩放下水果,分派给每个人。工人们只用愤怒的眼神瞟我,好像这水果就是毒药一般,没一人接。连平时与我要好的几个工友,也用不友善的语气说:阿山,美人计用完了又来糖衣炮弹?跟你这没良心的人说吧,我们眼睛亮着的。我们这些人不是淑樱,一个黄花大闺女,跟你睡了那么久,还拿去送人,有点道德不?我们没她靓,要是今天吃了你的水果,明天你就让我们证明刘三是破坏工厂生产的人,那办不到。要是你敢把刘三送去坐牢,我们就敢把你裤子中那球揪下来喂狗,看你今后还糟蹋打工妹。我脸被他们说得没有放处,但还是陪着笑脸,听完他们越不越刮毒的讥骂。我说工友们,我阿山是什么人,你们是知道的,关于淑樱的事,我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你们当时也不在场,有些事也不要瞎扯,我一切都是为你们好。工人们跳了起来,指着我鼻子说:文化人就是心毒,色狼用完了黄花闺女送了人还能找出个理由,了不起。工友们,大家把眼睛擦亮点,今天要是谁给他点好话,说不定就是将来你成为犯罪事实的依据,也就把我们的好人刘三害了。接着就有几个打工妹子要赶走我。我站在那里,心中灰暗到了极点,想不通我为何沦为工人们人从诛之的对象。我被他们推出宿舍大门,但还是死皮赖脸的又窜进去。如此三次,一个男工人说:他要在宿舍就让他来吧,反正我们谈的都是工人的权益问题,他听听也好,免得他今后又在文字上作文章,说我们在搞反革命集会。工人们罢了手,我却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如个木头人一般,再也找不到一个经理人的自豪感了。
本地厂长也夹在人群中,正在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苦口婆心地劝员工明天上班,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可以找他,他是中方代表。工人们个个表情冷淡,爱听不听,有的织着毛衣,有的玩着扑克。厂长说得口吐白沫,工人却把他八代先人都操了个遍。胆大一点的男工停住手中的扑克牌,顶撞他没鸟用,看见老板欺负工人也不站出来替工人说句话,滚回去吧。厂长其实在厂内没权的,说白了除给工人办办暂住证、交下厂租,联系一下用水用电,就是拿工资他。所以工人绝大部分不知他是工人的厂长,都说他是厂内的杂工。当然来动员工人上班是自讨挨骂。厂长脸露难色,如只断了脚的蛤蟆,横竖摆不正。他无奈地摇摇头,一阵唉声叹气:工友们,出门在外,受气是免不了的,回厂上班,你们的要求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厂方提出,罢工是犯法的。员工们更加野了,问厂长我们的厂是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上还是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上的?厂长说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上的,要不然我还叫厂长。工人又说你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上,为何老板把我们工人往死里弄,没人为我们说句话?社会主义有国法的,难道允许不法分子乱来?厂长又说:像黄老板这种行为的老板不多,国法难容的,法办他只是时间问题。工人们就满了:法办法办,光打雷不下雨,说多了就是废话。你平时只顾拿老板的黑心钱,对厂内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我们要你这个厂长有鸟用,叫老板要炒鱿鱼就炒,到哪里都是打工受气,但工资一分不能少。少了,叫老板拿命来补。厂长更加急了,说工友们别激动别激动,拿命平抵工资这话是说不得的,这话是黑社会说的,那是要坐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