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插着。
唐凤鸣又迟疑了一阵,总觉得今天好像要发生什么事,可是她说有要紧的事儿,什么事呢?既来之则安之吧。他终于鼓足了勇气推门,手刚碰到门板又缩回来了,禁不住嗫嚅道:“我、我……”
“你快进来吧。”随着话音门开了,从里边伸出一只手把唐凤鸣拽进去,接着插上门,反身抱住了他。
门里人是个女人,她叫郑敏之。
唐凤鸣浑身哆嗦着挣扎,他是害怕。能不害怕吗?她丈夫可是县委书记呀!
郑敏之拥抱着他,热辣辣的嘴唇在他脸上吻了个遍,这才说:“他去了西宁,今天不回来了。”见他仍然僵硬着身子没有进院子的意思,眼圈一热,泪水潸潸洒落,扎在他怀里抽泣起来。他的身子软了,知道她有说不尽的委屈和痛苦。他终于扶着她进了院子。他是第一次到她家来。这是一座典型的青海湟水谷台地二十八板干打垒庄廓,与北京单门独院的四合院相仿。院门开在院子东南角,北房是堂屋正房,与众不同的是郑敏之把北房隔断成两半,西面打通的两间作客厅,东边是住室,住室里也不是当地泛着浓郁的草木灰气味的土炕,而是她专程从上海购买、托运过来的木床。
郑敏之把唐凤鸣直接拉进住室,把他推倒在床上,捂着他的嘴不让他说话,不由分说地扑进他的怀里嘤嘤地哭起来。她心里确实有无尽的苦水,自从遇见唐凤鸣,她仿佛在黑夜里看到了光明、在冰窟中得到了温暖,从梦魇中挣脱出来,活在世上总算有了点活人的感觉。
三年前,郑敏之是上海爱华女子中学高三(1)班的学生。在一次年级团支部召开的“进步青年和团组织谈心会”上,她的即席发言被认为是替她那个在五反运动中自绝于人民的纱厂资本家爸喊冤叫屈,她在发言中竟然还直言不讳地承认她和她那资产阶级出身妈妈都是基督徒。就是这次发言,差点儿让她没毕了业,毕业后的唯一出路就是到青海支援边疆建设。郑敏之和她的同行者书写了新中国知识青年支边史的第一页。
火车过了宝鸡开始爬青藏高原,列车每前进一米都显得那么艰难。郑敏之开始觉得好像气不够用,接着喘得越来越厉害,然后是心慌、头疼,在列车终点站兰州下车的时候她忍不住暗自流泪了,心里默默地呼喊“主啊,救我”!然而,上帝无法救助她,她还得继续西行,从兰州改乘开往西宁的汽车。在湟水河边的简易公路上,汽车摇晃着,颠簸着,如同大海的浪涛中不能自主的小船。这群新中国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年轻人大多数还坚持着人定胜天的气概,很多人随着身体在车厢里摇来撞去时而还爆发出一阵阵开心的笑声。汽车刚行驶到八盘峡,车上的笑声就变成了惊恐的尖叫,车还没出甘肃,尖叫声也止息了,因为惊恐已然都显得不够。山路永远是夺人心魄的险要,而且天色也越来越暗。刚进入青海省界,黑暗的车厢里有人发出了第一声叹息,接着有人压抑不住地抽泣起来。暴土狼烟把一车人统统变成了土著人,昏暗的灯光下,人们的脸上仿佛有一条条蚯蚓爬过,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用手擦擦,脸上和了泥浆。到这时候,人们惺惺惜惺惺,谁也不说谁,谁也不笑谁,因为谁都懒得说话,更笑不出声……
到西宁的时候,郑敏之的两眼已经哭成了桃儿状。省上那个女办事员看着这个白牡丹般的小姑娘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不由得默默叫了声“安拉”!女办事员大发慈悲,把郑敏之派遣到海东这个条件相对优越许多的农业县任教师。
到县教育局报到那天,人事股一个黑家伙,事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马玉祥,外号黑驴,把她瞅了好一阵子才给她开了信,并且说是派她到条件最好的县二中去当老师,县二中在高庙镇,离县城十八里,属川水地区,而且学校离他家不远,他每礼拜都回去,有啥事也好有个照应。郑敏之庆幸自个再次得到了主的恩赐,感谢话还没说完,外边进来了马家善,就是她现在的丈夫,当时是县一中的副校长。二马一边嬉笑着争论着什么一边时不时乜斜着眼睛瞟瞟郑敏之,当时她还听不懂青海话,但是明显地看出来他们好像是在为自个的事扯皮,那眼神似乎掺杂着说不出的表情,像是不怀好意,让人害怕得不得了,她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好一阵子,马玉祥跟郑敏之要回刚开的那张派遣单,扯碎了扔进字纸篓,又重新给她开了一张,让她跟着马家善上县一中报到,临了竟恶恨恨地嘟囔了一句:“美球死你了!”
郑敏之突然觉得自个像是一只羔羊在任人宰割分配。
实际上,当时的郑敏之真成了一只羔羊,这只羔羊到县一中不到一个月就成了马家善的盘中餐。在第三次谈话的时候,她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被他占有了,连一点反抗都没有,甚至对他还心存感激之情。马家善给她描述的到下头去当老师的情况让她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连声叫“我不要听”,当时她觉得仿佛只有把他当作靠山才能在当地活下去似的。他说下头那些学校,处处都是土匪窝子,校长村长乡长个个都是马步芳的土匪,他们想干啥就干啥,女孩子要是下去了,绝对跑不出他们的手心。而且你早晚还得落到马玉祥手里,你想逃都逃不掉,马玉祥给你开派遣单的时候就已经设好了套儿,最后马家善还笑着说:“马玉祥的外号为啥叫黑驴?他那个东西简直驴球般的,一宿能把你日球死,连我们这搭南北二山脑山里的藏族丫头都把他吃球不住。你要是落到黑驴手上,简直就是下了十八层地狱唦!”
然而,和马家善结婚以后,郑敏之就真正尝到了掉进十八层地狱的滋味儿。
马家善是个烟筒,抽的是土产黄烟,这种烟气味格外难闻;他还是个酒拉拉,一天三顿饭没酒不动筷子,一周至少得有三天喝得烂醉如泥,喝醉了就对她拳脚相加,而且是外人越多他出手越重,他说这叫娶球下的媳妇买球下的驴,任我打球的任我骑,说这才叫男人。马家善浑身永远冒着令人作呕的烟酒臭气,结婚三年多了,郑敏之还是被熏得时不时地呕吐。最可怕的是,他随时随地地要她,只要是说要她,她立马就得脱衣裳。他做起那事来简直就不是个人,整得她就跟电影里革命者受刑般的死去活来。第二年夏末,马家善被提升作下头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每星期回来一次,住两个晚上,但是这两个晚上却仿佛要把积攒下的欲火全发泄在她身上,这就更使得郑敏之难以忍受,一想起他就吓得浑身哆嗦。马家善自个嫖风成性,却常常怀疑郑敏之红杏出墙,尤其是离开学校以后更是经常无端地怀疑她、询问她,突袭检查家里的角角落落、箱箱柜柜,甚至下令道不经他的检查不许洗床单和内裤。最让郑敏之不能容忍地是马家善自个还常到外面张扬这些丑事,弄得满城风雨,人们经常在背后对她指指戳戳、唧唧咕咕,羞辱得她好几次想跳湟水河,只是想到基督教教义和远在上海的妈妈才没走绝路。爸在五反运动中被整得跳黄浦江自杀,妈妈在公私合营后神情经常恍惚,时不时出现幻听幻觉的情况,如果听说女儿有个三长两短,她还能活下去吗?基督教教义规定信徒不能自杀、要信徒们甘心忍受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郑敏之虔诚地遵守着教义。上帝真的眷顾着虔诚的信徒,给郑敏之留有一条生的道路。
就在这年的秋天,县一中分来个北京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叫唐凤鸣,据说是个内部掌握的右派分子,和郑敏之同在语文教研室。唐凤鸣相貌虽然不特别出众但让人一见就忘不了,因为他举手投足透着一股潇洒劲,开口说话带着些许幽默感。这位京城来的才子使得当地人总是凭空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他们本来就对内地人和知识分子心存偏见,嫉妒心更是在人们的敌视态度上火上浇油了。好在传说他是个内部掌握的右派,这才让人们心理平衡了许多,人们的眼神和话语时常流露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匕首和投枪般的。这就使得一些有心靠近他的人也离他越来越远,连几位出身当地名门的大龄女教师和两位甘肃兰州来的专科毕业生也对他敬而远之了。
唐凤鸣有很长一段时间显得十分孤立。
由于有过祸从口出的教训,唐凤鸣进校以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从不主动与人交往,这就使他显得更加神秘了。不过,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质朴真诚的性格和随和亲切的态度打动,然而他还是显得形单影只,用当地话说“糊涂可怜呐”。岁月荏苒,唐凤鸣就这么神秘兮兮、可怜巴巴地熬着日子。
郑敏之第一眼看见唐凤鸣就是一激灵,心想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不可能啊,可是为什么这么面熟呢?啊——也许这就像是《红楼梦》里写的林黛玉初见贾宝玉的那种感觉吧。想到这儿她急忙低下头,脸红了,多少年没这种感觉了。接下来,她就时常偷偷地观察他,她发现,他往人群里一站就像柳树林子里挺立起一棵白杨树似的。一年多时间,她就这样暗中观察着他,没有当着同事和他说过话、更没和他独处过。
这年寒假,唐凤鸣又没回老家,他住在与教学楼一墙之隔的学校南挎院单身老师宿舍里,偌大个校园就他一个人。正月初三晚上八点多钟,他正在宿舍里看书,郑敏之进来了。虽然一年多了,但是他对她所知甚少,有几分同情,仅限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她一进来没用客气就坐在了他的桌子前,弄得他只好坐在床沿上。郑敏之就像故人重逢,先是客客气气地给他拜了个晚年,拜完年顺手拿起桌子上的《红楼梦》和他聊书中的人物,接着又从《红楼梦》询问起他的大学生活、他的家乡龙城,后来竟然主动谈起她上海的家庭、她的经历、她的苦难……说着说着她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了,先是趴在桌子上哭,接下来扑进他怀里,把他的衣裳都打湿了。开始,唐凤鸣真是害怕极了,他这是头一次和女人接近,头一次就弄成这个样子。他惊慌失措,一时间吓得浑身筛糠,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安慰她几句却不知道说什么,想推开她推不开,想拥抱她又不敢,只好像个木头人似的任凭她折腾。
起初,他对她所说的一切将信将疑,但见她哭得死去活来又不由得不相信她所说的一切。听着听着,他也泪落如雨了。
牛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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