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为伴好行路

有书为伴好行路

　　我读书的兴趣是被“逼”出来的。逼我之人，既非父母，也非老师，而是幼时那些淘气的玩伴。村子里与我年纪相仿的伙伴有七八个，并且都是性喜玩耍的男孩子。一帮脑袋剃的光溜溜的疯小子旋风似的流窜在村子的各个角落。摸鸟窝，采果园，分拨打仗，找到了无尽的欢乐，也会惹来大人们的指责。在一次偷瓜未成而被邻家婶子告到母亲跟前时，我萌生“退意”，决定离开“组织”，但小伙伴们死活不肯“放行”。我就躲着，他们来找我时，就让母亲说我病了，那些家伙便不得不悻悻而退。此招虽灵，也非长久之计。老是称“病”不玩，会被他们瞧出破绽来的。母亲明白我的心思，她从父亲的书箱里翻出几本连环画，叫我以读书之名来“谢绝”伙伴们的“玩请”。为防“骚扰”，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厕所。入厕读书，虽不雅，却很静，绝对可以做到专心致志。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样，我一次又一次躲过了伙伴们的“搜捕”。

　　对于一个认字不多的孩子来说，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是最好的读物。我看图猜字，磕磕绊绊地竟也读完了五十多本连环画。这里边有《霍元甲》、《神腿甄三》、《说岳全传》、《说唐》，还有《红楼梦》。可我那时始终不明白林黛玉干吗要像模像样地去葬花，倒是很喜欢撕扇子的晴雯。父亲那只浅蓝色的书箱成了对我最具吸引力的物什，从那里边我找到了《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的宝贝。三年级之后，我不仅接着读父亲的藏书，还向同学借阅。有一次，我借到一本叫做《月唐演义》的小说，写的是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事儿。从那里边，我知道了李白敢在金銮殿上让国舅爷给他研磨，叫皇帝的近恃给他脱靴，还把一滴浓墨弹到杨贵妃脸上。所以当后来老师讲“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命臣是酒中仙”那首诗时，我就很好理解李白怎么敢那样狂傲无礼了。

　　还记得这样的情景：傍晚放学回家，来不及取下书包，掏出借来的小说，坐在房檐下急切的读起来。毛茸茸的小鸡围在我身旁，唧唧喳喳的叫着，有的小调皮还不时的啄一下我的鞋见。奶奶忙着烧晚饭，淡淡的炊烟轻轻地飘上天空，落日的余辉把周围的一切都染成了金黄色，那样的温暖，舒服极了。

　　自然而然地，读书成了我的爱好，而非“避玩之法”。

　　伴随着愉悦的阅读生活，我从乡间小学升入城里的初中。看课外书的行为在初中是受压制的。若被老师发现，人要受罚，书得没收。幸运的是，我成了学校语文兴趣学习小组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各种各样的语文竞赛，美其名曰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就有了课外阅读的“特权”。享受着同学们艳羡的“特权”，我读完了《复活》、《红与黑》、《三个火枪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双城记》、两个“三部曲”（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巴金的《家》、《春》、《秋》）、《子夜》以及魏巍的《东方》等。

　　高中课业繁重，大家都卯足了劲，披星戴月的向各自心目中的目标——考个好大学而努力奋斗。课外阅读已不再受限，但谁也没了那份心情。高三时，班主任正好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为我们订了《读者》、《青年文摘》、《视野》等杂志。紧张的学习之余，读读那些教人砺志的文章，既缓解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坚定了信心，又于无形之中增大了阅读量，提高了阅读能力。有赖于日积月累之功，高考时我厚积薄发，作文获得满分，语文成绩全市排名第一。

　　上大学后，我有了更优越的环境，更宽裕的时间去阅读。我补读了原来因条件限制而未曾读过的名著，并且扩大阅读面，文史哲方面都有涉列，像《中国：传统与变迁》、《乡土中国》、《剑桥中国史》、《万历十五年》、《血酬定律》，还有余秋雨的系列作品等等，都是这个时候看的。此外，我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处女作小小说《挖井》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大大鼓励了我的写作热情。我参加学校记者团及各种笔会，结交了很多要好的朋友，大学生活因为读、写而绚丽多彩。良好的写作能力也成为就业时我的一项特长而被用人单位所青睐。

　　现在，我已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工作之余，我不忘去泡泡书店，买几本心仪的好书，或放于枕侧，或置于案头，得空便翻上一翻。读书已经成了我的每日必做之事，再忙再累，睡前不读上几页，就像没有洗脸刷牙，睡不踏实。读好书如饮醇酒，久而弥笃。书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润物无声般的巨大，浸淫在好书的滋养中，你就可以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笑看花开花落，风云变幻，这也正是“读书养性”的道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