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悲哀

文学的悲哀

　　悠悠五千年，亘古一大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桎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小农经济长时期占主导地位，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却大放异彩，令古人津津乐道，令今人如数家珍，令洋人叹为观止。

　　诗经305篇，又分风、雅、颂，其中十五国风是精华。

　　先秦历史散文有《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散文则以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为杰出代表，包括了不同文学流派的政治观点。出现了极为罕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以《离骚》为代表。

　　汉代有伟大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还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它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

　　魏晋时期有了小说的雏形，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轶事小说以《石崇和王恺斗富》为代表。

　　唐诗达到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宋词亦然，这里从略。

　　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高峰，以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汤显祖的《牡丹亭》为杰出代表。

　　明清小说成就斐然，明代四大奇书是《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清代三大小说为《聊斋》、《儒林外史》、《红楼梦》，后者堪称旷世之作。

　　一条粗略的文学发展线条，难免挂一漏万，好在能“以一斑窥全豹”，即使提纲挈领，一笔带过，也不难看出古代文学宝库人才济济，名著多多。

　　至于近代文学，大师们还来不得深入研究，悉心整理，至今没有权威的说法和评论。而现代文学又有些牵强，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评起来令人汗颜。当代文学亦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知何方压力，国人宁可说古，不肯论今，但有一条是不争的事实，自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中国本土至今无人问鼎诺贝尔文学大奖，（尽管2000年法籍华人高行健以小说《灵山》获此殊荣）。欧美大国的作家自不好比，连我们的邻国、印度的泰戈尔都曾荣登宝座，的确让人有些困惑。此外，一些小国如，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瑞士、芬兰，西欧的希腊、冰岛、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土耳其，东欧的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南美的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非洲的埃及、南非、尼日利亚，海湾地区有以色列、此外还有中美地区的危地马拉和加勒比群岛的圣卢西亚，都有作家获此殊荣。

　　如果说中国的作家无建树，但又出过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文学大师。如果说中国的作家不勤奋，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绳床瓦灶”、“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窘迫境地中，依旧锲而不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撰成目录，分出章回”，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如此这般，一定会有人说，他们生不逢时。

　　到了现代，左翼作家命笔于暝暝夜色之中，奔走于白色恐怖之下，仅靠鲁迅、郭沫若等毛泽东誉为的旗手恐力不从心，呐喊之声还不足以震撼世界，不少进步作家被当局残酷杀害，如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在这样的氛围中，自然要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先生们唾液飞溅，在讲台上大讲特讲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哥德、俄国的托尔斯泰、前苏联的高尔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五位作家，遗憾的是，极少提及中国作家。

　　当代文学实在萧条，除了反映战争年代的作品外，其余多为歌功颂德之作。虽在那个所谓火红的年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现在看来，还处在幼稚阶段，属于婴儿期。

　　一到反右时期，作家人人自危，个个不寒而栗，或诚惶诚恐地歌功颂德，或战战兢兢地装作哑，那时的作品是什么玩意儿？

　　到了文革，文学遭到灭顶之灾，八亿人民八部戏，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外加三部电影驰骋文坛，剩下的全凭八亿张嘴歌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还有农民诗人在田间地头即兴表演的顺口溜，笑得一代才子郭沫若前仰后合。

　　粉碎那四个家伙后，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异军突起，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一些浪花，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作品涉及现实，但不敢提及本质，内涵未得到充分体现，几度繁荣，稍纵即逝，让人枉自叹息。

　　综上所述，导致了文学的悲哀。

　　悲哀一，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封杀文学

　　文坛的不昌盛由来已久，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仍是儒家文化占主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理念依旧根深蒂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愚民政策的阴影依然存在，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规定和限制。这其实是一道道无形的紧箍，限制了作家的创作题材，禁锢了作家的创作思想，打击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驱走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如此这般，使得人人“惶恐滩头说惶恐”，惟恐触怒龙颜。

　　悲哀二，几个所谓的大家把持文坛，文学实际成了他们的天下。

　　受命于朝廷，自然和“御用”挂上钩了，成了文官，得主龙恩，必然要效命于主子，与圣上旨意不能有半点相悖，如此这般，文学悲矣！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从众心理和奴性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自我和反省，歌功颂德也就成了人们的自觉行动，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对那几副老面孔顶礼膜拜，是非曲直全由他们说了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气氛根本不可能形成，一批新人、甚至是后起之秀也难脱颖而出。曾几何时，大鸣大放不过是请君入瓮，而后秋后算账，五十多万人的冤假错案远远超过了大秦的“焚书坑儒”。

　　韩寒与文坛老前辈之争，实在发人深省。小作家骂人不对，老作家把持文坛同样不对。其实，文坛的大家们也该扪心自问，几十年了，你们引领的中国文学，到底铸就了怎样的辉煌？写出了什么让中国人和全世界感动的作品？

　　记得王大作家在电视上说，不要去管诺贝尔文学奖，办好我们自己的文学奖就行了，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如果能拿国际大奖，为什么要羞羞答答呢，多少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儿吧？

　　悲哀三，出版业推向市场后，文学更是雪上加霜

　　毋庸置疑，艺术一旦和金钱联姻，不变味反倒不正常了。为了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比如青少年，作品不惜降低思想性和艺术特色，向着言情、玄幻、搞笑甚至荒诞方面发展，比如有个刊物就叫《鬼故事》，虽说名不见经传，但在校学生很喜欢看，再就是受年轻人热捧的青春文学。由于一味追求商业性而忽视了思想性和艺术特色，买椟还珠的故事又重演了：买进了漂亮的外包装或华而不实的东西，珍珠或精华却被置之不理，这大概就是舍本逐末吧。不过，人家也说得有道理——你的作品的确有深度，但看的人不会多，潜台词是出版社会亏本。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拍成电影后，竟然出现过一场电影只有几个人看的尴尬场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这个。

　　悲哀四，诸多的限制和陈规陋习桎梏了文学

　　文学与所谓的政治问题一挂钩，简直惨不忍睹。

　　一位作者拿着花了三年半时间写成的两部小说的打印稿去申请著作权登记，人家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政治问题？作者回答，我凭着良心写东西，我认为没有政治问题。本该一个星期发放的“作品登记证”，结果拖了一个月，还是作者写了一份类似保证书的申明，申明文责自负后才发放的。人家也有苦衷，领导说了，文革不能写……

　　编辑部的回答更为直截了当，说是把某某干部写得太坏了，要修改……窃以为，不在乎把谁写好写坏，而在乎那个人到底是好是坏，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比如说，谁也不可能把华盛顿写成坏人，也不可能把希特勒写成好人。

　　悲哀五，领导出思想，作家写文章

　　现在的文学实在太悲哀，悲哀得就像一个近亲结婚的孕妇，随时都可能产下畸形儿；现在的文学实在太悲哀，悲哀得让作家失去了个性，甚至扭曲了人格。有评论家把当代文学比作垃圾加工厂，我们的御用文人却不这样认为，人家的总结中总是阳光灿烂、成绩斐然，一年更比一年好，芝麻开花节节高，不然还叫总结吗？

　　一些趋炎附势的文人，他妈的连个句子成分都没搞清楚，秘书写的发言稿还不一定念得好，人家不是照样领导内行吗？指着人家的作品说三道四，大放厥词，责令其如何如何修改，或下令毙稿，要不就搞点“内部点名”，封杀针砭时弊的檄文，搞文化专制，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文学的悲哀还有一些表现，比如为政治的需要而撰文，为歌功颂德而出书，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曹丕在《典论》之《论文》中高度评价文学：“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重视文学，实在难能可贵，这大概是建安文学繁荣的原因之一吧？

　　毛泽东说过，哪有怕人民的共产党。邓小平也说过，怕就怕听不到群众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发牢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发牢骚，关键的是牢骚要发在点子上。

　　纵观中国文学，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文学评论等精品层出不穷，可见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不少作品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出版，影响极为深远。如果拿近代、现代和当代作品与之相比，的确相形见绌。自然科学日新月异，高科技已经全球化，且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什么文学艺术却呈现出“今不如古”的异常现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记得明清两代文字狱是相当猖獗的。朱元璋误解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民作则”的、本来是奉承他的话，因此杀了人。因为“圣人”和“僧人”谐音：“则”字与“贼”字谐音，就为这个杀人，认为是在骂他当过和尚，用谐音骂他是贼。看来，拍马屁的人不一定有好下场。

　　如今民主化程度有所进展，标志着时代的一种进步。但对文学是不是有限制呢，答案是肯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为什么如今还有人容不得相反意见呢？如果不是限制太多，干预太多，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真的不能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么？答案也是肯定的。

　　文学属于上层建筑，它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如果我们广开言路，鼓励创作，再出几本类似《红楼梦》的佳作不是什么难事，再出几个鲁迅、茅盾、郭沫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此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也是极好的佐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