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该怎么做?
巴金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是一个顺从者,他不敢反抗,也没有反抗。在他的《说真话》里,他对自己那段耻辱的历史有过这样的自我反省:“……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正因为有了巴金和郭沫若那些大知识分子的顺从,才有了那些靠“假话起家者”的横行霸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胆小者居多,巴金也不例外。当年巴金被批斗得受不了的时候,也想过反抗和自杀。他在他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里说过:“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活下去的理由。”我不知道巴金活下去的各种理由是什么,难道是在文革期间为了自己的爱人和家人,而不顾真理,不顾民族大义,当一个“高举者”、“紧跟者”、“沉默者”吗。
爱默生说过:“学者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巴金不但没有胆识去当执旗人,相反他成了被“假话者”利用打击知识分子的工具。巴金在《怀念胡风》里写道:“……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巴金为了自保,居然把笔枪向站在正义方的胡风开枪。这种知识分子的错误,不是一个小偷,因为饥饿去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的小错误。这是关系到当时全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问题。巴金是当年中国顶级的大作家、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大知识分子,怎么能在民族危难的节骨眼上,为了自保而做出如此违背良知和正义的事情。巴金那样做了,那些小知识分子,还不更加有理由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假话者”的帮凶。
巴金当年不反抗,没有自杀,是为了自己的爱人和家人和活下去的各种理由。那么当年像老舍那些为了捍卫正义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以身醒世”,难道他们就没有自己的爱人和家人,就没有各种活下去的理由。
我在此不是指责巴金当年没有像老舍他们一样“以身醒世”,而是说当国家和民族如此危难的关头,巴金身为一位大知识分子,他的良知和胆识不应该只是那么小,更不应该去做高举者、紧跟者、沉默者。他那么做,就是助纣为虐。难怪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都如同被赶进斗鸡场里的斗鸡似的,用不着长官下令,他们自己一个个为了自保明争暗斗得你死我活。
那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基因先天失调的必然恶果。
余杰在他的《文人与人文》中有过一段对中国文人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多如牛毛的是‘文人’,中国渊源流长的是‘文人传统’。‘文人’首先是官僚和地主,别看他们吟诗作赋,满腹经纶,却丧失了改革文化的潜力,因为‘文人’无一例外地委身于国家官僚体制及亚细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用艾森斯塔德的话来说,即‘成为了政策联盟的一员’,用许体云的话来说,即‘以其自身的独立来换取安全’。这样的‘文人’所创造的‘文人传统’自然是先天失调的。他们确实参与了现实政治,他们的参与身份既不是抗议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奴才’”。
中国文人,历来基本上是些奴才。从古至今大都文人求知的目标,是为了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他们学的东西是记问学,一旦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目标,那些学问便像丢垃圾一样被他们束之高阁。这些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独立个性,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更不可能期望他们在民族危难时期站出来保家卫国。因为他们的文化基因里,植入的是“奴才”的文化基因,是顺从。
中国人文史上,有独立个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像先秦、魏晋、晚明、五四这些风起云涌的乱世里,诞生了孔丘、嵇康、李贽、鲁迅那样的有个性的思想家。即使是在不敢怒也不敢言的清朝,也诞生了像金圣叹、廖燕、唐甄那样的异端,就连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那样的大儒,也没有因为文化专制而失去独立思考的民主思想。可到了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很难再找出几位有独立个性的。大都是些唱所谓“主旋律”的奴才。他们没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个性,更加不敢为了自我价值而进行抗争。
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里说过:“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这是中华民族的危险信号。我们不应该让历史的悲剧再在我们的身上重演,再重演,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肯定会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一个民族要想真正富强起来,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人文知识来提高人民的精神文明素质。因此知识分子,不应该做执政者的高举者、紧跟者和沉默者。知识份子的职责正如爱默生说的那样,要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现实。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要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惑;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
当代中国正缺的是那种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摇惑的知识分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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