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故事》里,维尔?;杜兰特说了如下一段有关商人的精妙的论断:
“商人的习惯是把一切人都当成无赖和傻瓜,因而对各种思想一律持怀疑态度。”
的确,这句话实在是太精妙了。从本质上来说,商人本身就难逃骗子的嫌疑,从甲地花一块钱买件东西带到乙地,然后卖五块钱。这个活动本身并没有给货物增加什么价值,商人只是从中牟利而已。除去“方便了人民群众”,不客气的说,商人就是被承认和接受的骗子。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从中牟取利益,商人都变得十分奸诈。基于这个缘故,我平时很讨厌逛街,对购物深恶痛绝。面对王府井和西单精明的商贩,我只有紧紧捂住自己的钱包,决不买任何东西才是唯一的不输之道。商人的逻辑是:所有的顾客都是傻瓜,因为他最清楚自己的东西实际上值多少,但是他必须以高于本物值的价格卖给你,你买了你就是个傻瓜,因为它根本不值。你唯一可安慰自己的就是,任何买东西的人都是傻瓜。商人的另一个逻辑就是任何人都是无赖,工商部门尤其无赖透顶。每当税务人员走到他的店里时,他都会想到:这是个无赖,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跟我们要钱,要钱,要钱。每当政府部门的人员跟商人主动打交道的时候,每个商人都会加倍小心:你们这些家伙,跟我打交道就是想着我的钱。
商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狡猾最难治理的。因为他们手里有很多的钱,国家税收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他们手里弄来的,想弄他们点钱很难。他们很敏感,税收得多了他们就不能忍受,就跑,哪里税收得少,对他们好,他们就往哪里跑,不跟你讲忠心。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政府对他们很痛恨,宣扬“士农工商”,把他们贬在下层。但是维尔?;杜兰特说,正是商人的怀疑观念影响了希腊人文化精神,希腊哲学家怀疑一切,把一切价值观都放在理性的天平上称量一下,从而创造了充满自由精神和怀疑色彩的希腊文明。
实质上,商人逻辑的根本一点就是趋利避害,这和绝大部分认的思维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在商人那里表现得更明显一些罢了。绝大部分人的的思维方式都和商人相似。我老家在农村,在那里,父老乡亲们纯朴善良,很少有把别人当成傻瓜来诈取金钱的机会。也不是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没有那个想法,只是因为别人普遍比他们奸诈。所以,父老乡亲们安分守己,所想的就是不被别人欺骗和掠取罢了。在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也会加倍小心,对政府的收税行为采取适度的方法进行一定的抵制。
我老家后院有位高邻,年方三十多岁,兄弟排行他老三。兄弟出生的时候,父母怀着美好的愿望给他们兄弟三人取名依次为:“斗”“囤”“库”,也就是希望兄弟三人一个比一个强,粮食从斗装满囤,然后装满库,父母希望兄弟们“五谷丰登”,后面还有句“六畜兴旺”,因为生的儿子有限,这个愿望就没有表达出来。我们老家人实在,不妄想物质极大丰富,有吃有喝,家庭和睦即为大福也。但是美好的愿望往往落空,此三兄弟在成人后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大算是一般人,老二就过得不尽如人意,至于老三,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了。这个现实的故事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第一它说明现实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美好愿望终究要面对残酷现实。此外它还教育我们:一定不能太贪心,装满斗就行了,老子先生的哲学含有巨大智慧,我们要减小自己的欲望,只有“虚其心”才能“实其腹”,不能妄想满囤,甚至满仓。我强烈建议老乡亲给儿子取名的时候表达追求幸福的欲望不那么强烈,三个儿子都取“斗”就行了,虽然不一定能管用,但是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拿名字奚落。
三兄弟里老三叫“库”,论辈我得叫他爷。这位爷从小就死了爸爸,这种家庭悲剧直接导致了他没有娶上老婆。在他那个年代,我们农村生活层次比较低,有钱就能娶上老婆,死了爸爸没人挣钱就不能娶上老婆。库爷曾经雄心壮志,要凭一己之力盖房子、娶媳妇。在我们小的时候,他曾经在商海闯荡,一度是我们村仅有的商界人物,在小学校前卖卖冰糕甜棒什么的。但是商海沉浮,他没有弄到钱,后来就一蹶不振,他身材矮小,不能卖力气,没有受过培训,不会技术活,还非常之懒惰,总之,改革开放的春风不能度其家门,一直到了21世纪,他仍然不能自给,种了粮食不够吃,挣的钱不够花,房子漏风漏雨,十分悲惨。由于没有钱盖大门,有一夜小偷光顾,看了看什么也没得拿,很生气,把库爷摁在破棉被里揍了一顿,库爷叫屈,小偷怒斥他:“还有脸哭,就揍你的穷气!就揍你不长志气!”库爷在平日里杜门不出,每到麦收纳税时候就跳出来,走在革命前列,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政府做不屈的斗争。
大队干部到他家里要税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些人简直是无赖,不好好带领大家致富奔小康,年年催税催得急,把树砍个精光卖了30万不知日弄到那里去了。
所以他就铁将军把门,干部走后他就蹦出来呐喊:这些王八日地,到我家门上来就要钱,我不跟你们打交道!偶尔被堵在家里,他就睡在床上,任你如何就是不起,不说话,不表态,做沉默的抗争。后来干部们无可奈何,一铐子把他带到乡里去了。回来他就老实了,但是还是交不起税。
实际上我倒是真的有点赞赏商人的思维方式,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些纯朴善良不善欺诈的人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要留心:这家伙平白无故跟我套近乎,非奸即诈。我更建议大家跟管理者打交道的时候更要留心。他们没事不找你,找你就有事,大部分是要管你要钱。就是没事找你也是跟你扯扯淡,浪费你的时间,他们不事生产,有的是这个精力。
一个商人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估计对方是靠什么生活的,他能有多少钱,我是不是能赚他一把。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也要这么估计一下,虽然我们不是商人,不图赚对方一把,但是这样可以估摸一下对方的情况,减少我们财物的无端损失。
如果我们把商人逻辑合理延伸一下,我们也许可以争取到更好的生活。
打交道时我们要估摸一下对方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其经济来源。对于不是以从事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为生的人,我们就要小心了。这种人是寄生之徒。这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既然不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而人活着又必须占用物质财富,那他拥有的物质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本文并非故意把矛头指向政府人员,但他们实在是太具有代表性了。官们不事生产,但是他们比我们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大楼开小汽车。钱是从哪里来?从我们这里来,他们靠我们的税收活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任何官员都可以理直气壮。官靠我们养着,养条狗还能看家呢。养着你,你就得给我们办事,不然养你什么用?
我们的钱都是血汗钱,既然把我们的血汗钱无偿的拿走了一部分,我们就有权利知道为什么拿走?拿到哪里去了?花在哪里了?有没有浪费掉?有义务就有权利,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权利更重要?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想法,我想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合理一些。但是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人类有趋利避害的天性,使我们常常放弃这些权利之类的这些想法。假如整天揣着这个想法,而实际上看到官员很腐败,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好起来,而且因为自己有这个想法而造成了精神痛苦,大部分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这个想法。争取自身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因为没有斗争就没有权利,但是没有任何斗争是不痛苦的。假如争取权利的斗争过程很困难,而且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拥有权利的快乐,我们就会天生的认为这种斗争是不值的。我们就会放弃这种斗争。在我们中国的农村,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种地就是要纳税的。这基本上都不用去给他们宣讲,乡亲们就乖乖的把税交上了。蒙古人来了,给蒙古人交,朱元璋来了给朱元璋交,满人来了给满人交,国民党来了给国民党交,共产党来了给共产党交,好像一直要交到地球爆炸为止,而且不问税收去了何方,怎样花掉了,有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乡亲们已经失去了权利观念,他们麻木了。到后来,共产党忽然把农业税给废了,还真让人不习惯。后来有人告诉国家富了,用不着你们的钱了,我们世界上几乎没有多少国家再向农民征税了,一个现代国家向低收入的劳苦大众征税是很不道义的行为。
实际上,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是很容易麻木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征服和管理的人,女子缠足的恶习我们都欣然接受了千多年,还有什么让我们不能忍受的呢?毕竟,在我们中国,太敏感的人活不下去的。我们不是像商人那样不能忍受,对老子不好老子就跑。我们甚至从骨子里有落叶归根的观念。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对家如此有感情,至今天,中国的文人仍然能写出像古人一样情动人心的华章来。在此我倒是想呐喊一句,对老子不好,老子就跑他娘的。爱谁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