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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团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我们坐车到阿拉尔后在河边等着汽车轮渡过河。
那湍流汹涌的河水一浪高过一浪，不时有一些在湍流中的树杈残草被卷翻到船边，然后又被急浪卷入水中向下游奔涌。几里之外就听到水流“哗！哗！”的轰响。
多么雄壮又多么危险。
记得刚到六团，一次一副团长及一警卫员在此渡河，他俩坐在吉普车上没下来，谁知车上船后没刹住，一下子冲进滚滚洪流。当时副团长的那张遗相还是我给画的。
过河后又在崎岖的公路上一路颠簸，下午三点过到达十四团团部。
团首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把我们当成贵宾安排在团部招待所休息，跟他们一起在专门为团首长安排膳食的小餐厅就餐，每月光伙食费就２４元。当时我们的工资只有４３。５元，每月光在伙食上的钱占去工资的一半，加之抽烟、零化，一个月就基本没钱了。
其实，根据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安排，是从各团场抽调人员，互相检查、督促，要求我们自带被褥，要与所到团场的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不许搞特殊化。但十四团领导的这种诚意，我们也不好讲什么。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下去！下到连队。十四团是个大团，光蚕桑技术员就有５、６０人（其中不少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桑田单位多、分布范围广，也基本是以团部为中心，向东和向西两边排开。
首先我们发现在团部不远的育苗队，其蚕桑技术员李惠，正是我们的同学，跟我和兰万生年龄相仿，太兴人，已在家乡结婚。人很热情、泼辣。我们就不时到她那里，有时她给我们打“客饭”，有时我们几个打“平伙”，包饺子；当然也有时与她一起到她们的桑园地参加劳动，跟她聊单位的蚕桑生产前景。
再，我和兰万生两人分工：一人负责跑一边，一个连一个连的跑，这里待一天，那里待两天，每月２５日回团部汇总，写出当月《情况报告》上报师蚕桑办公室。
跑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除团部和团部附近的单位，其他连队大部分是住在“地窝子”。
“地窝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埋在地下的房子。从远处就根本看不出。那天我到了二连，技术员缪永龙和他老婆王桂珍（是我们苏州蚕校的同班同学，这次与我是一个火车皮来的，他们是太兴县人，１９６２年回乡后他们结了婚）领着我去他们家，一路走去，就是看不到房子。在一条踏出的小路上，我对旁边从地下“长”出的“烟囱”产生好奇，走了上去，正感觉一种弹簧似松软。缪永龙立即将我拉下来，说：
“下来，下来，底下是房子！”
我好奇怪，看过去，那一溜排全是这种长着“烟囱”的房子。
他领着我走到另一侧，一慢坡下拉开一草帘，后边是一道门，打开门锁，进了他家。
拉开电灯，只见眼前一亮。在一间大约５、６平米的空间里，安放了一张大床，旁边立着几只箱子，门边是一堵火墙，后边是一小方桌，几张小凳，四周墙上贴满年画，虽然没有太多家俱摆设，显得有些简陋，还算干净整洁。看得出女主人王桂珍的细腻和勤快。
中午就在食堂打了饭回到他家，烧了个汤一起吃。
下午上工，我跟随他俩一起到桑田察看，一群蚕桑班的姑娘立即围过来说长问短，也全是上海“阿拉”。
以后，我就经常来二连，来缪永龙家，慢慢地我就称王桂珍为“王姐”。
我跟他们一起在桑田嫁接，施肥，一起在蚕房喂养“蚕宝宝”。晚上就挤睡在单身宿舍。
不久，我发现蚕桑班的有两个姑娘收工后，也常常来缪技术员家，坐着与我们有事没事的闲扯。
终于有一天，王姐悄悄地对我说：
“陈（在学校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有人看上你了。”
“啊，是真的？不至于那么快吧。”我嘴里说着，想起在来他们家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姓林的高桃个，有２３、４岁，常常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盯看我，有一次，她也曾提起她们家在上海住南汇街上，她爸开了间小百货店，妈妈以前当过老师……
我对王姐说：
“啊，王姐，我怎么好像没感觉。”
“没感觉可以培养嘛。”缪永龙也在一边说。
“我现在可是临时的，还要回我的六团噢！”我说。
“在哪还不一样，好了，可以带过去的。”
“呵，呵呵……”
我含糊其辞，没说话。
他俩也没再说什么。
自此，那姑娘也就没再来缪永龙家。（陈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