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化悲痛为力量

　　家中临时设了灵堂，在堂屋中间，用两条长凳、一块门板搁起，铺一块白褥单，父亲的遗体摆放在上边，身上盖一白被单，头上罩一张面巾，点天灯、烧香，一切按家乡的习俗进行着。

　　我们弟兄几个立即去父亲单位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家报丧。

　　中午时分，二哥和嫂嫂及他们的女儿回来。单位领导和亲戚家的婶婶，伯母都来了。

　　大哥、二哥就忙着和单位上来的人商量后事。

　　我就是负责夜里守灵。

　　第三天出槟，在棉百公司的一会议室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父亲，你操劳一生，你付出了你自己的一切，而你应得到的，作为儿女，却没能给你，在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却都远在异乡，你让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

　　事情办妥后，我们兄弟一起商量了“母亲”的问题。

　　因为四弟此时虽已２３岁，但在“三机厂”每月不足２０元的工资，他是负担不了赡养母亲的这一重任的。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她的一生就是依靠着父亲，为这个家操劳，多少年来，用父亲每月拿回家的为数不多的３０元钱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每到月底，她就愁眉不展，东挪西借。每到我们弟兄三开学要交学杂费，虽然只有区区几元钱而家中也拿不出，我们弟兄都要哭一鼻子，母亲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１９５４年为了支撑这个家，她单枪匹马去泰州给别人家当保姆。。。。。。

　　最初母亲没有自己的名字，嫁给父亲后正式叫“陈黄氏”。我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３年，那时学校作为一项任务，安排学生给自己的亲人和邻里扫盲。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就担起教母亲和对门一家婶婶学习文化的任务。母亲就是在这时才多少认识了一些字，才正式启用了自己的名字----黄如珍。６０年代，她不仅操持这个家，还在居委会跑跑腿，搞点社会工作。

　　母亲正是以她宽阔宏大的胸怀维护着这个家，以她那宽厚仁慈的品质熏陶着我们弟兄的成长。

　　现在父亲走了，母亲失去了依靠，今后生活。。。。。。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大哥、二哥和我每人每月寄５元回家。母亲表示没意见。

　　我们几个跟母亲照了一张没有了父亲的“全家福”。

　　然后，二哥回南京，弟上班。母亲说，有一远房姑妈在上海东宝兴路，她要去一趟。所以她就随我和大哥去了上海。

　　大哥从上海买票直接回了包头。母亲随我和小杰去了一趟迎玉家，两亲家总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面，吃了饭后，我领着母亲找到东宝兴路上的远房姑妈家，姑妈很亲热地招待我妈住下，让她多玩些日子。

　　我和母亲分手的时候，她交待了我一句话：

　　“三，你回去新疆有时间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调回来，回姜堰，啊！”

　　我在上海待了没几天也就回了新疆，和迎玉一商量，当月就给母亲寄去了８元（我将５元标准提高到８元），以后稍好一些我就改寄１０元、２０元，一直坚持。

　　这时，初三年级已进入最后冲刺，我也化悲痛为力量，立即投身到战备当中，和同学们一起起早贪黑，这时候已要求每一个同学晚自习必须到学校，我也就守着他们，为他们释疑解难。

　　就这样，从初一到初三，我与靖星等５０多位同学共处了三年。

　　她们升高中后，我因带上新的班工作忙就没有与她们联系，而她们也因高中功课紧也没有找过我。以后我又调离新疆到贵州工作，相互间更是没有了音信，一断就几十年时间！

　　一直到２００２年后才得到消息：靖星在上海一家银行当行长，甘萍也在上海某大学教师，两人事业、婚姻都美满，靖星的一个女儿送在英国学习；朱红在广州一家银行工作，按靖星说话：“我们仨，朱红人长的最好，但命运最不好。”据说，前些年朱红在乌鲁木齐工作时离婚了，后来调到广州，现在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２００４年２月我与迎玉在上海，靖星与她先生赵戈飞专门宴请了我们，甘萍及郭亚芳（也是六团一中的，与靖星同级不同班）陪客，我们见了面，朱红原说要从广州过来，但临时未买到票。（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