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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十年磨一箭。我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去新疆，到１９７４年９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姜堰，整整十个年头，可是我有什么呢？除了我自己、我的妻、我的儿，老实说，那一次回去，我连一块手表也买不起；手脖上戴的一块表是基建队一老职工让我带到上海修的。真的是寒惨透顶。不过那时也有句话，就是我们所攒的那一点钱全拿去铺铁路了。
实在感谢，是老父老母体谅了我们。他（她）们说：“人回来了就行”、“一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很好很好”。
我们在老家待了有半个多月，又到上海迎玉家住了些日子，然后带着家人的期望，又买票返回新疆。
同样是四天三夜，车到大河沿站，是晚上十点多钟，待我们提着、背着大包小包到农一师大河沿招待所，只见值班室门上挂着“已经满员”的牌子。我因当年参加“工宣队”在这待过（注：招待所与转运站是一个单位，分驻两地），对地形比较熟悉，就径直带着迎玉和儿子来到位于下边的一排宿舍的过道里，铺下毯子，让儿子睡在上边，我俩就靠在一边。但到了下半夜就被冻醒了，我站起来在过道里走，顺手拉住一房间的门把，不想一拧，门开了，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抱起儿子就进了房间。这其实是一间库房，有几张床但没被子，一张床上零乱地堆放着几床棉絮，我也顾不得那许多，拉开一床棉絮，我们一家人就倒下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还在迷迷糊糊地睡着，门“咚”的一声被推开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进来的？”那人凶狠狠地喊着。
我坐起身，一看是转运站会计的王大毛。当年在二八台经查帐，对他的问题最后定为“负经济责任，不属贪污”。我们撤点时，他对我是千恩万谢。
见是他，我慢慢地说：
“大毛，不认识我了？”
他仔细看了看我：“噢、噢，是陈组长（注：当年我是“工宣队”驻站组长），怎么会是你们？”
“大毛，不好意思，昨晚火车到，又找不到人。”
“那，待会我在上边给你安排一间房。”
就这样，我们在招待所又等了两天，王大毛帮找了辆拉货去阿克苏的（便）卡车，迎玉和儿子挤在驾驶室，我爬坐在车顶的货箱上，三天时间到达阿克苏。
待我们回到基建连，又是两天以后，我们将上海带回的糖果之类分发给左右邻舍，大家都非常高兴。
然而等待我的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次返家回到连队，我本人是相当的高兴。因为第一我终于回去了，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只要他们健在，我的心就安稳许多。第二这次返乡，又在上海游玩一圈，我内心似乎对"党"产生了一点感情，就在我回到基建连不久，我就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当时连队副指导员周世贵手中，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党章》郑重地交给了我。周副指导员是安徽人，从严明高指导员调去九连后，我跟他关系还算可以。
文教工作，在我去老家期间，连队给添置了一个扩音机，一个大喇叭。我就找了根高杆，将大喇叭绑在上边，就这么扛着、背着，在田头地边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作宣传鼓动工作，田间休息就放一些音乐，有时我也参加在地里帮装筐、打埂，工作倒也轻松。
我在《我这十年》一些章节中曾经写道，因为徐连东连长与连队指导员工作上的矛盾漾及了我，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曾写下几句打油诗，搬家后被抓把柄，他们密写《报告》到团部公安科意欲将我打成反革命，而公安科没有同意。而我却被蒙在了鼓里。
有一天下工的时候，我正忙着收拾那些电线，连长徐连东过来交给我一张纸，说是让我明天在广播里宣读。我将纸顺手塞进口袋，回到家，脱去外衣，又忙着洗菜做饭；迎玉在学校工作也是很忙，都是很晚才能回来。
第二天，到工地，我一摸，昨天连长交给我的纸怎么也找不见了，中午收工回家也没有找到。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找到连长，给他说明了情况，只见他铁青着脸，气得两个眼睛都要爆了，但他没有给我发火，而是转过屁股就走了。
第二天，连长徐连东突然宣布，让我下到家属四班劳动，文教工作交给我前面所讲的那四人之中的一个叫王畏的。
我傻了眼，可又有什么办法？！那时是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连长是老子天下第一，说话就是圣旨。
从此，我就跟在家属四班的那些大娘大婶们，在酷暑炎热的夏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平田地、挖大渠。
家属四班有十五人，年纪最大的张惠妹的已经５４岁，大家叫她张大娘；年纪最轻的也是班长，是一个叫聂大炮的老婆，四川人，当时才３４岁。她们也是样样拿得起的老把式。你不要看张惠妹５４岁，那挑起担子走起来比我还快，还有劲。她们对我都很好，重活累活她们都争着干，给我安排比较轻的。我曾在一篇《感恩》的文章中说“要不是这些大娘大婶们暗中相助，以及我夫人尽力相劝，我还真不一定能活到今日？”
但是，对于自己“文教”的驾座到了徐连东心腹的手中，而自己成天跟那些老妇女头顶烈日，屁股朝天地挖地球，我近乎到了绝望的境地。连想文化大革命自己少数派小头目到后期落到与走资派同等后果却也未遭如此之罪的时候，不禁伤心之泪涑然而下。。。。。。
（陈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