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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头部队早已出发，重建家园的工作启动。勘察、设计工作都已完成；总排水渠在哪，农田如何布局，林带、连部办公室、学校、俱乐部、托儿所、食堂、商店、家属区、涝巴等等都已规划，从图纸上看，那简直就像是一座新兴的小城市。
这就是新的基建连的地址，建好后统称为六团十连。
第一批派出的是两个排，一排挖总排水渠和水渠，二排盖房子。我作为第一批成员，跟着去了工地。
地点就在八连下边有三公里的地方。只见茫茫一片低洼地，上边长满密密麻麻的红柳枝，大的有胳膊粗，细的也有筷子粗。先头部队已在那里一字排开挖好了七、八个地窝子。我们分别驻进事先分配好的地窝子。
第二天正式开始工作。我主要是统计每天的进度，及时表扬好人好事。要求每天晚上给连长徐连东电话汇报进展情况，也是一点不能马虎。不到两月，就有几幢房子耸立起来。再不象水磨上的那种干打垒。住房一律是一砖到顶。
不久又下来一大批，主要任务是整地，挖去地里的红柳，然后是拖拉机翻地，再按《规划》筑成一块块田地。
我前边曾讲过，这些人个个是多面手，干什么都成，盖房子、挖大渠、平地、灌水、烧饭、打铁是样样都能拿的起。这一次我可是眼见为实，你不佩服也不行。我每天就是在他们中间转，有时候也当把下手，帮递块砖，上前挖几棵红柳。也有时就在伙房帮橱，中午给工地上送饭。倒也是无矩无束，心情舒畅。
有时休息，我也回到水磨，看看我们的儿子。自从我下去后，迎玉找了一个婆婆帮带孩子，一个月８元。这婆婆也就是５０多岁，人很干净，一生没有生育，身边有一个从妹妹家领养的一个姑娘当女儿，１４、５岁。我们让儿子叫婆婆为“奶奶”，那婆婆让姑娘叫我俩“叔叔”、“阿姨”。这人与人之间的辈份关系，真是说不清楚。就这样我们两家关系相处的很好。
到１９７４年春节后，家属区房子等都陆陆续续盖好了，渠道、田地也都一切就绪。开始分期分批的搬家，我又是较前回到水磨搬家。这时严兴高指导员已调到九连任指导员去了。
我将家俱等一并收拾好，马车过来装上。可我的家一搬开，麻烦事也接踵而至。你还记得我曾经在家中墙上糊的报纸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就这几句话，差点让我遭遇灭顶之灾。
不过，这件事，当时我是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情。
还是在２００７年８月我去上海，在上海南汇新疆同事碰头会上，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当年一起在基建连工作的何迸，他给我讲了这关于“打油诗”的故事：
我们家中的东西刚装上马车，前脚走了，后脚古文田就进了我家，象个侦探一样，东嗅嗅西看看，终于他发现了墙上旧报纸上的这几句话。他没有声张，而是用随身带的一把锁“咔嚓”将门锁上了。然后找来了照相机，叫来了司务长，两人一起又打开门，拍了几张照，又细心地将这张报纸取下来，用另一张纸包好。到连部找到徐连东连长。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由古文田执笔写了一份《报告》报到团部公安科，意欲将我打成“反革命”，公安科没有同意。
当时，我是什么也不知道，还在为搬家的事高兴、忙碌。
不过，他们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最终在半年后，找到一借口，由连长徐连东直接宣布免去了我的‘文教’职务，下放随家属四班劳动。对此，我曾在《感恩》一文中有记述。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我们把家安顿好，学校也在放假，我手头也没什么事，因我到新疆已有十个年头，就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回乡探亲。徐连东同意了。
经过三天汽车颠簸，又三天四夜火车“晃悠”，我们先回到上海迎玉家。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上海，第一次拜见岳父大人，我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博得老丈人和迎玉几个哥姐的认可。
三天后，也就是１９７４年９月，我们又启程去到苏北－－－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的故乡：姜堰。
我的父母早已在汽车站出站口等待多时。见我们出站了，父亲立即上前接过孙儿。母亲只是走上前拉住我的手，看着我，一会她就哭了起来：
毕竟是我离家整打整算有十个年头了，妈妈整十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迎玉上前，一手扶住妈，一手帮她擦眼泪，说：
“妈，不哭。我们这不是回来了。”
回到家，我很内疚地对二老说：
“真对不起，不孝儿十年未回；这次回来也没什么带给你们。”
母亲说：“不带不带，人回来了就行。”
父亲说：“一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很好很好。”
邻居们也都过来看望，都很高兴，说：
“老三家（注：我在家排行老三，老三家就是指迎玉）长的不赖，孩儿也乖。不错不错。”
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０日我们和父母及小弟去照相馆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十年，父母变老了，家乡变漂亮了，盖起了很多高楼，那镇中心坝口也变成一个大的广场。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商品琳琅满目。
十年，对于人生来说，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历程。
而我这十年，更是经历风风雨雨，她使我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掌握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但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在一个人前进的道路上，坎坎坷坷、坑坑洼洼、艰难险阻，到处都暗藏杀机，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挑战。最终的胜利者将是我们自己！（陈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