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坏头头

　　随着新疆整个形势的发展，到后期，少数派成了敌对派，蔡文绍因有“海外关系”被打成“坏头头”、“牛鬼蛇神”揪入牛棚。我也被作为“坏头头”，下放到四班监督劳动。

　　那天，连队召开大会，团部多数派头头、团政治部主任齐廷升也来了，坐在台上“主席台”位置。

　　会上，他念了一份据说是“内部文件”的材料，只听得他在翻来覆去地说着：什么“要坚决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揪出一小撮牛鬼蛇神”等等。说着说着，马上就有几个人上前，走到蔡文绍的位置上，双手一驾将蔡元绍揪到台前，被揪的还有另外两个１９６６年到连队的知青（原来有“小偷小摸”行为），不问三七二十一，有两人手拿一把推剪，给他们三人剪了个阴阳头。会后三人被拉到涝巴边原来一养鱼人住的破房子里，简称“牛棚”，被监管起来。每天干着打砖块的生活。

　　据说团部马国良更惨：因怀疑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被挂上“坏头头”木牌揪斗，轮番对他大打出手，将他两手悬空吊在房梁上，逼其交代国民党是如何派人来联络的，数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两条深深的伤痕十多年后还能看到。

　　对于我，会上由连长宣布，下放到二排四班监督劳动。会后，我就搬住到男生集体宿舍，行政隶属女生四班。

　　后来，多数派头头找我谈心，要我反戈一击，争取立功的机会。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给他说：

　　“整个文革期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我没有什么可反戈一击。”

　　他干脆让我揭发蔡文绍。我说：

　　“我也没有发现他有．．．．．”

　　他立即打断我，说：

　　“不对，不对，你可要认清形势。蔡文绍现在跟你是不一样的，他属敌我矛盾，你呢，内部矛盾。”

　　他顿了顿：

　　“不过咧，这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又没说话。他站起来，说：

　　“我反正给你讲的很清楚，前面的路要靠你自己来选择。”

　　后来，又一次找我，让我交代蔡文绍的问题，我说了一句：

　　“我们刚成立‘敢死队’的时候，他给我说过：‘谁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也是第一次嘛’。”

　　谁知，我“揭发”的这一句话，当时我感觉也没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他们手中，成了蔡文绍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最大的罪状，足以让他被定成死罪。每天让他交待说这句话的恶毒用心，交待自己的罪恶思想根源。反正怎么说也过不了关。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就差没给他戴上手铐、脚镣。

　　我在四班劳动，我的工作都是由班长周玉妹直接给我安排。

　　现在说起来，真是天报应。这周玉妹班长后来成了蔡文绍的太太。蔡文绍从“牛棚”被解救后不久，他俩就结了婚。待我１９７１年回到连队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正出生不足一个月。

　　你说这是什么一种复杂的关系。

　　也就是说，那时的周玉妹班长早已私下跟蔡文绍好上了。对于我揭发蔡文绍一事，她也是对我恨之入骨，所以重活累活脏活，她都分给我，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迎玉呢？据杨月芳告诉我，对我下放四班监督劳动，作为四班副班长，她的心一直揪着，半夜一个人在被窝里哭醒了多少回。

　　这年冬天，总干渠清淤，我们都上去了。天寒地冻，吃住在工地，一个班多少任务是用尺子丈量好的。要求从现有的沟底挖下去１．２米深，将那些淤泥全部要运到渠道５米外的地方。完全用担子挑，我的任务就是挑土。那周玉妹亲自给我装筐，挖了还要压一压，一天下来，我的肩膀就红肿难受，半当中还不能停留，必须小跑步。这种重体力劳动，老实说，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遭。第二天，我挑着担子，整个人东倒西歪，但不准休息。周玉妹在一边口中直喊着：

　　“快点，快点，抓革命，促生产；你在磨洋工呀？”

　　到第五天，我就累趴下了，发烧至４０度，被抬下了工地。（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