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恋爱

　　《情书》写好后，我的心似乎平静了许多，象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正好那时两派也处于休战状态。

　　“晚汇报”后，我就怀揣着《情书》，假装散步走到经四班宿舍去往二连的小路上，我漫不经心地走着，眼睛却在四周扫射。

　　忽然，我发现了四班的杨月芳，她正一个人从二连方向走来。

　　杨月芳家住上海虹口区虬江路，与“迎玉”家武进路相距不远，１９６４年和迎玉一个火车皮进疆。她年龄是班里最小，人很机灵、活泼，与“迎玉”的关系最好，平时常常是两人形影不离。

　　我见她过来，便站着，等她走到身边，我喊住她：

　　“杨月芳，匆匆忙忙在做啥？”

　　“我不告诉你。”她调皮地说。

　　“我看，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今天挨批了吧？”

　　“才没有咧，我今天任务完成的好，班长都表扬我了。”

　　“那，为什么不高兴？”

　　“我哪不高兴了嘛？人家有事情。”

　　“那，劳驾，请你办件事好吗？”

　　“啥事，快说。”一听有事，她来了兴趣。

　　“请你将这包东西交给你们迎玉班长。”我掏出用信封装的《情书》交给她：“不要丢了。”

　　“好。”她一溜烟跑了。

　　第二天中午食堂打饭的时候，杨月芳磨磨蹭蹭走到我面前，悄悄塞给我一个折叠好的平平整整的信封。我急忙回到宿舍，打开一看，高兴的几乎都跳了起来。

　　迎玉说：她愿意与我交一辈子朋友，只要我对她好，她也一定对我好。还有什么“海枯石烂心不变”，“愿与我做比翼同飞鸟”。

　　啊，她同意了，迎玉同意与我交朋友了！！

　　就这样，又通过杨月芳为我们“鸿雁传书”了几次信件，我们就开始了正面交往。

　　没有现代年轻人的浪漫，潇洒；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最佳方式就是利用星期日去团部逛巴扎。

　　此情我在我一篇名为《巴扎》的文章中曾经有过记述，不妨我将它转录于下：

　　“巴扎”是什么？是新疆人的乡村自由贸易巿场，正如口内说的“集”，“场”。赶巴扎就是赶集，赶场。

　　那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每个星期日这天，十里八乡的老乡们，骑着毛驴、赶着牛车、马车，也有的骑自行车，而绝大多数老乡，特别是些身穿连衫花裙的维吾尔妇女，头顶扎着十几根小辫的小姑娘也都是将鞋提在手上，挎在肩上，光着脚丫走路。眼看快到巴扎了，脚也不洗穿上鞋继续走，他们把家里的土特产、日用品，家里养的鸡、鸭，鸡蛋、鸭蛋以及自制的酸奶全都拿到巴扎上卖。那些小商小贩们都提前占据有利地形搭起棚架，摆开摊位，有卖猪肉、牛肉、羊肉，有卖米饭、羊肉拉面、面包馒头，有卖布匹服装、卖鞋袜碗碟，卖农具农药，卖蔬菜姜蒜，卖瓜果桃李，有耍把戏卖狗皮膏药，有唱小曲卖面人糖果，斗狗的、斗鸡的，当场表演杀牛的。。。。。渠道旁、树荫下，到处坐满人，整个巴扎热闹非凡。

　　巴扎，对于从大上海来的知青来说，也显得特别的兴奋，一到星期天，各个团场、各个连队的上海知青们，吃好早饭，就三五成群地纷纷走向附近的巴扎，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去吃碗酸奶，去看杀狗，去凑热闹。所以巴扎更是人山人海。从远处看，整个天空，被一片沙蒙蒙的灰土笼罩。

　　赶巴扎也成了我和我迎玉当年谈恋爱的最佳方式、最佳时机、最佳场所。开始几年，我们是赶团部巴扎。

　　巴扎离一连有七、八公里路，在团部前总干渠旁的一大块空地上，称“荒地”巴扎。我俩肩并肩边说边走，虽然当时文革，我们分属两派，当我们谈到“观点”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几句，但绝没有左右我俩的感情。我们走在大路上，左手边是流经各连队的总干渠，渠水“哗哗”往团部方向奔涌直下，她是六团的主动脉。渠两边垂柳在风动中摇摆，右手这边是大道，在涌动的牛车、马车和步行的人群中，我俩手拉手悠闲地走着，走累了就停下来在渠道柳树边坐下，说会悄悄话。

　　那时我的基本工资是４９元，迎玉4１。5元，所好我们也不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只中午在巴扎上一人吃一只老乡的包谷囊，再买一点水果。到下午4点半左右就往回走。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上半年，每个巴扎，我们都是这样来来去去的走。大路上留下我俩爱情的足迹，洒下爱情的汗水；渠水为我们喝彩，柳树为我们见证。（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