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原来是她

　　１９６７年３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兴起，蚕桑工作检查团撤销，我们就回到自己原来单位——－六团。

　　新疆的文革比全国起步晚，特别是兵团，当时有个《１２条规定》：主要是，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不得介入地方，不搞地区性大串连等。

　　我们回到六团，我仍在一连，兰万生调二连。

　　刚到连队一看，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队从七团调来一位副连长，姓崔，也是上海知青；四排长一家调到连部；我的铁哥们孙德强几个男生调到值班连：“迎玉”她们班也调到连部这边，为四班，“迎玉”仍是副班长。连队又进了一批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进疆的上海知青，有２０多人。

　　那时实际是“社教”刚刚结束，工作组刚撤点，大家都在说“社教”执行了正确的路线。

　　在一片赞美声中，为了活跃气纷，连队让我组织几个人，排练些节目大家高兴高兴，也没说要成立什么“宣传队”。后消息一传出，大家争先恐后，办公室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期间，“迎玉”也积极报名，他甚至找到连长，软磨硬缠，说她从小就喜欢文艺，都差点被一越剧团选去当了演员。后来没办法，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审查的办法，抽了有２０来人，就成立了宣传小分队，经推举，“迎玉”当选为小队长。

　　这时的“迎玉”不再象在四排那样时时处处躲避着我，有时我给她讲话，她也还是低着头认真地听，只是说话很少。

　　我也就发挥了我原来在县文工团的“能耐”，舞胳膊踢腿地并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一起编排了一些歌舞节目，有表演唱《逛新城》、《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对口词《夸夸社教工作队》，小快板《我们的周队长》和舞蹈《采茶姑娘》、《边疆的泉水》等，不少节目就是歌颂社教工作队的。

　　先在连队演出，后来团部政治部来指示让我们到各连队循徊演出。

　　我就带着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跑，晚上演出。

　　虽然没有音响，没有乐队，就凭一人一张嘴，每到一个连队还真是台上台下乐成一片，大家齐声称赞，收到较好的效果。

　　在整个演出中，我台前幕后，忙的“头头转”，所好，“迎玉”帮了不少忙，她除了参加一些演出，也是上上下下，什么事她都要过问。给我留下较好印象。

　　可不久就１８０度大转弯，又说工作组是执行的“左倾”路线。一批人叫喊着要将工作队揪回来。

　　这就开始在连队形成了两派。

　　一连的房象一个长方形的大四合院，中心种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房屋四周种植着沙枣树和一些林果。涝巴边围成一圈垂柳。

　　我回来后，领导安排我住到连会计蔡文绍的房间。蔡也是上海人，在上海某财会中专校毕业也是没有分配工作，后随上海知青一同赴疆。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固守的那种，肚里有话不轻易表述出来，一般人还不好与之交往。而我正好与之相反，直性子，直筒子，心里藏不住东西。所以以后，在两派问题上就受了他的左右。这当然是后话。

　　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开前面的窗，一天、两天我没有注意，就是我们住房对面女生宿舍，一扇对着我们房间的窗户也总是几乎在同时打开，而且有个人影总在窗户后晃动。

　　终于有一天，我在窗户后发现那是“迎玉”她们的房间，她的床铺就安在窗户的下边。这时她正趴在那窗户上两眼朝我们这边注视地看着。

　　后来，我又发现多次。那专注的目光象是一道电波。终于有一天，我俩伯目光对视上，那发出电波的，原来是她！

　　再一点，我和蔡文绍房子的隔壁就是原四排长家，他们家的闺女有６岁左右。我发现一段时间，“迎玉”与她们班的一个叫杨月芳的小姑娘经常有事没事的朝排长家走，有时就拿些上海的糖果给排长小闺女吃，斗着她玩。

　　有一天，吃晚饭后，我一个人也坐到宿舍门口休息。四排长的妻走了过来，她姓张，我们都称她“张嫂”，四排时大家就比较熟识，所以说话也就很随便。

　　她说：

　　“我说呀，你们做男人的，是不是都有的点大丈夫派头？”

　　“没有呀……”我不知她是指什么，只好含糊其辞。

　　“还没有，人家姑娘都快追到门下，你还不能主动点。”

　　“嗳，什么呀？张嫂。你倒是说清楚的嘛。”

　　她哈哈地笑起来：

　　“你也真是，这事还要我给你点拨清楚。”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这才想起，我确实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了……（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