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嫂受辱

阿嫂受辱

　　同行告诉我，当记者的三次被毙稿，就不行了。

　　读了四年新闻系，好不容易分到一家杂志社当记者，可发稿量又成了一大难题。晋升中职，学历、年限以及其他自然条件都够了，加上我人缘好，按理说不成问题。而这次，评委们考虑到“僧多粥少”这个现实，新规定了一条“每年发稿量不得少于10万字”这个硬指标，于是我惶惑、焦躁、不安。妻子终日絮絮叨叨：“一个大男人，念了大学，还拿了学位，收入还不如咱娘们，寒碜不寒碜？”边说边把锅碗瓢盆砸得山响。

　　是啊，男人最害羞的是不如女人，当初她嫁我，便是冲我的工作和学历而来的。当了小媳妇，一到嚼牙根时，便颇有几分满足地在小姐妹面前炫耀：“他在《开拓》杂志社工作，大学生、记者，挺会写文章的……”这几句口头禅，大家都背熟了。有时她欲再次说起，调皮的伙伴便抢先背出，逗得大家伙儿嘻嘻哈哈直乐呵。

　　职称是个敏感问题，与工资待遇直接挂钩，一旦泡汤，便牵一发而动全身，让人窘迫、难堪，甚至因伤及面子而低人三分，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

　　这天，我刚搁下笔，妻子又发难了：“写、写、写，写白了头发也等于零，窝囊废。——去，把萍儿的衣服洗了。”我处于这般境地，只得唯命是从，一声不响地去了。尽管水流声哗哗作响，但我还是听得清她口里哼的豫剧段子：“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气得要命，但又不敢发作，我……我还算是个男人吗？晚上，我告诉她要开会，她理也不理，只顾看电视，嘴里嚼着口香糖。其实，我是要去夏编委家，他是一位资深的记者，去年拿到高职后，便退下来了。这是他最精明的一招，因为事先说定要去另一家杂志社应聘，再拿一份工资，一张嘴，两头吃，好比豁豁嘴吃米线——两头逮。

　　我把礼品放在桌上，虚心讨教起来。夏编委打开话匣子，口若悬河，唾液飞溅：“小老弟，干咱们这一行，说难也难，说易也易。现在的人读书，大都为消遣，有几个是在真正做学问？因此，写文章就要迎合这些人的口味，不要一味追求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嘛，下里巴人的东西更有市场，你说是不是？”我一听，心里茅塞顿开，忙说：“有道理，我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呢？”我递上烟，弯下腰为他点着，继续讨教，“你的意思是在题材上下功夫？”

　　“到底是年轻人反应快，一点就明，响鼓不用重锤嘛！噢，你喝茶。”老夏有些自负，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是鼓吗？不过他说的也是真心话，“现在的文章，有几篇不掺水份？如果获取材料有困难，编上几段又何妨？这里面学问大着呐，前提是朝好处吹。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文章一大吹。但要把握一个原则：抄要抄得有水平，比如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等；吹要吹得有绝招，吹得恰到好处，做到自圆其说；还要迎合被吹者的心理。不瞒你老弟，现在的东西，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人象猜谜似的……”

　　我惊愕，更茫然。他似乎看出我所想，怕我怀疑他的文章就是这样出笼的，连连解释：“当然，我对这种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也不主张你这样做。话又说回来，做学问嘛，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建议你‘深入不毛’，搞点社会调查，写点震得响的东西，不过——这可要担风险哟。”

　　我心悦诚服，承认夏编委胜我一筹，文学理论在学校就学过，为什么用起来就卡壳呢？又联想到妻的冷嘲热讽，烦人的家庭风波，于是便迁怒于她没当好贤内助，每每驱走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到头来没有惊人之作。

　　我决定重振旗鼓，准备写“苦人儿”，而且，一定要引起争鸣。我不能老让人看不起，只有一鸣惊人才能扭转被动的局面，我要精心构思，自编自导自演一出震得响的好戏。到那时，哼！谁是骡子谁是马便一目了然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告之要采访，便出发了。我只带了一台袖珍录音机，带多了会暴露身份；我独自徘徊在闹市的街头，寻找时机。

　　刺耳的嗽叭声，喧嚣的叫卖声，高分贝的乐曲声，喋喋不休的争吵声，构成了一部变了味的交响曲，向你充耳袭来，给人以杂乱无章感觉，在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吧。

　　我在一家装修华美的发廊前刚驻足，便有一衣着入时的妙龄女人主动上前招呼：“先生，要不要干洗头发？”我没有犹豫，当即入座。她往我头上喷些什么，一股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随之用手不停的揉搓，还主动询问：“先生在哪儿发财？”我为了让对方把我当作外地人，于是和她操起国语来：“搞推销，这工作苦啊，货不出手，连工资都保不住。”

　　她见我确有几分寒酸，便安慰我：“你不必着急，来我这儿的人，都是解愁寻开心的。”她用细腻的小手挑逗地抚摸我的脸，以激发我的冲动欲。完毕，她只收了我十元钱，以示公正。她眉毛文过，眼睑弄成一个椭圆形的黑色的圈儿，眼皮上抹了点绿蓝绿蓝的东西，夹杂着少许发光的颗粒物。她目光狡黠地打量着我，片刻，她似乎确信我编造的身份是真实的，便着奶声奶气地问：“要不要妹妹？”我假意推辞，并声明囊中羞涩。她不以为然地：“干什么事都分档次、划等级。要想见红，六张大的；接过客的年轻妹妹，一张钱；年纪大点的，半张就够了。怎么样？”

　　“安全有保障吗？”我还真的有些惶恐，我们这些爬格子的，现在居然做起侦探来了，前者是本行，后者就没受过专门训练了。

　　“放心，我这小玩意儿一响，便知事态，但用的是暗号，干这买卖，当然得有内线。”她若有所思地，“那几个大盖帽，不知从本小姐这里收了多少保护费，尽吃白食。”她见我举棋不定，估计我手头紧，便替我拿主意：“就来一个三级品吧，给你一个丰满的，照样尽兴。怎么样？”

　　我被她引进里屋一个包房。在这之前，我利用有限的时间，目光四处搜寻，保守地估计，不下十间，每间约六平方米，好象是歌厅的包厢改装的。我递给她50元钱，便锁上门，按下保险。屋里一盏瓦数极低的红灯，象独眼魔鬼投出的一把利刃，锋芒毕露，目标大都是良家妇女。

　　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年妇女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见我进门，“哗”地一声撩开衣襟，赤裸裸的女人身便呈现在我眼前，双乳有明显的伤痕。

　　她机械地解我的衣裤，与此同时机械而麻木地吻我的唇。我的心在流血，我慌忙捏住她的手，轻声说：“你穿上衣服，快坐下。我是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的人，不想那样，只想请你说说你的情况，相信我。”边说便按下录音机的按钮，等她述说。

　　她捂住嘴，生怕抽噎声传出，镇定了好一阵，她才用极小的声音倾满腹苦水：“我叫朱阿英，大家习惯叫我阿嫂。今年34岁，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初一，老二读小学三年级。孩子他爸外出打工，从四楼摔下，老板硬说他酒后作业，自己违章者不能享受医疗费。老乡把他抬到医院，因交不出五千元住院押金，终于死在医院门口。天啊，孩子他爸从不喝酒，怎么会是……后来，几个老乡说要去杀老板，老板才支付了安葬费，又给了几百元钱。先生，你给评评理，一条人命就抵几百元钱？”她说不下去，只是抽泣。我扶住她，她全身在颤抖，抖得厉害！

　　“阿嫂，你要挺住，我会帮你的，你慢慢往下说。”

　　她喘息一阵，伤心地说：“他爸临终前留下话，叫我改嫁，争取嫁给有钱的人，如果不行，就是卖血也要供孩子读书。他去了，好心的邻居替我介绍了好几个，都嫌我负担太重。我要养两个孩子，还要养两个老人，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我想一死了之，偏偏两个孩子读书又成器，年年三好生，次次第一名。如果不让他们读书，对不起他死去的爸，也对不起孩子啊！我把孩子暂寄在亲戚家，自己担惊受怕地来城里打工，最后被人骗到了这里来了……”

　　听了阿嫂血泪斑斑的诉说，我惊讶，我愤怒，但眼下更多的还是同情。阿嫂们以受尽凌辱的沉重代价，挣钱养活一家老小，挣钱来为孩子交学费，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活得像个人，而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就是把自己变得不是人。

　　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杰作《复活》，通过对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不幸遭遇的描写，猛烈抨击了沙皇的法律、法庭、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对这个农奴的私生女到处漂泊、受尽蹂躏，最后沦为娼妓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如果说玛丝洛娃的堕落归罪于黑暗的农奴制度、归罪于惨无人道的当局，那么，阿嫂的悲惨遭遇应归罪于谁呢？一个善良纯洁、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大概不至于因好逸恶劳而付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代价吧？

　　她有气无力地靠着我，我便知她全身发热……她生着病呢！可她还是用微弱的声音说：“先生，几个月以来，我就遇到你这么一个好人。收了你的钱，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就……”她强支病体，用双手及膝盖做支撑点，臀部翘着等待着我。

　　啊，这是动物型的性接触姿势。此时此刻，我才发现自己真的不懂社会，或者说对社会只是一知半解。我扶她坐好，小声问道：“他们都要你这样做吗？”

　　“多数都这样。”她伤心地答道。

　　“虐待狂！”我出奇的愤怒，禁不住骂出声来。

　　“先生，我不能白要你的钱呀！”她不安地说。

　　这话让我找到了话题，我问她：“老板一天给你多少钱？”

　　她说“每接一个客抽成二十元，其余的全是老板的。”

　　我咬牙切齿地骂道：“简直是吸血鬼，太歹毒了！”

　　我见阿嫂只是哭，便关切地问：“那今后你准备怎么办？”

　　“一点办法也没有，孩子要读书，要吃饭，老人要供养，要养老送终……”阿嫂惨巴巴地说。

　　“吃饭都成问题，这读书就……”

　　“先生，两个孩子的老师都告诉过我，说他们将来是读大学的料子，还说能考上什么生。我就是饿死也要供孩子把书读完。孩子他爸去得早，他一生就这么个心愿，我要对得起他啊！”

　　我不禁肃然起敬，而且感触颇深：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母亲则难上加难！天有不公，专门折腾穷人，难怪人们说“越穷越见鬼，越冷越刮风”。我担心阿嫂熬不到孩子读大学，便劝导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孩子让他们自己奋斗去。何况要是真的考上大学，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品学兼优者，可以获得奖学金。再则，他们还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总不能为了孩子不顾自己的命吧？”

　　她凄然地直摇头：“可眼下又怎么办呢？吃饭都成问题，还有俩老人……”她没法往下说，只是流泪。

　　其实，我也在流泪，只是往肚里咽罢了。我往衣袋里掏，又往裤包里寻，搜出一张大的几张小的，毫不犹豫地递给她。我诚恳地说：“阿嫂，拿着吧，我也是有孩子的人，这一点，咱俩一样，你就别客气了。”

　　“不！先生，这怎么可以呢？我从来没白拿别人的东西。再说……”她撩起衣襟，小心翼翼地拆开线缝，从夹层里抠出一张张血肉铸成的钱币，反而送到我手里。她近乎哀求地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好人，我相信你。请你把这些钱给我父母，并告诉他们，一定要让孩子读书。他们住在盘阳县柳树镇朱家冲，我父亲名叫朱成生。”

　　我叫她再说一遍地址，并掏出笔来记下了。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寄出去呢？他们一定等急了。”

　　她说：“我不识字。”

　　我有些犯傻地问：“不可以请人吗？”

　　她苦笑一声：“我怕被人给骗了。”

　　好可怜的苦人儿啊！对于她，我眼下是爱莫能助，不过，我为能帮助她与家里取得联系而感到欣慰，真的。

　　我看看表，只剩下半小时了，我尽说些宽她心的话，并劝她去医院检查身体。我虽没说出“治病”二字，但她染上那种病是毫无疑问的，我这里是委婉地表达。

　　她遇见我，并托付我带钱给她家之后，心情暂时好了些，有如释重负之感。临别前，她要给我磕头，嘴里絮絮叨叨一个劲儿地叫“好人”。我慌忙把她搀扶至床上，并再三叮嘱她去医院检查，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履跨出门槛……

　　回到家，我感到累，倒一杯凉开水咕咚咕咚往肚里灌，又到厨房找些冷菜冷饭充饥。吃罢饭，我到客厅往沙发上一屁股坐下，看见茶几上萍萍留给我的便条：“爸，妈妈带我上公园，叫你煮好晚饭，把衣服洗掉……”

　　咳，我快成了一台会说话的洗衣机了！我把阿嫂托我捎带的钱藏在稿件里，因为她从来不过问我的文稿，藏在里边安全。我准备找个机会亲自送去，这对替阿嫂保密有好处，顺便再采访一下，写篇一鸣惊人之作，争取凑足十万字，拿个中职。还不知作品发表的时间能否赶在职称定夺之前，总之，有希望，但无把握。一阵睡意袭来，我迷迷糊糊打起盹来，朦胧中，我和阿嫂在那块巴掌大的非人间发生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我梦见她用碎玻璃割自己的血管，一声惨叫便倒在血泊中。我惊呼“救人”，想要冲上去，但双手被两个彪形大汉紧紧攥住，我用力挣扎，见老板娘手持尖刀向我刺来。我惊叫一声，被吓醒了，一看表，快五点了，我象触电似的，慌忙洗衣做饭。

　　当晚，我奋笔疾书，一直写到次日凌晨三点多。我揉着发胀的眼睛，长长地哈口气，没洗脸脚，没敢上床，拿床毯子，倒在沙发上睡了。

　　一稿、二稿、三稿，我连续苦战了二十多天，一篇名曰《阳光回避的角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功告成。我数了数，共98页，每页按300字算，共二万九千多字，加上我当年已发表的七万多字，已突破十万字这个硬指标。我别提多高兴，捧着字迹工整、内容丰富、立意深刻的文稿，不亚于当年接过大学文凭那样激动。我郑重其事地把它交到编辑部，然后静等佳音。

　　按行业规矩，局外人在三个月内接不到录用通知，便可将文稿另行处理。而圈内的人一般在一个月以后，便知是否录用了。一个月过去了，我以为会通知我改稿；又过了十几天，还是杳无音信。我开始犯嘀咕了，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写了几篇“豆腐干”，看了几篇世界名著，并向有关部门写了几封内容大体相同的信，反映那家发廊的老板逼良为娼的劣迹，并呼吁取缔、法办。所以这段日子，我一盼《阳光回避的角落》变成铅字，并引起轰动；二盼那些做人肉生意的人被绳之以法，阿嫂们能重见光明。

　　我照样上班，照样写稿。这天，主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单刀直入地问：“你那篇报告文学所写的事，是你身临其境了解到的吗？”

　　我说：“是的。”

　　“这么说是真人真事了？”

　　“请你相信，不会有假。”

　　“凡是真人真事都可以写吗？”

　　我知道情况不妙了，听他的口气，我的稿子八成被“枪毙”了。我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轻声说：“请指教。”

　　我不敢顶撞上司，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与上级作对的人是赢得了的，何况，我的职称就他一句话便可定夺。再就是，我的处境也不好，犹如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我指的是在家里和单位上都不顺心。

　　主编见我正襟危坐，态度诚恳，口气便缓和一些，耐心地开导我：“我们文化工作者，一言一行都要和党、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做党和政府的喉舌。你写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面，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如果发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人心的稳定。知不知道什么叫弘扬主旋律？我是主编，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把好这道关。”

　　我的心一下冷到冰点，我哀叹我的上司，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惜丧失人格，丧失正义感，心甘情愿做起奴才来。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两千多年，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农家、杂家、纵横家等尚可百家争鸣，而今连两家争鸣都不行么？中国如今尚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为文人墨客都必须顺着当局的意图去构思作品，否则，或作品被处以极刑，或作家被内部点名，要不就是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或者动员你删掉某些情节，要么建议你修改结尾，甚至干脆扔进废纸篓。我已经无话可说了，破天荒地不辞而行。我豁出去了，实在不行，调到我姐夫当校长的十二中教教语文算了，学历是合格的，专业也基本对口，那所学校他说了算。

　　将近一个月写成的作品又被枪毙了，我也死了这条心。不知怎的，我反而坦然了，想到要去街上逛逛。我毫无目的地漫步街头，见报刊亭怪热闹的，便上前买了一张《华城晚报》，报上头版一个醒目的标题印入我的眼帘：“明星发廊女店主吴丽花致富不忘捐资办学。”副标题是“三年共向希望工程捐款一万元。”我不胜惊讶，匆忙向阿嫂受辱的地方奔去。到了，我抬眼一望，上边果然有“明星发廊”四个字。我仔细打量店主，果然是她！跟上次一样，先洗头，后又为客人按摩脸部，接下来便是拉客……

　　一个伤天害理、逼良为娼的妖女人，公然成了乐善好施的新闻人物！我愕然，我愤怒，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人是要坑的，婊子是要当的，牌坊是要立的，这，就是真理。

　　我下决心明天就去找姐姐、姐夫，请他把我调到学校工作，因为有些新闻其实就是丑闻，相对清白的就是神圣的讲台了。要达到“疗救”的目的，靠的是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到这一点，又非教育莫能。

　　我在设想今后要如何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一批有知识、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因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离不开高素质的人，而民主和法制的加强和完善，则是更为具体、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我感到心力交瘁，头重脚轻地朝家里走去，凄风苦雨打在我瘦削的脸上，冷嗖嗖的，隐隐作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