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魔盒是如何打开的

潘多拉魔盒是如何打开的

　　公元一九六六年开始兴起的“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冒出了许多新鲜事物，诸如造反，夺权，抄家，游街，批斗等等，凡此种种，虽然叫人匪夷所思，但还都可以从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和指示中找到根据，惟独有一种例外，那就是遍及全国无处不在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号称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但两派却长期对立，武斗频仍，内乱不止。对于这种现象，连最高统帅部的人不但始料未及，而且难以控制，几乎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以至于迁延数年，在各方面造成极大破坏，就如同从潘多拉魔盒中飞出的妖魔，连魔盒的主人也眼睁睁拿它没办法。

　　那么，这潘多拉魔盒究竟是如何打开，妖魔是如何放出来的呢？通过本文主人公那段时期的经历和见闻，大约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由一滴水而映出大海。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文中凡人名，地名，单位及群众组织名称，都或用化名或用代号或者干脆回避了去。

　　一 除夕之夜，挣扎在溺水线上

　　夜行的火车有时经过一些村落的近旁，偶而听到零星的鞭炮声，这才使我想起今天是除夕，午夜过后便是羊年的春节了。那年的春节是公元一九六七年二月 九日。

　　我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概念，因为我正在经历着一场噩梦，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为逃脱灭顶之灾正在绝望中拼命挣扎着。简要地说，就是我作为头头的那个群众组织垮掉了。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来说，“垮了”这两个字是多么令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等待着他的将是多么可怕、可悲而又可怜的下场！因为以你为主组建了一个群众造反组织，当时又叫作拉起了一个山头，从那时起你就必然四面树敌，仿佛骑上了老虎背，容不得失败。如果这个组织一旦垮掉， 树倒猢狲散， 那么作为头头的你，失去了冠冕堂皇的造反派旗号，失去了队伍的保护，你顿时就像暴露在旷野里的一匹狼，一头野猪，可以任人猎杀。人们可以随意地给你加上各种罪名，说你的组织是“坏组织”（不坏又怎么会垮了呢？），说你是“坏头头”，是“文革”的破坏者，捣乱者等等。即便没有人加害于你，这段“窝囊废”的历史，也将使你不得不长久地忍受嘲笑、蔑视和屈辱。总之，在伟大领袖亲手发动的空前伟大的这场运动中，你不但身敗，而且名裂，年轻轻就此断送了一生前程。这就是那年除夕之夜我在火车上的心境和处境。

　　这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本来是一名逍遥派呀！所谓逍遥派，顾名思义，就是运动中不参加任何组织，不论行动还是言论也不偏向任何一派，平时只跟着报纸和广播的步调偶尔写几张“空对空”的大字报；也可以连大字报也不写，只是悠哉游哉地置身事外看热闹；如果单位已经停产或无法上班，便可以终日在家里做饭，洗衣，种花，养鱼，学着干点木工活打点家具之类；到日子去单位按时领工资。这样你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得罪任何人，不论运动形势如何发展变幻，都不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其实我本来完全应该成为逍遥派的，因为我早就自知天生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而且也目睹过几次政治运动的险恶，所以当“文革”烽烟升起之初，我本来打定了心思与世无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却因一念之差，撞在枪口上了。

　　二 一不留神成了造反派头头

　　“文革”兴起以来，本来一直是红卫兵小将翻江搅海横扫天下，但接近年底，随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全国各地的厂矿，机关，所有大小

　　单位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我们厂当然也不例外，几天的功夫便先后打出了七八面旗帜。其中最大也最有来头的一个组织叫作“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简称“卫东兵团”，其几个发起人（当然应该也就是头头）都是厂党委多年培养和树立的积极分子和模范之类的人物。他们事先已进城印制了大量的红袖标以及一面特大的队旗，他们把大红纸写就的《组建声明》张贴出来的那天，正好厂里开中层干部会，他们就把袖标拿到会场分发，各车间的书记，主任都领了些袖标，回去之后开班组长会时又分发了下去。平心而论，卫东兵团的这几位发起人，由他们挑头组建群众组织实在是有些不论不类，因为“文革”的主题是造反，群众组织的大方向离不开这个主题，而这几位发起人，从人事关系到既得利益，从思想感情到政治观点，很难想象他们会把党委当权派作为造反对象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况且他们的袖标是由上而下逐级发放的，那时凡这样发展起来的组织后来都被群众称作“官办组织”，与真正意义上的造反组织是天生对立的。然而当时工业战线的“文革”刚刚开始，究竟如何发展，形势尚不明朗，这几位发起人本来就具有相当的知名度，组织的名称又非常权威，“捍卫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永远正确的。因此，大多数工人纷纷戴起了卫东兵团的红袖标，觉得赶上了时代潮流，参加了群众组织，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幸运而荣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只会“随大流”。卫东兵团发下去的袖标有的班组又退了回来，因这些班组里有人站出来说，既是群众组织就该群众自己组织，于是便另立旗号，另印袖标，另建了组织。不过这些小组织仍然是以原来的行政班组为主脱胎而成，并无什么特点，也无多大影响。厂里的科室人员有的也以部门为主体起了个名号，但主要是为了出大字报署名方便，后来都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候，质检科的张克忠约了劳工科的小李一起找到我（那时我在生产科），他们提议就我们三人建立一个组织，三人为众，便于在一起学报纸，学文件，紧跟形势，写点有分量的大字报。因为张克忠和我平时都有些喜欢舞文弄墨，有时还在报纸上投点豆腐干稿件，似觉志趣相投，对于他们的提议，结合当前形势，我觉得似乎无甚不妥。于是张克忠当即写了一份声明贴了出去，组织的名称取的谦逊而低调，叫作“不争春”战斗队。然而始料未及，第二天便陆续有人来要求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三个发起人商量来商量去，想不出这会有什么不妥，况且也想不出明显的理由加以拒绝，于是只好接受。刚开始来的是一部分科室人员，后来陆续有车间工人也投奔了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已经领了袖标加入了卫东兵团的，有的人一进门就直言不讳地宣布了改换门庭的理由，说：“卫东兵团的几个发起人都是党委的红人，就他们那样能成造反派？”“由上头往下发袖标，这不是官办组织是什么？”也有人说，其它组织都是原来的班组、部门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真正由群众自发组织的就只有不争春。总之，他们要冲破固有的籓笼，行使一下真正自由选择的权力。这时，我和张克忠也并非不曾考虑到，接受从卫东兵团退出的人，可能会影响到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但既然来人对我们如此信任，我们也不可能把人家堵回去，只好满足其自由选择的愿望。

　　人多了起来，就得摆开架势。生产科旁边恰好有间空闲的房子，就作了不争春的队部，又派人进城印制了队旗和袖标（这是可以到财务科报销的）。这期间我们的活动也相当活跃，我们在厂部大院里开辟了大字报专栏，根据报纸以及凡能搜罗的各方消息，写大字报批判中央的刘、邓、陶“最大的走资派”以及邓、吴、廖“三家村”、还有报纸点了名的本省的几个“黑帮”人物，同时上挂下联，结合批判本厂当权派（当时还不叫走资派）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撰稿主要由张克忠和我，抄写、张贴则由队员们业余半业余来做。而其它组织则基本无甚活动，只是在等待形势。这样一来，不争春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队伍不断壮大，一度发展到一百多人，成为本厂排名第二的大山头。

　　三 “只准你造反，不准我造反”

　　本厂第一号大山头卫东兵团脱胎之际虽有官办的烙印，但随着全国造反形势的迅速明朗化，原来发起组织的那几位官方“红人”便无奈而知趣地悄然隐退，去作了悠哉游哉的逍遥派，该组织的核心人物成为几个车间工人，其中主要的两人一位姓牛，一位姓胡，外号可巧都叫大炮，而且都是大块头，大嗓门，大胆量，天生是造反派的材料（实际上当时许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原本涉嫌官办的组织，因形势变化，其核心和平演变为造反式人物）。为此，我们不但转变了对卫东兵团的看法，而且在心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因为随着不争春队伍的不断扩大，我和张克忠固然也有过些许的踌躇满志，但总的感觉是率领百余人的队伍有些力不从心，因为说到底我们不过是一介书生，而“文革”又是“史无前例”，下一步如何着手？心里真没有数。如今卫东兵团有了造反组织的实质，我们真的就把他们看作老大哥，一是因为人家山头大（号称五百余人），二是二位大炮能冲能打，希望由他们在前冲锋陷阵，我们跟在后面，顺利完成本单位的“文革”大业，大家平安无事。不久，上海“一月风暴”兴起，造反——联合——夺权的大趋势已成定局，我们有好几次找卫东兵团联系，商议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事，但两位大炮每次都回说：“不急，不急”。

　　说起来，当时我们的头脑也太简单，根本想不到“兄弟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有复杂的一面。实际上人家说“不急”不过是缓兵之计，我们尊人家为老大哥也只是一厢情愿。对方的两位大炮虽然看起来是粗人，但背后却有着城府极深的高级参谋，他们已经在酝酿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行动，只有不争春的人被蒙在鼓里而已。

　　实际上已是山雨欲来，兵临城下，而我们还在不慌不忙按部就班。春节临近，张克忠和小李家属不在本地，回家过节去了。当时我还是单身，就留在厂里，担当了独杆司令。 就在张克忠他们走后的第二天下午（就是除夕日的前一天），我在办公室，忽听得外面锣鼓喧天，人声噪杂，随后还响了一串鞭炮，显然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正想起身去看，就有我们的队员接二连三地跑来慌慌张张地说：“人家其他组织都搞大联合了，在仓库大院开庆祝大会！”随后队员们纷纷质问：“别的组织都参加大联合，为什么我们不参加？”

　　我第一次有了一丝预感：我们遭暗算了？有人要排挤我们？但仍存有一分希望，我安慰大家说：“别慌，今上午我还碰上牛大炮，我们还打了招呼，这里头可能有什么误会，我去问问看。”但队员们随即拦住了我，说：“你别去了，人家有纠察队站岗，不争春的人不让进，我们就是给拦回来的”。我尽量保持镇静，继续安抚大家说：“等他们开完了会再去沟通一下也可以，都是兄弟组织，他们没有理由把我们挡在大联合之外。”

　　然而没有留给我们沟通的机会，局势急转直下。大联合庆祝大会的时间显然很短，随后我们从窗户里看见，外面有佩戴袖标的纠察队押着厂里的正副书记、正副厂长、工会主席等七八个当权派进了仓库大院，大院里随即传来一阵阵口号声，我当时以为他们可能是要开批斗会了。那时会场外已不设岗，我们一些队员跑了去看，但不久便惊慌异常地跑了回来，一迭连声地叫着：“人家夺权了！人家夺权了！”这“夺权”二字仿佛是一颗重磅炸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轰得不知所措，队员们个个是一幅大难临头的神色，仿佛是地球行将毁灭，而我们却被最后一班逃命的飞船抛弃在地面上了。后来又有人拿来了几张《夺权通告》，都是事先打印好了的（由此可见这一切行动早就有周密准备）。第一号通告是说：自即日起，

　　这个厂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所有”。第二号通告逐一点名厂里的书记、厂长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靠边站，监督劳动，听候处理”。通告还指定了一个副厂长暂时留在厂部负责抓生产以及日常行政工作。第三号通告是说：“警告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保皇派及一切牛鬼蛇神，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我们有的队员把通告逐一念了一遍，大家都面面相觑，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人家夺权了，大获全胜了，我们算咋回事？”“我们是保皇派？牛鬼蛇神？我们要是乱说乱动，就要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了？”接下来便有人转而向我质问：“人无头不走，雁无头不飞，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这当头头的干了些啥？”又有人说：“当初看你们像个人物，我们才投奔了来，现在倒落得人不人鬼不鬼，我们可咋办？”

　　说话之间，外面的活动继续升级，只见“靠边站”了的七八个“走资派”一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个大牌子，被押着去游街示众（在厂区和家属区）。押送的人除了纠察队之外，还有上百人的群众队伍，在前头领队的是联司（新建联合体的简称）的头头，为首的自然是两位大炮，浩浩荡荡，革命造反的气势达到空前高潮。至此，事情明摆着，虽然我们与外面这些人大方向没有什么不同，但还是被人排斥在滚滚洪流之外了。

　　“只准你造反，不准我造反，妈妈的……”我脑子里油然冒出阿Q的这句名言，不过丝毫没有幽默的味道。我心里完全乱了方寸，只知道我们遇上了很大的麻烦，又只盼着张克忠他们赶快回来一起商量对策。 不承想麻烦仍未到顶，等战友回来的时机也没有了。

　　四 兵败如山倒，遭遇灭顶之灾

　　在这期间，队员们已经陆续散去，魂不守舍的我并未在意，直到后来跑进来两名队员冲我喊：“我们惨啦！你快去外头看看吧。”我从沉思中惊醒，赶紧出去看，只见大字报栏上新贴出来许多张“声明”，内容都是“反戈一击，退出不争春”，有的几个人签名，有的一个人签名。究竟有多少张声明，有多少人签名，我已无心细看，总之是很多。“不争春垮了！”我脑子里当时一片空白，群众组织头头最可怕的遭遇降临于我，我觉得自己向一道无底深渊不断地坠下去，坠下去……

　　我浑浑沌沌地回到屋里，方才来报信的那两位队员随即也跟了进来，他们俩很是愤愤不平，连说：“这些人也真是，一点骨气没有！退出去干啥？我们也是革命组织，就是联司夺了权，能把我们怎么样？”冬日天短，随后就黑下来了，我也没想到吃饭，倒是那两位同志去食堂买了饭来，劝着我，陪我一起吃了。这两个同志很年轻，都是二十来岁，车间工人，一位姓贾，一位姓罗，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一有空就来陪伴我，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兵败如山倒之际，痛定思痛，回首自省，小贾和小罗也提供了一些情况，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昭然若揭了。有意识乘我们不备给予致命一击的自然就是卫东兵团，结怨的起始便是因为有他们的人退回袖标投奔了不争春，就是在两位大炮上台之后这种现象依旧存在，他们认为这是挖他们的墙脚，想搞垮他们；同时在舆论上一度有些人把他们说成是官办组织，他们也认为是不争春放的风。总之，他们对我们的敌视与日俱增，只是我们太单纯，未察觉而已。这时候他们的几位军师发挥了作用。这是厂里两三位年轻有为的中层干部，当卫东兵团脱胎之时，他们便认准了这棵大树好乘凉，扎在里头出谋划策，随着风向变化，他们很快又摽上了两位大炮，群众在背后把他们称为高参。这几位高参本来就是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脱颖而出得以提升的，辨风向，设计谋，都甚为精到。要而言之，他们分析：“文革”的发展已进入夺权阶段，而他们认为，在这厂里最有可能与卫东兵团争权、分权的就是不争春，因为一，不争春在不断地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显然有野心；二，不争春的几个头头“肚子里有墨水，心眼子多”（天地良心，这实在是高看了我们）。因此，他们决定趁着卫东兵团在人数上目前还占有绝对优势，先下手为强，精心策划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联合——夺权方案。这套方案的主要特点就是自始至终把不争春排除在外，这样的目的，一是避免不争春参加进来仍会争权分权，后患无穷；二是他们一旦把厂里的大权夺取在手，既成事实，泰山压顶，十有八九就会把不争春压垮、冲散，就此永远消除了心腹大患，卫东兵团更可一统天下稳坐江山了。这套方案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严格保密，连本组织的广大群众以及其它一些小组织事先也并不知情，事到临头方才告知，更不用说对不争春更是瞒得铁桶也似。

　　我们不争春这一方面，除了由于书生气十足，对于来自“兄弟组织”的危险既未察觉也无提防，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教训，就是不懂得组织建设的重要，虽然队伍扩大了，但不曾及时地组建一个更有代表性和凝聚力的领导核心，事无巨细都一直由我和张克忠作主，这样与后来加入的队员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膜，一旦风吹草动，其负性作用便显现出来。

　　五 胜者王侯败者贼 ？

　　那天究竟有多少人宣布退了出去，当时谁也没去细察，普遍都认为树倒猢狲散，不争春是彻底垮蛋了，连我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的心态。那时我住单身宿舍，就在厂里，第二天早上出来，许多人见了我就像看什么怪物一样，那眼光里有敌视，有可怜，有幸灾乐祸，也有莫名其妙。去食堂买饭，里面有人从窗口瞅了我好几眼，阴阳怪气地说：“还有心思吃饭？”在路上，有几个青年好像演活报剧一样，远远的，又故意让我听见，一个说：“哎呀不得了啦，人家不争春要夺权啦，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啦，吓死我啦！”另一个说：“我是不争春呀，我要夺权啦！可惜剩下我光杆司令，夺了也扛不动啊！”原来联司在开联合大会时向群众宣布说，据可靠消息，不争春已准备马上夺权，夺权之后马上就把其它组织统统打成反动组织、坏组织，因此联司必须毫不迟延地马上夺权才行。这种宣传，一是为联司仓促夺权制造了根据，二是煽起了联司群众对不争春的仇视。（其实上述宣传根本经不起推敲，显而易见是无中生有，但在那个时代不论多么离奇的消息确实就有人相信）。总之不论到哪里，几乎没有人与我正常打招呼，即便是熟人，也或者远远回避，或者只是在喉咙里哼哈一声。以上这些还都在其次，最使我心如刀绞的是看见从不争春退出去的那些同志，垂头低脑，畏畏缩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心里并不责怪他们的叛离，当山洪暴发来临之际谁都会争相逃生，责任在我们当头头的，一将无谋累死千军，是我们害得他们“人不人鬼不鬼”。这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古来有些名帅大将为什么在兵败之际选择了拔剑自刎，似乎明白了这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的滋味。

　　就是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就像暴露在旷野里的一匹狼，一头野猪，毫无遮掩，任人猎杀。将来不论是原当权派掌权还是新造反派掌权，都可以对我妄加罪名任意处置，没有人会站出来为我说好话，就连张克忠和小李说不定也会开罪于我（照理他们也负有责任，但毕竟不争春是在我手里垮掉的）。

　　虽然我的处境如此之糟，但我的心情当时主要的并不是特别伤惨或者绝望，更主要的是不服气，不甘心。因为我认定不争春是好组织，并没有做错什么，它落到这步田地都是外力暗算的作用。如果说因为联司夺了权，就成为成功者，胜利者，一切正确；我们被压垮了，就成了失败者，成了有罪者，这岂不正好应了封建时代的一句名言，叫作“胜者王侯败者贼”？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每逢乱世，便有好几派势力争夺天下，最终取胜者，首领贵为天子，随从者也封侯封王；而失败者不但要被彻底消灭，在史书上还要被称作贼寇。但“文革”是极为严肃的、伟大的政治运动，怎能以这种王朝更替的方式作为结局呢？因此我认定当前的问题应该存在着另外的答案。

　　世间万物，但凡有存在，必然有发现。命运之神不久便向我开启了一扇探索希望的窗口。那天下午，小贾和小罗来告诉我说，联司的人今晚上要去省里审批罢官，这个消息使我一直浑浑沌沌的脑子为之一震，有了些许的清醒。原来我们这个厂子当初因为产品有其特殊性，故而建在了偏僻的郊区，距最近的县城也有二十几里，消息相当闭塞。这时候我才想到运动以来的这些日子我们基本上是关着门瞎搞，对于外界、特别是大城市的形势太缺乏了解，因此我当即决定借此机会也到省城去开阔眼界。

　　按说，那夜就要过年，天明就是大年初一了，据说联司原本安排是过了年再去省城的，但许多群众要求趁热打铁，为了夺取完全的胜利，要连续作战，过一个革命的春节，可见革命热情之高。而我更是连过年这档子事也忘记了。

　　联司的人是用大卡车送到县城的火车站，而我则照平时出差的办法，骑自行车去车站，寄下车子，回来时再骑回厂。我决定以联系业务出差的名义走，就买了卧铺票，因而在火车上与联司的人并不相遇（他们是硬座）。这就是本文开头我在火车上度过的那个羊年的春节。

　　六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第二天上午到达省城。厂里去的队伍有二十几人，领队是两位大炮，还有两位高参，一直到了省主管局的门口他们才发现了有我跟着，虽然有些惊愕，但似乎觉得对他们并无妨碍，所以也无人干涉，因此我自始至终目睹了罢官活动的全过程。

　　实际上一到省局门口，我便倏然间眼前一亮，有一阵兴奋的感觉，原来在门外的墙上左右各有一幅大字标语，一幅写的是“热烈欢呼云水怒二﹒六夺权的伟大胜利！”另一幅则是“风雷激决不承认二﹒六抢权闹剧！”我犹如醍醐灌顶：“啊！原来这夺权也是完全可以有人反对的呀！”

　　局里放假，传达室有人值班，说局里也夺权了，局长兼党组书记林涛已经靠边站了，现在某医院住院，局里由一位副局长暂时主持工作，现在家里。厂里去的大炮和高参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还是找林涛。在一个大医院的高干病房见到了林涛。这位胖胖的林局长看起来不像有病的样子（后来才懂得他患的是“路线炎”，因运动形势变幻莫测，群众组织又分几派，当权派一旦表错态，站错队，便会犯路线错误，所以风头一紧高级一些的干部便称病住院，时人称之为路线炎）。且说厂里去的人拿出了事先拟好的文件，有人念了一遍，内容是说厂党委书记×××， 厂长×× ， 工会主席 ×××， 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毛泽东思想，还有迫害群众，包庇坏人等罪状，因此对以上三人予以撤销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念完以后给了林涛要他签字。林局长大致又看了一下文稿，问：“这些问题你们都调查落实了吗？”厂里的人说：“全都落实了。”林局长说：“好，我签字。”随即把文稿放在桌上掏出钢笔签了字。自始至终林局长脸上毫无表情，似乎在例行公事，看来这种签字在他肯定不是头一遭了。当时我心里也闪过一丝疑惑：既然局里已夺了权，林涛已经靠边站了，为什么还要让他签字？再说这么重大的事他一人签字能有效么？但我并未就此多想，因为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总之罢官的程序顺利完成。

　　后来我便独自活动了。整个省城似乎也忘了过年，到处都在进行着大论战。我穿行于大街小巷，看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五花八门的大标语，为数最多的是围绕省里的夺权而展开的标语战和口号战，最经典的标语就是“二﹒三 夺权好得很！”或“二﹒三夺权好极了！”这就是各地所谓的“好派”或叫“极派”；对立一方的经典标语则是“二﹒三 夺权好个屁！”这就是所谓的“屁派”或叫“批派”。出自红卫兵小将之手的标语则更有创意，如“小屁休狂，极大爷胜定！”另一方则有“批大爷在此，小G必败！”此外还有关于市里以及各单位夺权的标语和大字报论战，不必细述。几天的假期我都是在省城度过的，除了到处观察，还走访了几位朋友，有好派的也有屁派的，探听了许多消息，增长了许多见识，总之待我返程回厂的时候，那心情与前几天已是判若两人了。

　　到我们所在的县城下火车又正是早上，随处可见的大字报和标语显示，围绕县里的夺权，群众组织及红卫兵也都形成了两大派，一方叫“支派”（即好派），另一方叫“炮轰派”或“炮派”（即屁派）。据说县里有些没参与夺权的组织也是一度被压垮了，最近几天才缓过神来，重新集结，燃起了战火。

　　七 背水一战，东山再起

　　当人们认为不争春已经彻底垮掉了的时候，实际上除了我和张克忠、小李、小贾、小罗，此外还有七八个人未曾退出去，只是当时不知所措未曾联系罢了。张克忠先我回到厂里，他把剩余的人收拢起来，随即找联司提出要参加联合。不料联司方面答复说：不争春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要参加联合只能以个人身份，不能以组织名义。张克忠他们自然不愿意，因为这样一来，在“文革”的历史上不争春就是“垮了的组织”，可以任人贬责，凡不争春的人都真的要“人不人鬼不鬼”了。然而不参加人家的联合，人家已经夺了权，不争春这十来个人又还有什么出路呢？

　　那天下午，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厂里，放下自行车便直扑不争春的办公室，张克忠等好几个人都在。其实我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及时雨，不过当时他们见了我只是翻了翻眼皮，待答不理，这也许是因为怪我这败军之将，也许是他们正在一筹莫展，不知说什么好。我并不顾及这些，而是底气十足地往椅子上一坐，先不说话，只是掏出来从外面带回的一些传单拍到桌子上（这些传单当然都是屁派观点的）。在坐的人纷纷拿了去看，转眼之间一个个仿佛打了强心剂，很快都来了精神，急切地要我说说省城的情况。我把所见所闻简要作了介绍，然后便引导大家共同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权”，“权”是什么东西？当时为潮流所冲击，人们似乎把权当作了一件实物，如一只茶杯，一把椅子，一辆自行车，谁夺了去就归谁所有，归谁所用。有些地方认为公章就是权，为抢夺公章两派大动干戈，公章几度易手，最后不知权归何处。再说“夺权”，当时全国到处都夺了权，但只有上海的夺权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算是得到了中央承认，而其它地方的夺权始终未得到权威认可，那充其量不过是某个或某派群众组织的一种活动而已。再具体到我们厂，六七百人的单位，一部分人宣布夺权，说“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都归其所有，这岂不是很滑稽的事吗？说到底，夺了权仍是群众组织，未夺权的也是群众组织，只要我们旗帜不倒，山头存在，谁无法否定我们、抹杀我们。

　　总之，我们现有的十几个人很快统一了认识，确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一种局面，打破人们对于所谓夺权的迷信、崇拜和畏惧，使群众从思想上重新得以解放。同时我们还统一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要怕目前人少，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当中，专门有一条就说“要保护少数，有时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何况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发展，会由小到大。

　　我们马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体创意撰稿，由一位善于书法的同志执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大字“声明”，内容是说“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发展，距离取得胜利还很遥远。前几天我厂有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在未实行全面联合的情况下，蒙骗群众，匆匆忙忙搞夺权，我们没参与，因此不予承认。革命尚未成功，造反更须努力，一反到底，就是胜利！”最后署名是“不争春战斗队反到底兵团。”单从这名子说，是孩子（兵团）比娘（战斗队）大，但这无关紧要，总之从今往后我们的组织就简称为“反到底”了。

　　随后我们就着手第二项大动作。我们有位同志在县城有个亲戚相当有门路，第二天张克忠陪这位同志去了一趟，通过那位亲戚联系了县里的“炮派”红卫兵，并设法借了一辆汽车。过了一天，汽车拉着几十名红卫兵来我厂进行串联，实际已是成见在胸，他们到处转了转，随便找人作了些访谈，然后找我们借了纸笔墨，以“××县红卫兵×××指挥部”的名义写了份《严正声明》，说“这个厂的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夺权无群众基础，属于少数人抢权”等等；并刷了份大标语说“坚决支持”反到底“这个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然后汽车拉着红卫兵扬长而去（我们有人在县城的饭店等着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

　　我们的以上两个动作，效果立竿见影。先是前几天退出去的人大部分陆续归来。在这期间他们大都曾经要求加入联司，但只有极少的人被无条件接纳，其他的人因为原先是从卫东兵团改换门庭的，所以联司答复说他们要回来必须要有个预备期进行考察，考察合格后方可转正（据说几位高参曾经力劝应予无条件接受，但几位大炮不听）。这些同志觉得既然得不到信任，耽心进去以后将来会受到歧视，所以他们宁愿游离在外当逍遥派，如今见不争春的旗号又堂而皇之地打了出来，他们自然不愿再作丧家之犬，便接二连三地重新归队，我们自然一律欢迎，这样，我们很快便基本恢复了原先的队伍。与联司相比，双方虽然人数上有悬殊，但联司有相当多的人只是当初被动地领了袖标，是“组织里的逍遥派”；而我们的人都是主动自愿参加的，又经过了一次反复，置之死地而后生，个顶个十分积极。因此，从活动能量上说，两派对峙的格局就此基本形成。

　　作为联司来说，自恃已经夺权，势大气粗，拒绝不争春以组织名义参加联合，又刁难众多的散兵游勇归队，其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更为不争春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八 夺权神话破灭 天下不再太平

　　几天之后，联司也派人去县里串联了“好派”的红卫兵来厂里贴了些标语，说厂里的夺权“好得很”，说“坚决支持联司这一响当当的革命组织”等等。然而犹如一件曾经号称坚不可摧的器皿一旦被打破了，再把它修复起来，即便修复得天衣无缝，但人们也知道了原来它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就此，一举夺权定天下的神话开始破灭。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记。一是那天我去省城所发生的差旅费，我以联系业务的名义填写了报销单（我确实有业务有时候需要去省城），找当时负责抓生产的那位姓王的副厂长签了字，但财务上那位出纳是联司的“铁杆”，从中作梗，并报告上去，联司的头头向王副厂长提出质疑。而那位副厂长也不好通融，说叫他抓生产，业务上的事他签了字就应该生效，暗含的潜台词就是：不让他干，他就靠边站，与其他当权派一起去打扫卫生。而如果叫这王副厂长靠边站，又没有合适的人能顶得起这个角色，那就有可能造成停工停产，联司的头头们又不愿出现这种局面。因此，几经驳诘，结果是如数给我报销了。其实那王副厂长未必不知道我去省城并非为了联系业务，但他肯定知道我当时代表着一派组织，而作为一个当权派，要想不犯“路线炎”，首要的一条就是避免在群众组织之间明显偏向一派，得罪一派。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厂里的所有当权派无不受到冲击，只有这王副厂长安然度过，当得益于他的平衡有术。

　　另一件事情。由于看到不争春重新崛起，天下有可能要不太平，联司的两位高参找到我和张克忠，原本工作上常有联系，彼此都很熟悉的，他们提出双方再联合起来。我们考虑就目前这样联合起来，实际上还是等于投奔了联司，被对方吃掉了。因此我们提出，重新联合就不能再叫“联司”，新的联合体必须重新取名；有关夺权的一些事项也得重新协商。这些条件对方自然不接受，因此谈判无果。然而对方两位高参也提了一个不错的建议，他们说如今外面社会上武斗升级，打、砸、抢事件不断，甚至动了武器，出了人命，因此建议今后我们双方都不要与社会上的两派挂钩，以免在厂里造成破坏。其实我和张克忠也已想到了这一层，所以这项建议后来我们双方都做到了。附带提一笔，这两位高参大概觉得风向又有些不对，长期扎在群众组织里头似乎并不妥当，因此，大约就从那之后便不再参与联司的事务了，其实这正是他们的机警之处。

　　书归正传。总之，不论社会上还是本厂的形势，使人们逐渐明白，一举夺权并不能定胜负，夺权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掌权，联司方面匆匆忙忙拉起的大联合，原本就是靠有关夺权的神话促成的，如今这个“紧箍咒”失灵，内部的各种矛盾便开始涌动。首先是原本自立的那些小组织，是稀里糊涂被联合进来的，联合之后自然又是卫东兵团的几位大炮司令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发号施令，他们逐渐感觉是被“吃掉了”，有几位能人便于心不甘；再就是一些技术及管理人员，对于几位大炮司令君临天下的气派既不看好也不顺气；还有一些纯属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也有妻拉郎，郎拉妻的现象。反到底方面当然也做了不少催化瓦解工作，特别是选准了几个薄弱环节，千方百计地促使有人打响了第一枪，宣布脱离联司。多米诺骨牌效应随之显现，之后便陆续不断地又有人退出来。从联司出来的人有的直接投奔了反到底，多数是另立了山头，有的山头人数很少，但他们要享受一下毫不受制于人、完全独立自主的滋味。这些重新打出的旗号，有“从头越”，“同心干”，“丛中笑”，还有的叫“不怕死”，充分体现了随心所欲、自由奔放的形势。“文革”当中有种说法叫“运动搞不好是因为没乱透”，有个口号是“大乱大治，小乱小治，不乱不治”。所谓“乱”，就是让各个方面各种各样的矛盾充分暴露，然后依各人的观点和态度自动地站队、组合，而联司的形成，先是卫东兵团自上而下地发展组织，后又稀里糊涂地搞联合，并没有经过“乱”的过程。迁延至今，这个厂终于“乱”了起来，至于有人欢喜有人恼，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九 二分天下的形成与消亡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由打卫东兵团初建曾一度几乎网络了全厂的人头，后又经过了联合、夺权、游斗、罢官等一系列拉练，联司内部也凝聚了一个稳固的群体；同时还有不少“组织内逍遥派”，既不参与活动，也不另选门庭。因此，大约经过了一两个月的动荡，有百余人剥离出来，局面便基本平稳下来，联司依旧保持了老大的地位。那些由叛逆而重新组建的小组织受到联司的敌视在所难免，刁难和挟制时有发生，久而久之，他们自然逐渐地向反到底靠拢，而他们一时又不愿意匆匆忙忙地再次被一个大联合吃掉。于是几经联络协商，我们组建了一个“不倒旗”的联合体，即各个组织依旧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联合体取名叫“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其指挥机构却叫作“联络处”，以表明其带有松散的性质。联络处的组成其它组织各出一人，反到底出三人，我和张克忠在内。大概是由于我对反到底的复兴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我被推举为“召集人”，成为头头。后来事实证明，所谓“不倒旗”不过是一种过度形式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增进交流，在与联司的斗争中又需要协调配合，所以从感情到形式都逐渐地融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体了。至此，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单位一样，我厂终于也完全形成了两大派的局面。相比之下，联指虽人数略少，但具有二百多人的规模，且都是经过了反复、背水一战的坚定分子，其活力及影响足以同联司分庭抗礼。

　　这种两大派并存的局面大约持续了一年。必须说明的是，在这期间我们厂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停工停产，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及打、砸、抢事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两派都没有与社会上的两大派直接挂钩，没有参与社会上两大派的活动和斗争，这样外界力量无从直接插手我们厂的运动进程和具体事务。当然，为了争夺某个物件、某个场所，或者发生了口角辩论、吵吵闹闹的时候，互相推推搡搡以至拳打脚踢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但都是本厂职工，总是有所顾忌，不致把事情闹得太大。生产方面，有那位副厂长领着几个逍遥派人士算是一个班子勉强维持着运转。影响肯定是有的，部分的或短时的停产时有发生，一是因为纪律涣散，管理松弛；二是外界的原材料供货也不及时，甚至于省局下达计划也有衔接不上的情况。两派群众组织则各有一个班子，核心人物脱产或半脱产，平时的任务包括：按照县军管会的通知或广播、报纸的消息，及时写一些“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以及声讨和批判黑帮人物的标语和大字报；中央有什么重大举措或领袖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及时地召集群众敲锣打鼓以示欢呼庆贺；搜集到有利于自己一派观点的首长讲话之类的小道传单，及时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其实两派的主要精力都在于处心积虑地削弱和瓦解对方，巩固和扩大自己一方的力量，这方面的努力是贯彻始终的。比较而言，倒是那几个被打倒、靠边站了的当权派越来越安逸，开初阶段他们的任务是每天打扫厂区（包括厕所）的卫生，后来不知从几时起（据说是因为没人发给他们扫帚之类工具）他们便无所事事了，两派的人居然都无暇顾及。

　　过了一年，即一九六八年春，军代表进驻，第一项任务就是实现最后的大联合。经过长期的争斗与摩擦，两派的敌对情绪十分严重，当时人们觉得要联合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军代表竟然有其内部自传的绝方，那就是把两派的头头和骨干人员拢在一起办学习班，而且规定了铁的纪律：一是每个人都必须发言；二是发言内容必须是而且只允许是说自己一派的缺点；三是绝对不允许说对方的缺点，人家的缺点由人家自己说；四是谁违犯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憋了将近一个月，硬是把学员们憋得可以平心静气地商谈正经事了，于是新的大联合得以实现。大联委由七人组成，即两派各推举三人（我和张克忠以及联司的两位大炮都在内），另外还从逍遥派人士中推举一人参加。第二项任务是解放干部。原先被夺权、罢官、开除党籍的“走资派”，除一名副厂长因历史上有瑕疵而暂时搁置，其他人全都得以解放。第三项任务就是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九人组成，即军代表一人，革命领导干部一人（原党委书记），群众代表七人（即大联委原班人员），报经省军管会批准（因我们厂是省属企业）。至此，这个厂诞生了正式的权力机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历史宣告终结。

　　有必要在此一提，曾在患难之日陪伴过我的小贾、小罗，一年多来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着我，成为我的“铁杆”臂榜。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十 两派后时代 魔法仍肆虐

　　如果说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形成是潘多拉魔盒里飞出的妖魔，那么两派群众之间积累起来的严重派性则是那妖魔所施的魔法，妖魔虽被收回，魔法继续肆虐。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又先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打三反、清查“五 .一六”等运动中，这种派性起到了推波助澜、恶化后果的作用。对于按当时的政策应该打击的对象，本来应当由军代表或革委会点名予以揪斗，关进“牛棚”，由纠察队予以专政，但实际上凡是家庭出身或历史或社会关系有些许瑕疵的人，如果参加过或明显倾向过一派组织，那么不管是否符合政策，对立一派的人则纠集起来对其进行揪斗，有的被强行关进“牛棚”。不管何种情况被关进“牛棚”的人，对立一派的人（包括有些纠察队员）都可以对其随意地拷问、折磨。对于这些情况，军代表、革委会也不敢过分阻挡，因为怕落个压制群众、袒护坏人的罪名。由于这一切是在权力机构的笼罩下发生的，被揪斗的人自感“永世不得翻身”，有的人遂自选绝路。这个厂整个“文革”当中有九人自杀，大部分发生于这一时期。

　　但对于有界限可循的原则问题，军代表还是坚决地予以干预，有两件事情为例。

　　给卫东兵团及联司担当过高参的两位科长，被原不争春的群众揪住不放，说他们是插进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幸亏这二位的出身、历史等各方面都甚为清白，而且又早早地抽身脱离了联司，因此军代表宣布他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令其写一份检查张贴出来，就此平息事态。

　　再就是有关我本人。我的一位亲戚当时运动中出了问题，对方单位来人找我外调，由此在我厂传开，原联司的许多人纠集了好几次要揪斗我，但军代表坚决给我以保护，说我“出身贫苦，根红苗正，而且在促进大联合方面立过大功，是好同志。”结果只是让我辞去了革委会成员的职务，我的“文革”经历就此划上了最后的句号。但我也不是白白离开革委会的，与我同时被劝退的还有原联司的胡大炮，军代表宣布对他劝退的理由是“闹派性”。这个理由当时听起来有些莫须有的味道，难怪不仅本人私下里喊冤，许多联司方面的人也为他叫屈，认为是给我作了陪绑。事实上军代表的这种安排也的确煞费苦心，其用意，一是避免因我退出而导致权力机构内的不平衡；二是避免联指方面的群众因感到压力而引发骚动；三是这位胡同志动不动就瞪起眼睛大喊大叫的习惯的确使人有些头痛，给其归纳为“闹派性”，惩一儆百，借此刹一刹群众中派性肆虐的势头，当时还真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了遏制。

　　进驻我厂的军代表共三人，带队的一位人称蔡营长，四十来岁，作风扑实老练，为人坚持原则而又不失厚道，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一 尾 声

　　结合进革委会的其他几位群众组织代表，如张克忠、牛大炮等人，也并不值得称羡。不久以后，上面宣布对我们厂实行军管，设立军管会（大概是由于产品特殊而生产又上不去），无形中革委会便不宣而散，几位群众代表自然哪里来哪里去，回到原工作岗位。别人都无所谓，只有牛大炮怎么也不肯返回原本的车工岗位上去（大概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结果受到照顾，给安排到仓库当了保管员。

　　又过了不太久，又撤消了军管，照理似乎应该再恢复革委会，因为“文革”并未结束，“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仍在宣传，各级政府的挂牌和公章都是革委会，但我们厂里已组建了党委，恢复了厂长、科室等行政体制，无人再提革委会的事，上头也无人过问。那个年代有许多事情谁也说不清。

　　最后归结到潘多拉妖魔所遗留的魔法。自从革委会不再存在，有关原先两派围绕夺权进行斗争的种种往事逐渐地成为人们的笑谈，由两派斗争而产生的派性也在笑谈中逐渐地烟消云散，只是在许多人心里落下的伤痕将一时难以平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