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我六岁。我是北方农民的孩子。因为我父母领了革命委员会发的“一孩最好”的光荣证，所以我没兄弟姐妹。

　　夏天的一个清晨，在枕头被我拱下炕的前一秒，我突然醒了，睁开眼看着墙上的女电影明星的脸，总感觉今天看她不舒服，于是，我光着屁股爬起来，拿铅笔，踩着俩枕头，为她画上了胡子。我爸正在被窝趴着抽烟，他嘿嘿地说：

　　“小王八犊子，就会扯诞。”

　　我说：“爸，你看我画的咋样？”

　　我妈在外边喊：“都快起来，饭熟了，都起来吃饭，起来把自己的被叠上，今儿个早起咱吃大米粥摊鸡蛋……”

　　我和我爸好像没听见一样，一会儿，我妈一掀门帘，“诶呀，咋都不动呢？没听见我说话？我就知道，我说啥都是放屁，不对，还不如放个屁响。你们爷儿俩，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们就气我吧，把我气死算了，我五点多就起来把饭做熟了等你们吃你们还不吃，我要是喂鸡喂鸭子喂鹅喂狗喂猪都吃的快着呢。雁子，你知道吗？你爸是想把我气死给你再找个后妈。你要不？”

　　我爸说：“你和孩子瞎说啥？”

　　他把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扔了烟头，翻过身诶呦呦地叫着坐了起来。我在枕头上瞅着我爸吃吃地笑，问他：“爸，你是想给我找个后妈呀？”

　　我爸说：“小王八犊子，别瞎说，我才没那么想呢，我看是你妈想给你找后爸了。”

　　我妈呼地进来，“是，你赶紧死了，我带我儿子找个有本事的得好去。”……

　　我爷拄着他的拐棍，那拐棍是我爸上山专门为他砍来的荆棵子做的，还为他父亲用砂纸磨了三个小时。于是，这拐棍成了我爷出门和老人们唠嗑时乐此不疲炫耀的工具。我爷在门口双手拄着他儿子给他做的拐棍吐了一口青痰，刚刚还追着蚂蚱跑的几只鸡听到吐痰的声音都跑了过来，都撅着挂屎的屁股围着那口痰啄了起来。我爷用拐棍捅了一只鸡一下，那鸡也只是叫着飞离了一下，马上又回来挤进那一下就缩没了的鸡屁股之间。我爷骂它是记吃不记打。正在耍弄着一只胶皮鞋的小黑狗听见了这骂声，叼着鞋仰起头，好像毫无知觉的张开嘴，胶皮鞋落在它前爪前。它歪着脑袋不眨眼的看了一会正在挣着啄痰的鸡，突然就扑了过去，鸡群受到惊吓飞散了。小黑狗用鼻子闻了闻那令鸡万分感兴趣的污秽，走开了。有只鸡似乎有意再回来啄食那连狗都不喜欢的东西，但小黑狗又一次将它趋走，并一直把它赶上了墙。

　　我父亲每天早上都会穿着一只鞋蹦着到院子里找他的另一只鞋。无论他穿哪双鞋，小黑狗都会准确的知道，也许它只喜欢胶皮鞋，恰巧我父亲也只穿胶皮鞋吧。

　　父亲每天穿着他的胶皮鞋去干泥瓦匠，每天都是一身干干净净出去，带回一身泥点子。我去过一次我爸他们干活的地方，看见了我爸左手拿大铲，右手抓着砖挥舞的情景，我认为我爸把一块块砖码成墙的样子很威武，尤其是他用刨锛砍断砖时的样子。我当时想：我长大也要做一个泥瓦匠，一个著名的泥瓦匠。他每天清晨还会用那胶皮鞋裹着自己的脚去村南的辘轳井里去挑水，我每次都是跟着去的。我每次都想看看那井里的水桶是怎么把那水给弄出来的，但每次都被我平时宽容的父亲大声制止。回来的路上我会低着头看从漏眼儿的水桶里滋出的水线在地上画着规则的S。那时候我母亲干的最多的就是洗衣服，还总是哼着革命歌曲。我母亲那时候总是蒙一个嫩绿的头巾，很少见她摘下过，只有一次我奔跑时摔肿了脸，我母亲听见我的哭声，我看见了她用右手挥舞着那头巾惊恐的瞪着眼朝我跑来的情景。

　　我和我同龄的王鹏还有利民，我们总是喜欢跟着两个九岁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奔跑，每次都把肺跑的生疼，把脸跑的像猪血的颜色。有一次我靠着木头的黑色电话线杆，我告诉他们：“电线杆在叫，呜呜的。”王鹏先把耳朵贴上了，“还真会叫。”我又告诉他们：“因为有人打电话所以会叫，因为有人在用电线说话，当然要叫。知道电话吗？大队就有，你在这边一摇，美国人都能听见，为什么？因为话就顺着电线过去了。咱听见的叫声就是有人打电话呢。”利民听了一会儿，他说：“为啥听不懂？”我说：“电话得在家听，因为家里有电。木头没电肯定听不懂。”整个儿一天，我们都在讨论电话线杆会叫的各种说法。

　　翌日，村里来了一辆拉着大篓子收水果的汽车，那散发出来的汽油独特的味道深深吸引住了我们。先是利民发现的那味道，然后他挥舞着胳膊跑到我和王鹏面前，呼哧呼哧喘着气激动地告诉我们：“那汽车的味儿可好了，不信你们闻闻去！”说完带着我俩跑到了油箱跟前。油箱被厚厚的一层油污覆盖，就像穿了一件棉袄。我们尽量把鼻子贴进那棉袄，又不能挨上，撅着三个带补丁的屁股闻着享受着。司机发现了，他边走边喊：“去去去去去，一边儿玩儿去。”我们直起身看着他，我们没走。不走不是因为舍不得那汽油的味道，而是男子汉的尊严。司机伸开两个胳膊，像哄鸡一样把我们哄走。我们过了一会儿又像鸡一样回来撅着屁股闻那味道。但这时我们的心思不在那味道上了，我们更在意的是看把司机气的直骂的样子。我们就这样像被哄的鸡一样跑开，又像鸡一样的跑来，来回跑了一上午。那司机也就像狗一样撵了我们一上午。

　　除了奔跑这项伴随我的运动外，我小时候还特别喜欢看电视，电视是用电的物件，电是那时候花钱也不好买的物件，所以，我这忠实的电视迷每天晚上都要在等电的焦急中度过。这个等电的晚上，我看看我爸的上海牌手表，然后问：

　　“爸，你说《霍元甲》演完了没？”

　　“刚开演。”我爸这样说。

　　“那什么时候来电？”

　　“我又不是电力局长，我咋知道？”

　　妈对我爸说：“你发个电报问问？”

　　“我要是电力局长早来电了，还用问？”

　　“你要是电力局长，我和儿子早和你搬城里享福去了。”

　　“我当电力局长就不要你了！”

　　我问我妈：“城里能享啥福？”

　　“城里呀，城里不停电，不用下地，还能吃香的喝辣的。”

　　“城里为啥不停电？”

　　我妈支吾了一会儿说：“让你爸告诉你。”

　　“因为电是城里人发的。”我爸是这样告诉我的，“这就和咱种粮食一样，咱还不是把吃剩下的才卖给他们城里人？”

　　“那咱就不卖给他，让他们用电来换。”我瞪着眼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醒了时我特别的懊悔，我妈告诉我：“昨晚根本就没来电。”我心里好受多了，但加强了我对电的向往与崇敬。但她的谎言在当天晚上等电时就被我识破了，她没完没了的和我爸回忆电视剧里的情节。我没有理她，只是拿定了主意，每到睁不开眼的时候，我就去洗脸。这晚没来电。

　　城里的世界在这个时候对我有了诱惑，只因它那不停的电。

　　后来我们十二岁了就带着一群六岁的孩子奔跑，照样把他们的肺跑炸了。那年我母亲和一个从城市退休回老家的老女人，第一次带我去了我们的小县城，我第一次下了馆子，第一次吃上了带紫菜的馄饨。旁边桌子上有一个母亲带一个小女儿，那小女孩很美，在我后来很久的记忆里她千真万确就是那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女人，因为她有一双和芽儿一样漂亮的大眼睛。芽儿是谁？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我指着她们的桌子问我妈：“她们吃的啥？”我妈告诉我那是木耳炒鸡蛋，而老女人说那是木须肉，还说没肉叫木耳炒鸡蛋，有肉就叫木须肉。我没见过木耳，但我知道那黑的是木耳，因为我认识鸡蛋和肉，我用排除法也就知道了那黑的是木耳。我问我妈木耳好吃不，什么味儿。那老女人抢着回答我，说不好吃，她在城市的时候家里的都放烂了也不吃。我相信了，因为那母女俩也没吃几口，还剩多半盘子就起身走了。老女人像作贼似的把那不好吃的木须肉端到我们桌子上，她把筷子张成了“十”，那木须肉被她的嘴挤出了油。然后，木须肉被我的嘴挤出了油。我母亲没用嘴挤那木须肉里的油，她是用筷子把盘子里的木须肉夹到我的碗里让我来挤。我告诉我妈：“木耳比猪耳还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