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知青又来“洋插队”

　　课间休息十分钟，有几个男女同学便围过来问这问那的，听起来却都是港台味。我正在纳闷儿：难道唯我一个大陆中国学生吗？只见进来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同学，一个女生指着我说：“许桑，你们大陆又来一位女生。”

　　那男生就在我不远处坐下，一边掏出书包里的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哪儿的？”

　　我说：“沈阳。”

　　他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哦？东北老乡，少见呐。我是哈尔滨的。”

　　“是吗？”我真高兴能在这儿遇到老乡，马上觉得非常亲切，“以后请你多多关照了。”

　　他却叹了口气：“唉！谁能帮上谁呀，全靠自己了。你来日本几年了？”

　　“几年？我前天才到日本的。”

　　“那你日语肯定相当不错了，否则进不来这大学校门的。日语过关就不怕了，不像我们刚来日本时受的那些洋罪哟——”他饱经沧桑地说。

　　乍一看，他的相貌既年轻又英俊，可以说是标准的北方美男子，但仔细一看，他的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而且鬓角已隐约可见斑斑白发，说他二十七、八岁也可以，说他四十来岁也不过份。

　　我刚想问他一些其他问题，同学们又是一片笑声：“社长来了！”

　　一个约莫三十七、八岁，身材不高的男生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衬领雪白，扎着讲究的条纹领带，腋下夹着鼓鼓的大皮包，对同学善意的哄笑表情恢谐地摆了摆手，在我的后排坐下。

　　许桑说：“郑桑，又来了一位大陆女同胞。”他指了指我。

　　“好哇，好哇，欢迎欢迎。”听着是南方口音，一问，果然，是福建人。

　　我笑着问道：“为什么叫你‘社长’呀？你真的是社长吗？”

　　他摇摇头笑而不语。旁边的一位台湾女生说：“他每天衣冠楚楚的，又经常是第二节、第三节课才来，有时还提前走，像大老板似的，因此得名。”

　　正说笑间上课铃响了，大家纷纷就座。这堂课是日本历史，刚讲到飞鸟时代，这是我在大学已学过的课程，便似听非听地偷眼打量这教室里的同学们。初步的印象是女生多于男生，平均年龄都不小，三十岁以上的占大多数，从穿着打扮和刚才的说话来看，台湾人占60%以上。另外几个好像是马来西亚人或菲律宾人，还有韩国人、泰国人。

　　这堂课结束便是午间休息一个半小时。大家涌出教室到外面吃饭，那二位大陆男同学招呼我：“走哇，吃饭去。”

　　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俩走到外面，满街都是放课的大学生和周围商社的职员，家家餐馆都爆满。我们来到与学校相隔一条街的一家叫“随园”的中国餐馆，他俩各要了一份葱油饼夹油条，一碗鸡蛋汤。我不懂价格也同样要了一份，方知是800日元，折合人民币32元，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我吃惊地说：“这太贵啦！吃这个一个月要多少钱呵。”

　　他们却说这够实惠的了，要不，去日本餐馆吃一碗面条还要500日元呐。再便宜点儿就得去食品店买三明治、牛奶，碗仔面也行，店里备有开水器，一冲就得。

　　我说：“那我以后就吃方便面，我可吃不起这饭馆。”

　　郑桑说：“你能总吃方便面呀？那东西一点儿营养也没有，时间长了身体垮了怎么办？出门在外，身体是第一重要的，别因小失大。”

　　我苦笑着说：“我真的吃不起呀，这午餐钱还是保证人给我的哪。”我将自己的情况讲给他们听。

　　许桑啧啧称奇：“你可真够有福气的，遇上贵人了。不过，你如果不打工赚钱也够呛，寄居人家，学费人家替你付，生活零用钱花1元给1元——”

　　我一口饼差点儿噎住，这些话正触着了我的肺管子。我急忙喝口汤抻了抻脖子，咽下这口饼，说：“我一定得打工去，学费也要还给人家。这样手心儿朝上向别人要钱还是生平第一次，我简直受不了啦。请你们帮我找找工作好不好？”

　　他们连连点头，但说急不得，得碰运气。饭馆的人越来越多，乱哄哄的一片，我们急忙吃完走出来。

　　郑桑像老大哥一样关切地说：“在日本，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找个打工的地方并不难，不过打工也分很多种，在大众餐馆端盘子、洗碗累死人，一小时600~700日元；去夜总会，也就是俱乐部陪客人喝酒、跳舞，一小时1500~2000日元，还有挣钱更多的——，咱就不说了，看你干哪个啦。”

　　我急急地说：“我当然是洗碗、端盘子了。告诉你，我下乡插队七年，当过妇女队长、生产队长，什么苦活都干过。我就不信这‘洋插队’能把人累死！”

　　他们俩人同时站住了，望着我半天没说话。郑桑叹了口气说：“我们是同龄人呵，我俩都当过知青。”

　　许桑说：“我还以为你是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呢，看不出来你也是老知青。唉，我们这一代人也不知怎么啦，有吃苦挨累的瘾，当年为形势所迫上山下乡吃尽苦头，现在又心甘情愿想方设法跑外国遭洋罪来了。人呵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物。咱班还有一个男生是北京的，一个女生是上海的，都是老知青，这二天逃课也不知谋什么差事去了。唉，不说了，以后再聊，我困死了，昨晚干了一宿，修马路，天亮才睡了三个小时，我得回教室睡一会儿。”

　　郑桑说：“你去吧，我陪肖桑去买本招工杂志看看。”

　　在一家临街书店，他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那么厚那么大的《招工指南》，说：“这种杂志每天一大厚本，专门登招工广告，你拿回去看看，条件可以就打电话联系。”

　　我看看标价是200日元，要给他钱。他坚决地摆摆手：“不要这样，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可你眼下却分文没有呵。

　　我轻轻地说：“谢谢。”只得将钱收起来。

　　我们默默地往回走，我忍不住又问道：“你来日本几年了？”

　　他“哈”地干笑了一声：“几年？五年了。我儿子和我一起在这儿留学。”

　　“你儿子？”我诧异地问，“你有那么大的儿子？”

　　“那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是老高三毕业生呵。我下乡第二年二十岁就结婚了，我们那儿兴早婚。我今年三十九岁，儿子都十八岁了，一直闹着要出国留学，去年我就给他办来了。死仔子，让他尝尝受苦的滋味也好，免得他在家充大少爷，不知钱是怎么来的。”

　　“你也让他打工？”

　　“他多个啥？莫非还让我供养他不成？不瞒你说，我真的是老板呵。我在福州是最早干个体的之一，现在有一个建筑装修公司，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有一间不小的餐馆，眼下由我老婆经管着，真的是不缺钱。”

　　“为什么到日本留学呢？”

　　“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为了换个活法吧。当个生意人有时真是烦得很，一会儿装孙子，一会儿装大爷，尔虞我诈，心力交瘁。手里有钱又怎么样？人家一提就说：”哦，个体户呵‘，立刻矮人三分。有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让我留洋一趟，回国就有资本吹牛啦。再说我也真的想换换环境，喏，就出来了。其实我满可以不打工的，我舅舅在日本有公司，他是老一辈出洋的人啦，他给我做的经济担保，也同意负担我的费用，但我不用，我要试一试自己在外国的生存能力。你看，五年了，我的日语学成了，打工赚的钱也不少。五年中，我什么都干过，一开始我洗盘子、伐树、修马路、洗汽车、刷楼梯，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我困得一边干活一边睡觉，你信吗？我就有这个本事，比如说洗汽车，我一边用水龙头冲着一边就可以打盹——。现在我日语讲得不错了我就不干这种苦力了，我在麻将埸打工，替客人买烟、订饭、清洗麻将牌。刚开始我洗一副牌要二十多分钟，现在，八分钟，洗得又快又干净，老板特别满意。我在那儿干了快一年了，工钱不低，而且这是个轻松活儿。“他比比划划地说。

　　我望着那有着深眼窝、高颧骨、厚嘴唇的淳朴面庞，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大哥哥，便恳求他道：“介绍我到你那儿，同你一起打工好不好？”

　　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那是赌埸呵，乌烟瘴气的，不是女孩子去的地方，你还是找端盘子的活儿吧，洗碗太辛苦了，你这身体恐怕吃不消，日本人干活时的紧张劲儿你还没领教过呢。告诉你，每一个到日本自费留学的人，刚来的头二个月都想自杀，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太大了。不过，挺过这最初的阶段就好了，都找到活路了。记住，要咬牙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