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抱歉,我不能嫁给你

　　在我打工的内川居酒屋，虽说没有黄色成份，但酒这个东西一喝到肚里就让男人走样儿。有的客人酒酣耳热之际难免会说些粗鲁挑逗的话，如“我爱你”呀，“我喜欢你”呀之类。也有脸皮厚些的就公然用语言或写纸条来邀请你出去“玩玩儿”，但过份的举动是没有的，他们也不敢，有时开玩笑过份了，老妈妈知道了会骂他们的。

　　在日本打工快二年了，我已有了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客客气气地加以拒绝，用地道的日语诙谐而不失礼貌地告诉他们，那是“做梦”。咪咪也同我一样态度，只不过我随手将那些无聊的纸条扔掉了，咪咪却一张张都留了起来，拿回去气她的男朋友小何，以证明她是多么有魅力，多么讨男人喜欢。当然这也增加了她和小何吵架的频率，咪咪却依然乐此不疲。

　　然而，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些顾客里，有一个人真诚地、执拗地开始了对我的追求，令我不知所措。这个人是川崎电力局的技师，姓木村。他长得很精神，高高的个子，有一张棱角分明的长方脸，浓浓的眉毛，挺直的鼻梁，单眼皮细长的眼睛，笑起来还有些孩子气，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木村以前从未来过这间居酒屋，他是偶然听同事说这里有二个中国女留学生，便兴冲冲地来了。

　　他在吧台前的小转椅上一坐下就对我和咪咪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中国姑娘，中国姑娘都很老实，端庄。我非常喜欢中国，我是中国迷呵。”

　　在谈话中我了解到，木村在大学是学电力的，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就在电力局找到了工作。三十六岁仍然是独身，这在日本社会是相当普遍的事。看起来家境不错，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旅游了。他说他的最大爱好就是旅游，小小的日本早已走遍，东南亚各国也基本去过了，有一次随团去了一趟中国就开始着了魔。他曾去过北京、上海、西安、桂林、苏州、杭州等地，最感兴趣的是古城北京和西安。谈起北京的话题，这本应该是咪咪接待的对象，可惜咪咪的日语跟不上趟儿，只好又把我推了过去。我虽不是北京人，但也常去北京，同一个外国人侃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地坛王府井还是绰绰有余的。

　　木村不无自豪地说：“北京和西安我共去过三次，每次都有不同的发现和感受，中国对我来说，永远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数不清的奥妙，我太喜欢中国了。”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在中国看到的新奇事物，脸上满是孩子气的笑容。他说：“不过，有的地方越变越美，有的地方却越变越令人失望。比如说，前几年去西安，要找厕所或者问路，小朋友会拉着你的手带你去。现在却不行了，这些可爱的孩子每人胸前挂着一个装满手工艺品的托盘缠着你兜售，口里还用日语说着：‘1000日元、1000日元。’要想问问路，小手也是伸出来：‘1000日元。’唉，这可不太好。去年夏天，在北京颐和园门口，有个青年主动过来搭讪要陪我游园，我听他会讲几句日语，便同他高高兴兴地在园里转了一圈。后来我请他在冷饮店喝了两瓶啤酒，付账时他却要5万日元，我是知道中国物价的，问他为什么这么贵，他说其中有他的导游陪同费，我没办法，只好照付。”

　　我笑着说：“在中国这叫‘宰客’。”说完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一下。

　　他夸张地缩了一下脖子：“对，跟杀人一样。‘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有中国人过来搭讪，我就摆手摇头不再上当了。还有，晚上住在宾馆里，总有女孩子打电话来问要不要陪伴，还都会讲英语、日语呐。”

　　我笑道：“你要了吗？”

　　“不敢不敢。你想呵，一个男的陪你在公园里走一圈都要5万日元，那姑娘陪你------，那得多少钱哪？不敢要不敢要。”他一边说一边表情诙谐地摇着头，逗得大家哄笑不止。

　　从这以后木村就几乎天天来，除了在局里值夜班，每次来话题都离不开中国，再加上还有山田博士，这一老一少谈起中国来真是趣味无穷。

　　木村有一副好嗓子，很会唱歌，有时也拉着我一起唱，有许多日本歌曲是跟他学会的。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咪咪也这样认为。他经常送给我和咪咪巧克力呀、话梅果呀什么的，房子就有些吃醋，我就赶紧拿给房子吃。咪咪却谁也不给，装在口袋里拿回去气小何。

　　大约过了二个多月吧，有天木村没有来，大家猜他可能又是值夜班。9点钟，一个花店的女店员却送来了一小束红玫瑰，说是一位木村桑送给玲子姑娘的。店里就有人鼓掌，有人叫好。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众目睽睽之下，窘得满脸通红，接过玫瑰不知放哪里好。房子就将花儿插在一只高高的生啤酒杯里。这时电话铃响，我去接，正是木村打来的，我谢谢他的花，说：“既不是生日又不是节日，为什么送玫瑰？”

　　木村说：“因为玫瑰表示爱情。”说完就挂断了。

　　木村毫不掩饰地公然开始了不懈的追求。他懂得日本酒馆的规矩，到店里来时并不一缠着我谈话，只是以普通客人的身份在这里喝酒聊天唱歌，但目光却时时追随着我。看我稍有空闲，他就坐到我的对面，盯盯地望着我。他一再重申，他是认真的，不是想“玩玩儿”，他也想有个家了，有个聪明能干、善解人意的妻子，经过二个多月的观察，他认为玲子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人。

　　我对这些表白根本没往心里去，嫁给日本人？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但我不能得罪他，他是店里的常客。我客客气气地明确告诉他，我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我毕业后马上就回国。但他固执地说，他干什么事一直是成功的，他相信在爱情上也一定不会失败。

　　我知道麻烦来了，须得谨慎对待。他曾多次恳求每天打烊后送我回公寓，我毫无商量余地地断然拒绝了，他也没敢坚持，因为他知道能住在那种公寓里，我的保证人一定很有势力。

　　他也曾屡屡邀我星期天开车去海边玩儿，我知他并没有邪念，但也婉然谢绝。他无法可想，展开的攻势就是送玫瑰花。每次来时都是一支鲜艳欲滴的红玫瑰，使店里天天玫瑰飘香，惠美还特地从家里拿来了一个长颈的大花瓶用来插花。每当有客人称赞这美丽的花儿时，木村都不失时机地说：“这是我送给玲子姑娘的。”弄得人人都知道了他在追中国姑娘，并且有一种论调，就是：日本男人必胜。

　　咪咪竟然有点儿羡慕地对我说：“这倒是个痴情郎，各方面条件都属上乘。怎么样？想在日本定居吗？这也许是不错的归宿。”

　　我奇怪地问：“你认为嫁给日本人是不错的归宿吗？日本男人有什么好？我们在这酒馆里打工还没看透吗？他们下班都不回家，在这里一喝就喝半夜，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世界闻名的大男子主义，谁受得了哇。”

　　咪咪反问道：“那你说中国男人又有什么好呢？中国男人好，你为什么三十多岁还找不到意中人呢？嫁给他起码房子、汽车、家电，什么都有了。在中国，这些东西也许一辈子都挣不到手的。先结了婚再说呗。婚姻其实就是下赌注，说不上输赢。我嫁给了知根知底的中国男人，我们是中学同学，下乡插队在一个青年点好几年，结婚后却老是吵架，到头来还不是离婚了。你就没胆量试一试？”

　　我有些生气地说：“这么严肃的事怎么能试一试？有房子、汽车就行了吗？那爱情呢？没有爱情怎么能睡到一起？这可是跨国婚姻呐，离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可不想冒这份险。再说，在酒馆里认识的人能可靠吗？他也许是出于猎奇心理，过一阵子我不理他，他就会凉快下去的。”

　　咪咪摇摇头说：“看他那劲头还真不像假的，我不信他会罢手。‘好女怕缠郎’，时间长了，就攻破了。”

　　我平静地说：“你不了解我。你看着好了。”

　　客观地来看，木村的条件几乎无可挑剔，人品长相都不错，供职于稳定的大公司，月薪35万；父亲是退休建筑工程师，和母亲回到长野县的老家祖屋居住，在川崎留下一幢二层小楼房。仅有一个哥哥已娶妻生子住在一楼，木村自己住在二楼，兄弟俩各有一部车。这些条件即使在日本也是一般日本女子理想的对象，我相信他有很大的挑选余地，可他却偏偏爱上我这么一个中国姑娘。而我却不能嫁给他，因为我并不爱他。也许是我受家庭教育的影响，也许是我看了太多的纯文学作品，我对爱情有一种虔诚的神往，我一生都在寻求着那种灵肉一致、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这寻爱的路程是那么的漫长而铺满了荆棘，但我仍在苦苦地跋涉和等待。为了这神圣的爱情，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我连想都不愿想，更何况是前途未卜的与外国人的通婚。

　　尽管这里物质丰富什么都有，处处展示着现代化的方便与美好，但我却怎么也对它热爱不起来，无论在多么繁华热闹的埸合我都有一种孤独无依的落寞之感。我人在日本，心却远离这里，我的喜怒哀乐、我的情感思绪、我的生命脉搏只能属于大海的那一边。尽管那一方土地目前并不富有，我还同父母挤住在并不宽敞的旧房子里，我们既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更没有带洗浴设施的卫生间。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拿着微薄的工资，并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总有烦恼和忧伤。然而，它毕竟是生我养我血肉相连割舍不断的地方。不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受到什么委屈，我的身边总有至亲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可以倾诉、求助，任何时候我永不会感到孤独。这里再好，我也只是一个匆忙的过客，到这里来是一段生命之旅，终究是要结束的。

　　同日本人结婚，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算他很爱你，但他的父母、亲友会接受一个外国女子加入他们的家族吗？在日本有数以万计的朝鲜人，他们是在本世纪初和二战时期被强行带到日本做苦力的移民。然而时至今日，那些朝鲜人的第三代子孙仍然不能拥有日本的公民权，尽管他们的父母出生在日本，成长在日本。比如一对青年男女相识相恋已经准备结婚了，但是如果发现其中一方可能是朝鲜人的后代，婚约便马上随之解除。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涉外婚姻的态度。不过日本女子嫁给欧美人又另当别论，因为日本人崇拜西方先进国家，他们歧视的只是贫穷的东南亚国家而已。

　　在白小菊那里，我得知了日本国有这样的规定：外国女性即使与日本人结婚了，也不能马上入日本籍取得永久居留权，而是得生下孩子三年后才能入日本籍。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带侮辱性的规定条款。我们班里那个姓郭的台湾女生也是在居酒屋打工时认识了一个日本男职员，架不住他的追求就嫁给了他，退了学当家庭主妇。后来听说生活得也不太顺心，同男方的父母亲友们总是不能融洽相处，这使她终日郁郁寡欢。他们还不准她在台湾的父母来日本探望女儿，她回台湾探亲时丈夫也没有陪同前往。我对那几个台湾女同学说：“我可受不了这种气，别说他有汽车和洋房，就是有私人飞机和别墅庄园也不能嫁给他。那样我会发疯的。”

　　日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也可以说是傲慢的民族，它有着固定的行为规范和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个不大的岛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天生的排外倾向，古时候是由于闭关自守，这种排外伴随着一种对外界事物的向往。而在当今现代化的日本，却是由于自身经济强国的地位使日本人有了一种超越其他国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木村在刚开始追求我的时候就自信一定成功，其他旁观者也说日本男人必胜，这都是这种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体现。虽然我在中国有大学文凭，出身知识份子家庭，有体面的工作，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在日本人眼里，我却仍是贫穷的“灰姑娘”，是冲着洋房、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普通家庭里还没有。对这一点我看的再清楚不过了。在限制颇多、令人室息的日本社会，试想一个外国女子如何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身心愉悦的幸福呢？白小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呢？木村的痴情固然可贵，也许是出于真心，他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男人，但我知道，我将永远无法与他达到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情感境界，我不能让自己的后半生永远处在异国他乡的孤独落寞之中。

　　就这样，我第一次答应了木村的邀请，在一间咖啡厅里，我率直地向木村讲明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请他不要再抱幻想，更不要再送玫瑰花，否则我只好辞了这份工作，另找别的地方打工。

　　木村听我这么一说，连忙抓住我的手急促地说：“不要，不要走，就在这里吧，让我们做好朋友，让我能常常看到你的笑脸，听你唱歌，同你谈话------。”他难过地低下了头，说不下去了。

　　我心里十分的愧疚和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我知道不能再有任何温情的表示，我轻轻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再见。”转身走了。

　　可是，玫瑰仍然是每天一支，木村仍然闪着固执的目光追随着我，只是话语渐少，人也不那么快乐了。我没有办法，假若真的辞工，真是很难再找到这样离住处又近又安全，工作又顺心的地方。我尽力坦然地、平等地对待他和一切客人，好在我就要毕业了，一切就要结束了。

　　不久，厨师阿岩要辞工了，他已在家乡九州谋到了一个职位，虽然不是干律师这一行，但薪水不低，又实现了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愿望。眼下为了毕业前的大考和论文，他必须全心投入，不能打工了。我们店里的人和所有常来的熟客都喜欢淳朴善良的阿岩，大家用酒和歌来欢送他，高大魁梧的阿岩也禁不住热泪涟涟。

　　这一天是星期日，与阿岩最投缘的木村邀请阿岩、咪咪和我去江之岛海边游玩，也算给阿岩送行。

　　木村开着他的本田车，窗外送来早春清爽的风，一路上我们观看着美丽的沿海风景，又说又唱，心情十分愉快。在岛上，我们参观了植物园和水族馆，吃了纯粹日本风味的海鲜餐，然后来到了海边。

　　江之岛位于相模湾海滨，面对碧波万顷的太平洋，背靠千年积雪的富士山，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风景十分秀丽，历来是旅游度假胜地。这天晴空万里，海风习习，大海翻卷着洁白的浪花，层层叠叠涌向海滩。我们四个人在海滩上奔跑着、欢呼着，尽情享受呼吸着这海滨新鲜潮湿的空气。

　　我们在岛上发现了中国作曲家聂耳的墓碑。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在相模湾海滨游泳时溺水而亡，年仅24岁。1954年，位于海滨的藤泽市市民发起募捐活动，用募捐的钱在这个海岸上建了一座聂耳纪念碑，上面题着郭沫若的六个大字：

　　聂 耳 终 焉 之 地

　　（1989年，聂耳的出生地中国昆明市和终焉地日本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预示着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聂耳倘若地下有知，亦会含笑九泉的。）

　　我和咪咪献上了一束小小的白花，向这位无限热爱祖国却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的一代天才音乐家致哀。

　　咪咪和阿岩说笑着，有意无意地跑到远远的大礁石那边，只剩下我和木村站在海边吹风。木村不说话，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为了打破沉默，便拿阿岩做话题说：“阿岩走了，这店里少了不少乐趣，再也听不到阿岩的歌声了。”

　　木村愁眉不展地说：“假若你走了，我连生活的乐趣都没有了。玲子，我真的喜欢你，不要走吧，嫁给我，我会好好爱你的。我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我呢？”他用手抓着浓密的黑发，痛苦不堪的样子让我目不忍睹。

　　这一刻，我胸中涌起一股纯粹的姐姐疼爱弟弟般的柔情，我真想用手去抚摸他的头发，安慰安慰他那颗失望的心。但我的意志命令我不能那样做，我只是轻轻地说：“对不起，木村桑，忘了我吧。”

　　“不！不！我不会忘，不会！”他猛地抬起头来，他的眼里已盈满了泪水，我不忍心地扭过脸去。他突然冲动地伸出臂膀紧紧地抱住了我，头伏在我的肩上哽咽着说：“留下吧，不要走------留下吧，不要走------”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在那一刹那我的意志几乎要动摇了，可是我的理智再次占了上风，我轻轻挣脱他的怀抱，用手帕擦去他的泪水，说：“木村桑，原谅我伤害了你，我感到非常不安和内疚，但我的意志无法改变，我不能答应你------”

　　他打断我的话，几乎是嚷着说：“为什么？倒底是为什么呀？难道是你的亲人里有人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了吗？你们忘记不了这种仇恨，对不对？可这不是我的错！不应该由我来承担罪责，这不公平！不公平！”

　　我拉着他的手劝慰他：“不是的，不是这个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在心理上有一种民族障碍，不管是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还是什么国人，我都不会与他们肌肤相亲。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解释。”

　　木村沮丧地说：“我曾找过山田博士，同他探讨过中国女性的心理，向他求助，让他劝劝你。但他表示无能为力，他用自己四十年前同中国姑娘的一段恋情为例，说你们中国女子在心理和生理上永远不能接受我们日本男人，是这样吗？”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只能保持沉默，心想：山田博士的解释倒也不错。

　　木村的眼睛又湿润了，我狠狠心，坚决扭身离开了他，大声招呼咪咪和阿岩------。

　　回去的路上，由阿岩开着车，车内没有了来时的欢笑声，气氛相当沉闷。木村苍白着脸一言不发，咪咪没心没肺不识时务地开着玩笑：“唉！真是多情反被无情恼！”

　　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变老实了。

　　从这天起，木村再也没有到店里来，其他的客人笑着说，这下木村君可丢面子了，不好意思来了。老妈妈和惠美为此嘟囔了好几天，认为我开罪了一个慷慨的客人。我只是好脾气地笑笑，什么也不说。反正我干不了多久，就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