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假期拼命打双份工

　　期末考试结束了，十二门课除了英语和电脑是B之外，其余全是A。我终于松了口气，但想到打工的事，脸上又愁云密布了。大部份台湾的同学都在商量着假期旅游或回台湾渡假，我们大陆几个同学却在议论假期打工的事。赵会明说她除了晚上去餐馆外，又找到一份白天的工，是在医院打扫卫生。许桑白天在拉面馆洗碗，夜间还是去修马路。郑桑晚上仍然洗麻将牌，白天帮别人出租录相带什么的。“京油子”王京生却早已走了，听说这小子不知在哪儿赚了一笔钱，去泰国旅游去了，真令人羡慕不已。

　　他们都打双份工，我却“失业”没事做，赵会明也替我着急，她说：“本来假期工作就不好找，日本学生和外国留学生都想趁这机会赚钱呐。你也真是的，改不了中国人‘穷横’的倔脾气，刷厕所就刷呗，日本厕所又不臭。我在医院打工就是天天刷厕所、倒痰盂，恶心不？没法子，也得干哪。”

　　我说：“不光是干活儿的事儿，那店长是个色狼呀。”我就讲了拉我上情人旅馆的事。

　　赵会明劝我道：“这种性骚扰是难免的，别说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就连我这样四十来岁的还经常有客人邀我出去假期旅游呀、喝咖啡的呐，不足为怪，客客气气回绝就是了。日本就是这种男女关系很开放的社会，尤其在饮食业工作，免不了的。”

　　我委屈地说：“那也不能便宜那色狼呵，反正我不想在那个店干了，烤鸡肉串也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再说这七、八个月真把我累苛了，你们看，我右手中指夹啤酒瓶都受伤了，有点变形呢。”

　　郑桑真像个老大哥，他摇摇头关切地说：“这种快餐店太累人了，你还是换个地方吧。其实你日语讲得不错，人又聪明伶俐，满可以去居酒屋打工，那里的活儿轻松多了，时给也会稍高一些。”

　　“光听说日本到处有居酒屋，倒底什么是居酒屋呵？”我到日本马上就一年了，可是还有许多不懂的事情，遇事儿总是发懵。

　　“居酒屋就是设在居民住宅区的日式酒吧，面积都不大，一般都是一个吧台几个转椅，外面设几个小桌子，也有的是矮炕，有小炕桌，有的客人喜欢盘腿大坐地喝酒。大部分是经营小菜、酒水，主要客人是中下层薪水阶级、小职员、小企业主，没有黄色成份，但服务要细心周到，有家庭温馨气氛。我觉得你干这种工挺适合的。”

　　“到哪儿去找这种店呀，新宿这里尽是高级酒吧。”我发愁地说。

　　“傻姑娘，你到日本快一年了，就认识新宿呵？你记住：在日本，有男人的地方就有酒馆，日本男人是离不开酒的。到你川崎住处附近找找看，肯定有！”郑桑满有把握说。

　　赵会明也说：“对呀，你住的地方不是有个很出名的游乐埸和日本民俗文化村吗？那肯定有饮食街，去找找看吧。出来闯江湖胆子不大点儿行吗？记住：时给不超过1400日元的地方就不会有问题，这是‘黄不黄’的界线。”

　　我将这些经验之谈铭记在心，放假的第一天下午便走出去找工作了。我住的公寓楼在铁道的东边，离车站只需步行五分钟。街道虽不太宽，但超市、餐馆、商埸、银行、店铺林立，再加上附近的旅游观光点，节假日更是呈现一片热闹景象。只是我每日早出晚归上学打工疲于奔命，从来没去过这些玩儿的地方，超级市埸也是买日用品和食品时才一星期去一次，。走了一大圈，问了几家拉面店、中华餐馆，都说不缺人。又进了站前一家快餐店，说是缺一个洗碗的，可以白天干，时给700日元。我想，先订下再说，尝尝洗碗的滋味吧。

　　越过天桥到了从来没去过的铁道西边，这才知道别有天地，东西两边完全不同。一条条整齐窄小的街道，两边都是清一色二、三层的木造小楼，别致而幽静。有一条街是文化街，有区役所、派出所、邮政局、区医院、区图书馆、文化培训中心、书店，还有二处剑道、跆拳道教练馆。另二条街是饮食街，除了小酒馆就是日用品小杂货店、洗衣店、水果蔬菜店、还有电子游戏厅等。几条街走了一个来回，粗略数了一下，小酒馆大约有二十多家。因为是白天，全都不开业。有几家贴着招工启事，我一看，全是招女侍应生，年龄要求在18~30岁，时给是1000~1500日元不等。我觉得还是工钱少点儿的安全，就记下了时给1000元的一家店的电话号码和店主的姓，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嗓音略有些少哑，同所有的日本女性一样，语气相当礼貌客气。听说我要打工，是中国留学生，便告诉我晚上7点半直接到店里来见工。

　　我忐忑不安地等到晚上，换上一身较漂亮的衣服去见工了。

　　到了晚上，这条街才显出饮食街的特色。家家店门前都亮起了写着店名的灯箱，各色的旗幡在风中舞动，有的还挂着白地黑字的中国式灯笼，上面写着店内主营的菜肴品种什么的。虽然是食街，可没有一家在外面摆桌的，街面上静悄悄的没有多少人走动，但家家小酒馆里都隐隐传出了说话声。

　　我按白天的记忆找到那家居酒屋，只见灯光下一面白色带黑花边的旗幡上写着“内川烤鱼”，侧门有一个小灯箱写着“浪花”。我不由暗暗发笑：先是烤牛肉，后是烤鸡串，现在又是烤鱼，真是换口味了。

　　我轻轻拉开糊着花纸的木隔扇门，随着清脆的风铃声，便听到一声温柔的招呼：“欢迎光临。”进门左手是三米多长的吧台，右手是一截矮炕，上面放着三张小炕桌，已有二个小老头盘腿坐着在饮酒，地中间只余不足二尺宽的小过道。吧台内站着一位肤色白晰、梳着圆髻、高挑丰满、穿着浅色衣裙的日本美人，年纪不过三十岁左右。我以为这是老板娘了，便鞠躬施礼道：“对不起，我是来见工的，白天打过电话了。”

　　她微笑着说：“知道了，请稍等。”转身拨了电话讲了二句什么，然后对我说：“请随我来。”她打开吧台边的一个小角门，外面是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磨花玻璃门，她拉开门，鞠躬请我进去便回身走了。

　　我迅速打量了一下室内：面积比外面那间稍大一点儿，但也不过二十平米左右，不同的是除了同样的吧台、小转椅之外，地上还有四张小木桌和靠背椅，过道也不过二尺宽。

　　一位看起来四十来岁烫短发穿西式套裙、自称叫惠美的女人笑着请我坐下，并让另一个相貌丑陋但也笑容满面的年轻女子端来一杯桔汁。这时门外又走进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妈妈，长得与外面那位美人十分相像，只不过形体轮廓大了一圈，又高又胖。

　　叫惠美的女人说：“这是妈妈，外面的那位是小妈妈。”在日本，不论年龄大小的老板娘，一律统称“妈妈”。我便晓得这是母女店了。

　　老妈妈声音也有些沙哑，我问道：“白天听电话的是您吗？”

　　老妈妈笑着说：“不，那是大女儿，人都叫她大妈妈。她的孩子才八个月，晚上不能来，只是白天来店里洗涮、打扫、准备一下。”顿了顿，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的日语讲得很好，来日本多长时间了？尽在什么店里做过？”

　　我已有打工的经历，胸有成竹无需撒谎，便如实讲了。

　　她点点头，又问年龄。我照例瞒了几岁，说：“二十九岁。”

　　她又笑着说：“你看起来很年轻，有人问就说二十七岁吧，客人们总是喜欢年轻的嘛。对吧？明天晚上就来上班，时间是晚上6点到12点，时给是900元，星期天休息，可以吗？”

　　我心想：外边招工启事明明写的是时给1000元，怎么变成了900？但又一想，900也不少了，也许这是试用，以后会加工钱也说不定，便点点头同意了。

　　老妈妈到前面忙去了。惠美说：“我们店里前二天刚来一个也是中国留学生，咪咪，过来一下。”

　　应声从吧台里走出一个身材不高，体态丰满的姑娘。我看她同我年龄差不多，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烫着极短的卷发，有一双圆圆的漂亮的大眼睛，小厚嘴唇，短鼻子，长相颇有点儿像猫，怪不得叫她“咪咪”。她操着一口京腔说：“我才来三天。日语呢，没你讲得好，以后你多关照了。”

　　我真高兴又有了一个中国同伴，忙说：“太好了，咱俩做伴儿，互相照应了。”

　　顺利找到一份工，工钱不低，地点离我的住处又近，过了铁道天桥只需走五分钟，时间也好，既不眈误课时也不必担心半夜下班赶不上车，真是太理想了，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高兴得想唱歌。回到住处，舒舒服服洗了热水澡，打开收录机学唱日本歌曲，一直唱到12点尽兴才倒头呼呼睡去。

　　因为心情放松，我睡了到日本后的第一个安稳觉，睁眼就是早上9点多了。我简单吃了面包和牛奶就去岗本先生家去汇报学习成绩。他们看了成绩单和出席率，表示满意。

　　岗本先生说：“成绩不错，每天晚上打工6个小时，还能学得这样好，不容易。电脑你们国家还没有，很生疏，可是为什么英语也不行呢？

　　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英语课有时是在最后一节，怕打工迟到，有时就逃课------。而且，我以前的英语基础就很差，现在教英语的是位美国老师，讲得很快，我跟不上------。”

　　岗本妈妈忙过来解围：“我从中学到大学一共学了八年英语，还不是说不成句子？大女儿真子从美国来电话同我讲英语，我只好告饶。有一次美国方面来电话谈合作拍电影的事，我结结巴巴讲不清楚，就说：‘等一下，换我丈夫再说。’结果我错说成‘我换个丈夫再说。’把对方逗得哈哈大笑，后来见了面就问我换没换丈夫。你说好笑不好笑。”

　　这件事岔过去后，岗本先生问我假期有什么打算。我坦率地讲要打工多赚点钱，准备白天去快餐店洗碗，晚上去“内川烤鱼店”当侍应生。

　　岗本先生说：“这太辛苦了。白天不要洗碗去了，《朝日新闻》的高井桑半年后要去北京当长驻特派记者，需带夫人一起去，他同我商量想请你在这假期教他夫人一些中国日常会话，每天教2小时，4000日元，还请你用饭，你同意吗？”

　　我没想到会有这等美差事，2小时4000日元，差不多相当于洗碗6小时的工钱了，我真是处处遇贵人呵，高兴地叫道：“太好啦！当然同意。而且高井夫人是多么温柔的女人呵，我真喜欢她的。”

　　岗本妈妈笑着说：“那就好。现在你就打电话告诉她，约定上课的时间。”

　　高井夫人在电话里笑着说：“玲子先生，请中午过来用饭吧，下午就开始上课好吗？”

　　我说：“好呵。不过，千万不要叫我‘先生’，不敢当呵，还是叫我玲子好了。”

　　岗本妈妈说：“高井夫人专门学过烹饪的，她一定会待你如上宾，每天给你做好吃的东西哪。”

　　这一个假期，我便每天中午去高井家，吃夫人做的各种各样的日本饭菜，边吃边教饮食方面的用语。有时我教给夫人中国菜的做法，并灵活地掺进了生活用语让她背诵。高井夫人对中国非常向往，只是担心生活设施不方便，尤其是厕所问题。她问我：“听那些去中国旅游回来的人说，中国的厕所都没有门，女人蹲下时只得用一张报纸挡在前面，那太可怕了，我可怎么办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的公厕的确大部份如此，但我也只好安慰她：“那只是野外的旅游观光地，不过像长城等著名的旅游胜地，公厕设施也正在进一步完善，最基本也有半截的门。而且你们将住在外国人公寓里，那里的设施相当不错。另外，一般的大型商埸和公共埸所的洗手间都是有门的，不用担心。”

　　在旁边的高井先生插言道：“这是内人最担心的问题。我想不至于那样嘛。”高井夫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讲这种课无需什么教材，完全是衣食住行方面的实用语，尽可能多地介绍中国商店、菜市埸、交通、邮政等方面的情况，高井夫人都一一记在本子上。一个月假期过去已略有基础。开学后，我每星期日仍然去讲2小时的课，每次都留下许多作业，并认真录了一盘会话磁带给她。半年后，高井夫妇便如期飞往北京赴任去了。教高井夫人总共收入15万日元，而且还不断地收到他们夫妇送给我的日用品、衣物、书籍和学习用具，真使我感动不已，深切体会到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