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岗本先生纯属机遇。
一九八四年秋天,日中友好协会、日中青年联谊会、日本NHK放送协会和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处联合举办日本语征文比赛,希望中国青年踊跃参加,旨在鼓励中国青年学习日语,促
进中日文化交流。当时我还在辽宁大学夜大学日语系三年级学习,白天在车间里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开机床加工模具,下班后骑40分钟自行车赶去上课。那个时代人们对好学的青年人都很喜爱,所以单位的领导也照顾我们这些人,让我们提前一些下班,星期四和星期日要占用半天工作时间上课,车间的领导也默许了。
那时没有经济条件买面包吃,也没有什么“麦当劳”“肯得基”,更没有现在遍地都是的快餐店,我们往往是要饿着肚子去上课的。我则是中午在食堂多打一些饭,临上课前用热水泡一下就着咸菜吃了填填肚子,因为每每回到家都要过了10点钟,饿得挺不住的。冬季吃剩饭还没问题,夏天温度高,为了防止饭变馊变质,就把饭盒盖敝开放在窗边晾着,往往落不少灰尘,但我也不介意,用水淘一下照吃不误。
不分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所有的夜大学生都是这样,丝毫不觉辛苦却反倒觉得生活得很充实有盼头有希望。我们大都是被“文革”和“上山下乡”眈误了青春、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那一茬人,有很多都是当爸当妈的人了,都想抓住这最后的机遇改变命运,因为文件明确规定:夜大、电大、函大毕业生与普通大学毕业生同等待遇。也就是说,毕业后我们就可拿48元干部工资,同时意味着前途也必然不同了,所以大家抱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学习劲头十足。
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那些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们,他们有的已六、七十岁了,在完成了白天繁重的授课任务后,晚上又来给我们讲课,有时都来不及吃晚饭,而且听说他们的讲课费是很少很少的,简直不能同现在的老师相提并论。
记得夏日的某一天,暴雨如注雷呜电闪,我们照常冒雨赶到学校,穿着被淋湿了的衣服坐在教室里,大家小声议论老师会不会来,因为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可是老师来了!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挽着裤腿,光脚穿着塑料凉鞋,拎着水淋淋的雨伞走进来时,教室里暴发了比外面暴风雨还热烈的掌声。老教授站在讲台上微笑着,他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你们竟然没有缺席的,真使我感到欣慰,你们虽然是夜大生,但我相信你们将来一定会有所建树成为优秀的外语人材。为了奖励大家,今天我决定让你们看一埸日文原版的电影:《追捕》!”
“噢——”大家欢呼起来,因为这的确是最难得最好的奖励呀。
当时老师鼓励我们都参加这次征文比赛,我平时就爱好文学,也写写小说什么的四处投稿,便在被退回的稿件里找出一篇小小说,大约有1500多字吧,用了二天时间翻译成日文拿给老师看,老师帮我改了几处语法错误,我就将它寄往了日本。
之后,我也没太想这件事,几乎把它忘了。半年后,我突然收到寄自日本的一个沉重的大纸箱和一个带精致花纹的圆纸筒,还以为是日本朋友寄来的挂历什么的。打开一看,却是一张奖状,上面写着:贵小说《在饥饿的岁月里》被评为优秀小说,获岗本文学奖。署名是举办征文比赛的四组织单位。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忙打开纸箱,哈!满满一下子都是日文书、辞典、画册,还有岗本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聪明的中国孩子,你写的小说催我泪下,那是怎样动人的情感呵。虽然有些地方还欠通顺,但作为一个外国人能用日文写小说达到这个水平已属不易。愿你今后更加努力,有更好的作品出世。岗本。
此外还有岗本先生的简介和许多张工作照,原来他是日本著名的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他的作品常常引起轰动效应,在日本有相当的知名度,被誉为“魔鬼导演”。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热心于中日友好活动,常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资设立了岗本文学奖,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我获奖后,记者采访、新闻媒介宣传报道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同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1000多封来信,其中竟有一大部分还是求爱的,令我哭笑不得。但我并不在意,我还是我,毕业后从车间机床旁调到技术科做资料翻译工作,工资如愿调到48元,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可是我却与岗本先生建立了通信关系,他称我为他的“中国女儿”,并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玲子。他给我寄来了许多书,还有他写的小说和剧本。其中有一部叫《人体炸弹》(日文原文为《肉弹》)的电影剧本强烈地震撼了我。这是一部描写二战期间日本青年被迫入伍充当炮灰的时代悲剧,是具有强烈反战意义的作品,曾在日本获得多项大奖轰动一时。我当时凭着一股创作热情接连熬了几个夜晚将剧本翻译出来想在中国播映。岗本先生授权与我让我联系有关事宜,如果成功,他就会到渴慕已久的中国参加首映式。
然而在1985年的中国想做成这样一件事实在是太难了。当时我找到在沈阳电视台电视剧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学,请有关人员看了剧本,大家都说:“真不错!”可是因为片中有日军出征前逛妓院嫖妓、有少女在暴风雨中裸体狂舞的镜头审查通不过,要剪掉。岗本先生在信中表示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些片段是日本青年在出征前复杂痛苦的心理表现,而少女在雨中裸舞这一片段则是影片的精髓,表现纯洁少女不得已成为军妓的痛苦心情,如果剪掉了还剩下什么呢?你们中国人根本不能理解这部作品中的内涵。既使不播映也不能剪掉一分一毫!”
可是那是20世纪80年代呀,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结果只好作罢。后来我将剧本缩写成电影故事终于在《作家报》上发表了,寄给岗本先生,他非常高兴,来信表示感谢,但字里行间还是表达了深深的遗憾。我知道作为一个致力于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文人,他是多么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中国播映呵。
通信持续了三年多,我从未有过什么别的想法。其间还有一位东京的小野先生也在同我通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因为热爱中国书法通过中日友好协会与我建立了通信联系,他竟然不厌其烦地每次将我信中的语法错误一一订正再寄还给我,使我的日语水平日臻纯正受益匪浅。
直至有一天去一位朋友家玩儿,闲谈中讲起出国热潮的现象,他说:“你是学日语的,怎么不去日本留学去外面世界看一看呢?”
我不以为然地翻了翻眼皮:“说得轻巧,我也没亲属在那儿,谁来为我担保?没人担保如何办签证?”
他点着我的脑袋说:“嗨!死脑瓜骨。岗本先生嘛,他是日本名人呵,请他担保,绝对没问题。”
我迟疑地问:“行吗?行吗?”
他说:“试试呗,你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人家北京、上海的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花钱找个假担保人就出去了。就咱们东北人死性。”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给岗本先生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说想去留学,并表示自己能吃苦,可以课余打工赚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绝不给他增加负担。信寄出后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半个月后,岗本先生复信表示愿意为我办理一切留学手续。
那时我已应聘在一家中外合资大酒店公关部工作,中方领导说我要自费留学必须学与现职有关的专业,否则不予放行。于是岗本先生及其夫人四处咨询,察看学校位置、乘车路线、教学环境,终于为我选中了东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国际旅游商业系。校方审查了我的大学文凭和健康证明后,准予入学。岗本先生又为我垫付了第一学期40万日元的学费和10万日元的入学费,将入学通知书和各种证明文件一并寄给了我。
我看到文件上的经济担保人是池田幸夫,岗本先生说是他的表弟,于是我明白了岗本先生的苦心:像岗本先生那样的名人如果为我担保,一旦我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声誉必会受到损害,所以谨慎地找了另外的人为我担保。
也许是我的证明文件齐全,入学通知书又是正规的大学,所以我很顺利地只用了二天时间就拿到了护照和签证,仅花了60多元的工本费。到日本后,其他的留学生都说这是一个奇迹:60多元就拿到了护照签证?我们起码花了1万人民币给中间人!有的还不止这个数!保证人还给你垫付了50万日元的学费?你真是遇见贵人啦!
因为学校已开学二个多星期了,我必须尽快起程。当时沈阳没有国际班机只能从大连走,我有一个知青点的男同学在大连外贸局工作,委托他“走后门”买到了二天后的机票,我终于从大连周水子机场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票价是1500元人民币,几乎是我全部的积蓄,而当时我的月薪才76元。
而现在我已到达东京,就要开始我的留学生活了——。
我脑子里跑着野马,眼睛却一直盯着大厅的门。这时自动门开了,走进二位衣饰整洁而朴素的男子,二人都有一米七十五左右高,一位剃着光头,穿藏青色条绒夹克衫,体格健壮,四十多岁。另一位六十多岁,花白的半秃顶,着深色西装但没扎领带,身材瘦削笔直,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马上认出是岗本先生,迎上前去。
我深鞠一躬:“对不起,冒昧问一下,您是岗本先生吗?”
“是,我是岗本。那你一定是从中国来的玲子了。”岗本先生愉快地说,他又指着身边的男子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表弟,是他给你出具的经济担保书。”
那一直规规矩矩站着微笑的男子鞠了一躬:“池田幸夫,请多关照。”
我也深深鞠了一躬:“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岗本先生说:“我们去餐厅吃点儿东西吧,这么晚了,你一定饿了。”
通过自动扶梯走进地下餐厅一间门楣上写着“紫竹苑”的单间,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框架上摆着中国瓷器,墙上挂着中国字画,室内廻荡着广东音乐“紫竹调”的旋律,原来这是一家中国粤菜馆。
岗本先生说:“由中国来的贵客点菜吧,这里都是中国菜。”
看着那用毛笔书写的精美的中日文菜谱,我谨慎地点了一碟烤乳猪,但当眼角扫到价格栏的标价是5000日元又在心里飞快地折算成人民币200多元时,我急忙想改口,可岗本先生已向女侍应生重复了一遍,又嘀里哇啦说了一大堆,侍应生“嗨依、嗨依”诺诺答应着写在菜单上鞠了一躬走了。菜一道道端上来,侍应生鞠了无数次躬,我想:今后在餐馆打工也得这样“嗨依、嗨依”地点头哈腰了,学着点儿吧。
结账时,共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200元,是我一年半的工资。
饭后,门童已将我的旅行箱包装到车上,丰田车向岗本先生的住所川崎市驶去,开车的是池田。岗本先生说:“我不会开车,也不想考驾照。两辆车,一辆是内人和女儿用,一辆是事务所用,也就是他太太用。”他指指开车的池田。“我是驾摩托,一直是这样的,而且特别喜欢往山坡上冲,嘟——,很威风的,嘟——,比开汽车威风。”
我看他这样平易近人又风趣,不由得笑了。
岗本先生又问我几点的飞机、大巴几点到的京王饭店。当听我说没乘机场的大巴,是搭别人的车来的,他有点生气地说:“你也太大胆了,为什么搭陌生人的车?嗯?把你拉到别处去怎么办?两头不见人,失踪了怎么办?”
我解释说:“怎么会呢?很热情善良的二位阿姨呵。”
岗本先生用鼻子哼了一声,“但是你也要记住,日本社会很复杂,也有不善良的人呵。你是遇到好人了,以后一定要注意。”
我惶恐地拼命点头,想起来真的有些后怕。
岗本先生脸色和缓了一些,他掏出一把硬币说:“这些零钱给你,认识一下日本的硬币。这是10元,可以打一次三分钟的电话;这是100元,投入自动售货机可以买一罐饮料;这是500元——。
我手握着硬币,头向前一点一晃地竟困倦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