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海老忠”打工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刚上工正在拖地板,走进一位五官清秀、中等身材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我以为是客人,马上过去招呼。他却用生硬的日语说是经某人介绍来见工的。我用中国话问:“你是中国留学生吧?”
他立即面露喜色,急切地说:“你也是留学生呵,太好了。我姓李,来当洗碗工的。我在语言学校才学三个多月,只会几句日常用语,一会儿见工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说:“放心,你不用紧张,这个店长挺好说话的。”我便喊店长。店长叽哩哇啦问了他一大堆,他可能听不懂,一句也答不上来。我连忙翻译给他听:“店长问你干过洗碗工没有?干过多长时间?是什么店?”
他为难地对我说:“我没干过呀,一点儿经验也没有哇。”
我说:“那么说就不会要你了,昨天才走的那个洗碗工就是被炒掉的,我来替你答吧。”我对店长说;“他在快餐店干过二个月,洗碗保证没问题。”
店长有些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他,说:“好吧,试试看,时给700元。工作时间是晚6点至凌晨4点。”
我翻译给小李听:“成啦!你就干吧,不会日语也没事儿,洗碗用不着说话,就是辛苦点儿、累点儿。”
但洗碗这个活儿岂止是“累点儿”?简直如同机器人一样片刻不停地洗呀。在这种快餐店里,顾客周转的相当快,大大小小四十几张桌子,该有多少杯盘碗盏要洗!7、8点钟高峰或周末、周日客人多时,我们六、七个男女服务生手脚不停地上菜、撤台面,一个台子下来就是满满一大托盘。有时赶上小团体或大学生们聚餐、生日会,收台时杯盘堆得像小山一般。而洗碗工只小李一个人,他穿着半袖工作服,胸前戴着胶皮大围裙,光脚穿着拖鞋站在大水槽前。一个槽子是带洗涤剂的,另一个是清水的,冲净后还要用洁白的毛巾擦干,不许留指痕,然后我们再摆到壁橱里备用。
小李头也不抬地洗着,忙得满脸通红热汗淋淋,一失手打碎个盘子,厨师长便粗声吼着:“小心!注意!”店长一会儿过来将杯子举起透亮检查,说没擦净,有痕迹;一会儿高喊高脚杯不够用,先洗高脚杯。小李也听不懂,我只好手里忙着,嘴里还帮他翻译着,提醒他先洗什么,用毛巾擦干净。
店长哼哼唧唧地说:“李桑,你应该把一半工钱给玲子。”
小李仍然听不懂,只是说:“嗨依、嗨依。”
我故意逗他:“店长骂你呐。你还‘嗨依、嗨依’呢。”
小李马上激怒了:“什么?他骂我?这个狗养的!”
我想起店长本来姓犬养,不由“扑哧”一笑,告诉了小李,他解恨地说:“真是狗养的呵,以后就这么叫他,反正他也听不懂。你还说他好哪,尽找我的碴儿,纯粹是个笑面虎。”
可是当店长过来吼他快点干时,他马上又“嗨依、嗨依”地点头哈腰了。我哈哈笑了起来,他也无可奈何自我解嘲似地摇摇头笑了起来。
有一天是星期一,外面又下着雨,客人特别少,店长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有了空闲,便喝饮料、聊起天来。小李问我:“你在国内时干什么工作?”
我说:“在中外合资大酒店公关部当翻译。”
他吐了吐舌头:“那可是吃喝玩乐的好地方,翻译也是一等的好工作呵。现在跑到这儿当跑堂的来了。”
我笑道:“可不是?真是吃饱了撑的呵。你呢?”
他马上来了精神,小脸儿锃亮,双目放光,喷出一口烟,拉着长声说:“本某出身医学世家,家祖父、家父在无锡开有一家私立医院,我没考上大学,跟着打杂、抓药。”
我说:“开医院?那可是金钱大大的有哇。”
他又喷了一口烟,吹牛说:“不是吹的,本某在无锡也是小有名气,到哪儿不叫我‘李大少’?我去酒楼吃饭,身后的小姐站一排侍候着,那才叫‘够份儿’!”
我笑道:“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你不也得充当洗碗机器吗?”
他咧了咧嘴,摇摇头:“没法子呀。当初看别人出国就眼红,也想开开洋荤。这不,光办理出国手续就用了2万人民币,来时又用黑市价换了30万日元,租房子、交学费、吃饭、交通费杂七杂八的,不到二个月就花完了,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好意思再伸手向家里要,只好打工了。干这洗盘子累是累,不和顾客打交道,也省心。”
“李大少”很聪明、会来事儿,人又是一副江南俊小生模样,一个月下来,盘子洗得飞快,日语也大有长进,起码杯盘碗盏这些单词不会弄错了。同大家也处得很融洽,玛布洛自不必说,连厨师长也因为不时收到他递去的“大中华”烟而对他颇具好感,说话也客气多了。最有意思的是烧烤师胖小子特别喜欢“李大少”,洗碗槽就在胖小子身后,他得空便回身与“李大少”说话,并不时偷偷给“李大少”串烧吃,“李大少”老实不客气地来者不拒,还吩咐:“给玲子一串珍肝,她最喜欢吃那个,”胖小子也马上照办,偷偷给我烤珍肝。
这样过了二个多月,一天“李大少”请我和店长讲一下,说他家里来了急电,祖父去世了,要赶回国奔丧,请半个月假。店长怀疑他是“跳槽”,却又不好说不准假,只得点头。背后问我李桑是不是不回来了。因小李走得匆忙,也没对我多讲什么,我就替他搪塞。厨师长说:“他一定不会回来了,撒谎祖父死了。”
我解释说:“不会的,中国人没有拿自己长辈的死活撒谎的。”
厨师长不相信地说:“是吗?日本人可不管这些,为了制造谎言,亲生父母都可以用上的。”
店长连忙写了一张招洗碗工的启事贴出去了,不到半小时就上来一位,也是中国留学生,说着半通不通的日语,也是我给当的翻译。这是个广东汕头人,姓黄,也是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国字脸、高颧骨、塌鼻梁、窝抠眼,还有些雷公嘴,长得确实不大好看。厨师长便有些不喜欢他,加上他是生手,洗得不俐落,厨师长就连连嘟哝。胖小子更看不上他,对我说:“我以为中国人都像你和李桑那么漂亮呐,还有长得这么难看的人呀,简直像个猩猩,对,就是猩猩!”他调皮地将舌头伸进上牙膛作出雷公嘴,并用手将鼻尖朝上推作朝天鼻状。我被逗笑了,说:“胖小子,管他丑不丑,能洗碗就得了。”
小黄并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傻呼呼地朝我们笑,店长和厨师长叱他,他就会点头说:“嗨依、嗨依。”
我尽量帮他,告诉他杯盘碗盏的日语叫法,并安慰他说:“日本人欺负你也别介意,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小黄倒看得开:“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我们潮汕人最能吃苦忍耐啦。我到日本就是为了赚钱,赚够了钱买个护照还去美国呢。”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倒诧异他连日语都没学会,倒又想闯美国了。不过这份“雄心大志”却是我望尘莫及的。
不管小黄怎么陪笑脸,不停地点头哈腰地“嗨依、嗨依”,大家还是不得意他。过了半个月,有天刚上班,店长就把我和小黄招过去,对小黄说:“黄桑这几天干得不错,可惜你每天只能干到12点,后半夜没人洗碗很不方便,只好请你另找地方了。月末来取工钱吧。”
我知道日本人一贯是说话含蓄隐讳,既便要炒你鱿鱼也是客客气气地找一大堆理由。我虽然摸不着头脑也只好如实翻译。小黄尴尬地笑笑,问我为什么。我很同情他,但也没办法,只是劝他别灰心,再找别的工吧。
小黄悻悻地走了。我正在纳闷儿谁来洗碗,却见“李大少”笑嘻嘻地进来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小子搞的鬼。
“李大少”一边给店长、厨师长和玛布洛散“大中华”烟一边对我说:“我昨天回来的,给店长打电话,他让我今天就来上班。”
我嗔他道:“嗬,还挺恋这个破店哪,把那个广东人挤跑了。”
“李大少”开始飞快地洗碗擦盘子,笑着说:“那没办法,日本这社会就是处处竞争嘛,甚至是洗碗工这种低贱的活儿。再说这个店的确不错,我也不想‘跳槽’了。”
我问:“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他说:“爷爷去世了。其实我回去时已火化完了,只赶上了葬礼。这次回去主要是把我女朋友带出来了,我出国时她就哭得死去活来的,最近千方百计办了出国手续,随我来了。多了一个人,我更得拼命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