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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着书包走在灯火辉煌的新宿大街上，心里空落落的。虽然赌这口气辞了工，但知道找份工确非易事，怎么办呢？明天还得买一本《招工指南》再寻地方。因为今晚没事干了，便东张西望地闲逛起来。无意中发现一个不起眼的饭店招牌上写着：盛京中华料理。我突然想起前二年沈阳的盛京大酒店曾在东京开了一家分店，而且派了几位著名的特级、一、二级厨师来，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小门市？不妨进去看看，也许会碰上熟人帮帮忙。
推开门，原来是一条通往地下室的狭小楼梯，楼梯上铺着红地毯，里面倒布置得很精致，三十几平米的餐厅摆着红木桌椅，墙上是中国字画。一位三十多岁，体态丰满、肤白貌美的女人闻声迎出，虽然她说的是日语，但我一眼看出她是中国人，就干脆用中国话说：“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位姓江的先生？”
她马上改用一口京片子说：“有。他採买去了，你稍等，他一会就回来。”
话音刚落，江先生就拎着肉菜什么的回来了。这位江先生才三十多岁，原本是市内较年轻的特二级厨师，因我在大酒店的公关部工作，同他在一些宴会上见过几面，也是泛泛之交，但在异国他乡就觉得很亲切，我叫他：“江师傅，还认识我不？”
他马上亲热地说：“怎么不认识？你也到日本来了？留学？”
我说：“是自费留学，刚来二个月，天天上学走这条路，今天才发现这个店，进来看看。”
他将肉菜交给厨房打理，然后请我坐下，狡黠地笑了笑，开门见山地说：“是不是想找工作呀？别不好意思，咱们是老乡，用不着绕弯儿，到我这儿来的都是想打工的。怎么？你没找到打工的地方吗？”
我简单讲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抱歉地说：“我这里是安插不下了，我已与盛京饭店分开，自己承包了这个小店，每年交一定的承包费。你知道新宿这地块是寸土寸金，这店铺的租金相当昂贵，我得节省开支。你也看到了这个店不大，我和一个师傅在厨房，外面只用二个女服务员，白天一个，晚上一个，一会儿就交接班了。”
正说着，走进一位二十七、八岁高大健壮的姑娘，向我们点点头径直进厨房去了。
江师傅说：“这是上个月才来的，大连人。那位是北京人，在这店干一年多了。”
北京女人已解下围裙，走过来上下打量我一下，问道：“你刚来？没找到工作吗？你的长相属于文雅清秀型的，最受日本人欢迎了，我介绍你到银座去好不好？工作也不累，很赚钱的。你会喝酒、跳舞吗？”
对她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困惑地望望江师傅。江师傅暗中捅了我一下，对她说：“你快走吧，不怕迟到？”
那女人笑笑，洋派地耸耸肩，没再说什么，走了。
江师傅摇摇头说：“这位在日本混三年多了，也不知她的护照是怎么延期的，上午在语言学校混个出席率，下午在我这儿打份工，晚上去银座夜总会干这个，”他将手做端酒杯状，举到嘴前，脖子一仰，“她酒量大得惊人，陪日本佬喝酒、跳舞，赚大把的钞票。她每年回国一趟，全套日本电器、家具，连锅碗瓢盆都有，装了半个集装箱，啧啧，这种女人真不得了。她丈夫也不管，还说能寄钱回去就行。中国人怎么都变这样了？她说要再赚500万就回北京，开个美容院，下半生吃穿不愁了。”
“500万！”我惊呼，被这数字吓住了。那相当于20多万人民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不难，陪酒的是喝得越多老板给的钱越多，她每天都能赚1万多，二年下来就够了。”
天呵，那得什么样的精神承受能力呀！我没有心思评论人家的长短，知道今天没什么指望了，又见江师傅一会儿去厨房吩咐什么，一会儿又接电话在谈什么中药、蜂蜜生意，我便告辞。江师傅要留我吃饭，我谢绝了。他送我到门口，说一定帮我打听，有消息就通知我。我将隔壁岗本事务所的电话留给了他。
同学们知道我“失业”了，就纷纷说要帮我找工作。那个苗条秀丽的台湾女生宁如莲说：“其实你这样条件的工作好找，我就可以介绍你去，就是你住在川崎太远了。”
我说：“不远呵，乘快车到新宿才25分钟。”
她说：“过12点就没车了。我们打工的地方都是晚8点多开始，到凌晨2点多才结束，回去都乘计程车。除非你搬到东京市内来住。”
我说：“那不行，我住的地方是保证人的公寓，条件很好，还不要我的房租。再说监护人也不能答应我搬出来，怕我出问题。”
宁如莲便笑了笑：“还有监护人？那你可干不了这份工作。”
我没有再深问下去。这个宁如莲穿着打扮极其华丽，出席率也不高，我还看到课间休息时她在洗手间偷着吸烟。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同学们白天上学，晚上不知都干些什么，大家都尊重各人的隐私权，很少听谁互相探问个人的事。因此我只是猜测她可能是在什么高级夜总会当女招待。
午间休息时，外面阳光灿烂，我们几个大陆男女同学便走到教学楼后面的大草坪上坐着闲聊。
“社长”郑桑问我：“你是炒老板鱿鱼了？行呵，你挺厉害的呀。”听我讲老板娘的苛刻，都说太欺负人。又听我讲踢人的事，大家又笑个不停。许桑指着我笑哈哈地说：“这才是咱们正统的东北大妞儿呢，带着抗日联军的火药味儿。”
赵会明嗔他道：“得了，你可别助长她这脾气，在日本打工还是要谦恭、忍让，找份工作多不容易。”
平常不太合群的王京生甩着京腔说：“你遇见的是个别的现象，一般大众餐馆极少有调戏女服务员的，可能他是喝多了，踢他活该，又不是他妈的夜总会。”
我问道：“宁如莲说的那种晚8点到凌晨2点的地方，是不是夜总会？”
王京生翻了翻眼睛，盯着我说：“她要介绍你去，是不是？你想去吗？”
我摇摇头：“我可不去，保证人知道会把我的行李都扔出去的。喂，那种地方倒底怎么回事儿呀？”
许桑笑嘻嘻地说：“嘿，京生，讲一讲，让咱们听听热闹。你是老东京了，老江湖了，老夜总会了------”
王京生脖子一梗：“干嘛呀？开涮哪？就好像你们多纯洁似的。我看呀，你和老郑要是女的，也得像宁如莲她们一样去陪酒、陪舞，让日本佬搂，让日本佬摸！”他抓起一把草在手里揉着，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那夜总会呀，日本叫俱乐部，里面光线特昏暗，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清，好一会儿才能分辨出人形。座位都是火车隔离式的靠背椅。陪酒女郎里面什么都不许穿，外面套一件特肥大的薄长衫，为的是客人摸起来方便。进这种地方，门票就要1、2万日元，酒水费就不用提了，陪酒女郎当然是喝得越多赚得越多，陪跳舞也另算钱。唉，那种地方，在我眼里就是魔窟。我们男侍应生都是负责换烟盅、送饮料、买香烟什么的。刚开始时走近座位看那些日本男人的丑态真是头昏眼花，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后来看惯了也就无动于衷了。不过那些女孩子可真够惨的，贴在日本佬身上撒娇撒痴嗲声嗲气地劝酒，为的多挣几个钱------”
我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问道：“也有中国女留学生吗？”
王京生谁也不看，仍然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半天才说：“------大部份是菲律宾和南韩的，也有台湾的，中国留学生还不敢到这么下流的地方去，即使有少数胆大的，想赚大钱的，也是冒充台湾人，不敢说是大陆的。有一次，，一个新闻记者在下流的夜总会遇见一个上海女留学生，就追着拍照，说中国输出妓女和舞女，那个上海女生捂着脸逃掉了。但有许多大陆女留学生当陪酒女郎倒是真的。不过日本的俱乐部也分档次，刚才说的是一种比较‘黄’的，那里的女郎时给有2000元，一晚上就能挣1万块，服务项目是任客人随便摸，但也到此为止，不许上。一般的陪酒大约是1500元左右。如果是无上装夜总会和比基尼，恐怕要2500~3000元。所以你找工作只要看那上的标价就知道有没有色情成份了。时给600~700的，是洗碗、端盘子的大众餐馆，也有时给800的；900~1000元的是小小的居酒屋，也绝对没问题，需要会调酒、会讲日语，相对轻松一些。总之，时给1200元以下的就没事儿------”
其他几个人听了都默默无言。王京生将手中的草一摔说：“其实他妈的看开了也没啥，我要是女的也去陪酒，白吃白喝，反正不卖身，多赚点钱才是真的，要不大老远的跑这儿干啥呀。”
赵会明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说：“那还是不太好吧？那钱赚得也太埋汰了，让人知道了以后还怎么见人哪？”
王京生笑着说：“那你要清高，就只好在烤牛肉店那样的地方挨累受气。时给最多700块，跑断你的腿！”
许桑说：“跑断腿也不能挣那个钱呐，太恶心了。那都是最没出息的最没国格人格的人。其实付点儿辛苦也不是赚不到钱，我现在晚上8点到凌晨4点修马路，每天也赚1万块，这里白天是禁止马路施工的，不能妨碍交通。嘻嘻，我的工作时间和报酬同陪酒女郎差不多嘛。我今年上了大学后给我老婆办了陪读，我是死活也不能让自己老婆去干那种下三烂的事儿，现在她在一家私人印刷厂干得满不错的，每月15万日元，相当于日本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了。累就累点儿呗，在国内她也是开机床的工人嘛。主要是肖玲你白天要上课，找工作就难一些，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