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上海女留学生的心酸事

　　这天是旅游景点实地考察课，去皇居参观，即日本天皇及皇室亲属现正居住的皇宫。日本皇居对公众开放已有十几年了，只要是日本国的国民，出示正式的身份证明向旅行社申请，就可获准组团进入参观，就像普通的旅游景点一样，日本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占地110公顷的宫殿群遮蔽在绿树浓荫中，其间点缀着精致的小花园和池塘。现年80多岁的裕仁天皇是一位颇有经验的生物学家，因此皇宫花园的大部分就成了自然保护区。皇宫本身是很庞大、低矮的混凝土建筑物，屋顶是绿色的，这些建筑是1970年竣工的。此前叫明治皇宫，是100年前即1889年从京都迁来时建造的，均为精选的木料。1945年盟军对东京的大轰炸中，明治皇宫在空袭中完全烧毁。

　　在宫殿的东南方是一座花园——皇宫外苑，有广阔的绿地和百年的苍松翠柏。这里有一处游客不可错过的拍照的地方，就是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风景地——二重桥，它是一座横跨内护城河的独具特色的桥，是公认的日本标志。二重桥既典雅又具实用价值，它是通向皇宫的特别通道，该桥不对公众开放。在二重桥后面是原江户城堡的一个观望角楼，1945年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布投降，无数效忠天皇的士兵因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就在这个能看见角楼的地方剖腹自杀。

　　这次参观对于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来说真是极难得的机会。皇宫庭院内绿草茵茵，树影婆娑，并无金壁辉煌的奢华，反倒给人一种清幽淡雅的怡人感觉，不像皇宫，只觉得好似一座园林大别墅。参观了裕仁天皇的生植物试验埸、勤政厅、书院、接见外国使节的会客堂，并看了天皇与胡耀邦总书记会见的贵宾厅。大家兴致勃勃做着记录，轻声感叹着，唯有我一人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几个要好的同学直问我哪儿不舒服，我真想说：哪儿都不舒服，尤其是心里不舒服。可我对别人讲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咽下了这些话。

　　出了皇宫，老师说还要乘车去浅草参观，我便请假说头疼，不想去。大家硬拉我去，老师也说最好是去，回来还要写导游讲词，否则就少一份卷子。无奈，只得去了。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次世界大战，浅草一直是东京艺术荟萃之地，它既是文化戏剧中心，也是美食家聚会的埸所，后来建成了新区——新宿，这里的景象便不如从前般热闹了。但由于有著名的浅草寺和寺前的特大香炉、风景优美的浅草公园、古朴的建筑及品种繁多的旅游纪念品商业街，这里仍是一个热门的观光点。

　　在浅草寺庙的南入口有一扇巨大的门，叫做雷门，在雷门的大红灯笼下拍了集体照，大家纷纷跑去烧香。我买了三柱香插在大香炉上，双手合掌默默祈祷我能找到一份工，解除目前的尴尬境地。

　　后来开始参观街市，大家就分散开了。我买了一个草编的小兔子纪念品，拎在手里走来走去。信步走进一家商店，里面布置得很像文具店，却又有点儿不太像，而且只有一个男售货员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有些近视，刚要凑近柜台看个仔细，忽听外面老师大叫：“肖桑，快出来，危险！”

　　我吓了一跳，抬腿跑出来，看女生们都捂着嘴在笑，我不知就里，问道：“怎么危险？这里卖什么？”

　　一个男生笑道：“笔筒炸弹，炸女人的。”

　　女生便笑骂：“别乱讲，臭男生真缺德。”

　　那个男生还是笑嘻嘻地问我：“你们大陆没有这种商店吗？”

　　看我还是不明白，老大哥郑桑告诉我：“这种店女孩子千万不能进去，这是性具商店。”

　　“什么？性具？”

　　“小点声，让人笑死啦。幸亏你跑得快，否则让人拍了照，说不定会上小报，说中国女留学生怎么怎么样呢。”

　　这可够吓人的，我的脸一阵发烧，再也不敢一个人乱走，跟在大家后面随大流吧。走到一家叫“千鹤”的小饭馆，男生大叫“肚子饿。”老师就叫大家进去吃点东西。男生们和老师在矮炕桌边盘腿大坐，俨然一群日本男人的模样，可惜是穷学生，每人只不过是份饭，即一碗米饭、一盘炒菜、一碗汤，却还喝了一点儿日本酒。我本没有食欲，但也得随和大家，要了一份叉烧面，同上海女生赵会明坐在一张小桌上。

　　赵会明身材瘦小，面色微黄，五官并不难看也淡淡化了妆，但仍然掩饰不了脸上的疲惫憔悴之色。我入学一星期后才见到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心事重重的女人。平常也很少见她开心地笑过。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尽量放松，插科打诨，有几个台湾男生特别会讲笑话，大家常常笑得前仰后合，赵会明却也只是淡淡地微微一笑而已。

　　有一天中午，教室里只剩下我俩吃饭盒，我把自己做的鸡肉块给她吃，她给我一块大牛排，我说：“你还会做牛排呵，挺费事的吧？”

　　她说：“不是。我在西餐馆打工，每天都有剩下的菜，我挑好的留下来。另外，老板娘对我也很照顾，冰箱里的肉菜放二天不新鲜了，她就让我拿回去。”说完，看看我，“你不会瞧不起我吧？”

　　我一边吃着牛排一边说：“看你说哪里去了？这有什么？我们是穷留学生呵。我也想找这种省饭钱的地方呢。再说，这些东西也不脏。”

　　她叹了一口气：“是呵，房租、水电、交通费是无法省下的，只能从嘴里省了。我从来不吃早餐，中午吃这饭盒，晚餐是餐馆免费提供的，所以，可以说我一个月基本上不用花吃饭钱。”

　　我说：“你干吗这样苦着自己？看你瘦得这个样子，身体垮了怎么办？”

　　她苦笑一下摇头说：“你说得不对，其实我现在每天摄取的营养足够。你看，每天除了牛排就是火腿煎蛋、意大利香肠，比在国内家里吃得好多了。我消瘦不是物质生活苦，而是我心里苦，命太苦——。

　　她告诉我：她是六八届高三毕业生，在北大荒干了十年，回上海时已快三十岁了，又待业一年，才在街道小厂找到一份工作。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工作不起眼儿，人又长得不漂亮，在婚姻上已无选择的余地，本不想结婚，独身一辈子算了。可年迈的父母不答应，四处托人保媒，硬撮合了她的婚事。男方竟是个大学毕业生，除了性格孤僻，不爱说话外，仿佛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婚后一年有了儿子，但丈夫却突然发起精神病来，摔盘碗、砸玻璃、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闹过之后便昏然入睡人事不省，吓得她抱着儿子躲在墙角发抖。她的父母找到介绍人，方知男方在“文革”中遭过批斗、监禁，得了精神分裂症。“文革”后被平反，住院治疗了二年，说治好了，所以在婚前隐瞒了这段病史。没想到这精神病是会反复的，婚后不到二年就又发作了。

　　生米煮成了熟饭，找谁闹也没用，苦果子还得自己吃。丈夫又住进了精神病院，她靠着微薄的薪水养活儿子，还得经常去精神病院探望丈夫、送营养品，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几乎使她都要崩溃了。就过着这种日子，熬到儿子五岁，丈夫出院了，却仍不能工作，只是每天呆坐在房里傻笑，从“狂暴型”变成了“幻想型”。

　　她流着泪说：“那时，每天下班我都怕回家，多少次我走到黄浦江边都想一闭眼跳下去算了，那就一了百了，什么痛苦也没有了。可是，我有儿子呵，聪明可爱的儿子，刚刚五岁比大孩子都懂事，看我流泪时就说；‘妈妈不哭，我快快长大，挣好多好多钱给爸爸治病，让妈妈高兴。’为了儿子，我也要活下去呵。后来上海掀起出国热潮，有几个老同学都出去了，来信说日本好赚钱，在餐馆洗盘子每月也能挣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四、五千元。我为摆脱这折磨人的环境，为了养活儿子和丈夫，下狠心借了2万块钱，买了经济担保证明和入学通知书，把丈夫又送进医院，儿子托付给父母，就到日本来了。”

　　“你到日本几年了？”

　　“三年了。一开始在语言学校学基础日语，那种学校只上半天课，我就白天打一份工，晚上再打一份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我洗过盘子、送过报纸、给情人旅馆刷洗卫生间、到下班后的大商社写字楼拖地板、擦玻璃，每天累得我爬楼梯都抬不起腿。第二年我累得得了肝炎，回上海治病休养了三个月又回来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还清了债务，能每月往上海寄钱，我的儿子能吃得好、穿得好，进了高级幼稚园，现在已上学了。眼下这所大学的学费是太贵了点儿，但我也要读下去，拿到文凭回上海就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我和儿子就再也不会分开了。不过这学校的出席率要求的太严，白天不能打工了，只能晚上去，少赚不少钱。为了儿子，我什么苦都能吃，可惜我已不年轻，长得也不漂亮，否则去夜总会陪舞也行！”

　　没等她说完我已热泪盈眶，只是抚摩着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放学后一起走，听她讲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项及她的打工经验。走在新宿大街上，耳边常常听到讲上海话、北京话的。这一带有好几间语言学校，租一间房子放几把椅子便叫学校了。赵会明指着仨一群俩一伙的语言学校的学生说：“看见没有，中国留学生源源不断，办这些所谓学校都赚大钱了。有几个像你这样有真正经济担保人不花一文钱拿到日本入境签证的？都是花高价买的呀。不拼命的打工怎么还债？怎么应付这高昂的东京物价？不过，‘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谁叫咱们穷呢？如果咱们中国也像日本一样经济发达、国民富裕，谁还来这儿找罪受呢？”

　　“现在国内在搞改革、开放，将来我们也会富起来的吧。”

　　她叹了一口气：“恐怕得20年才能赶上目前的日本吧。”

　　最近几天赵会明好像特别忙，有时最后一节课不上就走了，脸色也更憔悴了。现在我俩坐在这日本餐馆里吃着面，我便问她：“你这几天怎么这么忙呵，放学也不同我一起走了。”

　　她说：“有人介绍我照顾一个病老太太，每天晚上4点到6点2个小时，每小时2000元，给病人做饭、喂饭、侍候大小便。我6点半到西餐馆上班，正好来得及。这恐怕也干不了多久，那老太太都90多岁了，奄奄一息——。反正赚一点儿是一点儿，不就是累吗？我已经累惯了，回到住处倒头就睡，免得闲下来想儿子、想烦恼事——”

　　我“唉”了一声：“我就是闲得烦恼越来越多呵。”于是把自己的烦恼一古脑儿兜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