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夏天，全国还正在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喊地震天响。各种新闻媒体还在大力宣传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过度到公产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民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忽然报纸上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文章，说什么“人民公社就是好”，不是搞早了，搞快了，更不是轰起来的，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闹钢铁得不偿失朽矣！”我国人民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的大闹钢铁的群众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恐慌，污蔑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得不偿失，失败了。还有的报纸明确提出“反对右倾，继续跃进”。我看过以后，觉得文章的内容都是有所指的，凭我的政治嗅觉意识到出事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更加注意看板报，听广播，密切关注着可能要出现的一场新的政治斗争。
时过不久，果不其然，师里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动员。会上是师政治部主任讲的，说是干部要进行政治学习。为了使我们党高举“三面红旗”，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国家早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超英赶美的雄师目标，每个干部都要把自己对党的意见提出来，有啥说啥，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所讲内容和五七年在军校进行整风学习时，学校首长在动员会上讲的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由于大家参加五七年的整风学习，进行反右派的余悸未消，为解除大家的顾虑，政治部主任特别讲了个“三不主义”，即不打棒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我听后心里就说：一口吞个鞋绑我心里有底，你的圈编得再圆我是不会再往里跳了。
当时大家对出现的一些事，像大炼钢铁呀，吃大锅饭呀，有的是亲自参与了，有的是耳闻目睹，都有一些看法，早就有议论了。在动员后鸣放的时候，本来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在会上说，可不少人都挣着写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根据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一些事写的，什么“大跃进得不偿失”，“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放卫星是吹牛皮说大话”，“人民公社办早了，是轰起来的”，“人民公社是天堂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有的还编了一些生动形象的顺口溜。
领导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还把每人写的大字报的数量，每天作一次公布评比，对写大字报多的人及时进行表扬。
我头两天是当的“观潮派”，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
第二天晚上，营教导员和师政治部的直工科长两个人找我谈话。他们先是按师政治部主任动员时讲的给我讲了一通。特别讲明，这次学习是对每个干部政治觉悟的检验，学习的好坏关系到今后的晋升问题。接着就问我：“卜岚忠，人家都写那么多大字报你为什么不写呢？是没有认识到这次学习的重要性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
我心里想，看来你们是不把我骗到你们的圈里是不拉倒的。告诉你们吧，今天的卜岚忠可不是五七年反右派时的卜岚忠了！向他们说：“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已经考虑好了，今天晚上就写。”
他们说：“好好，你晚上抓紧写吧。”
两位领导走了之后，我找了一些报纸一直写到深夜，写了二十多张。我写的大字报的几个标题至今还记得，什么“人民公社是形式发展的必然”，“大炼钢铁就是好”，“大跃进可以使我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可以把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加速向共产主义过度”。大字报的内容基本上全是从报纸的社论上抄的，张贴好后才去睡觉。
第二天一起床，好多同志就都去看我的大字报。看过后，我还正在洗脸他们就把我围起来，大声质问我：“卜岚忠，你说人民公社就是好，你说说到底好在哪里？”
“卜岚忠，你说大炼钢铁好，我们去汕头（当时我们部队驻在汕头郊区）的公路边建了那么多的小高炉，你看到他们练出钢来了吗？满山遍野地砍树，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不就练一堆铁疙瘩吗？”
“卜岚忠，你知道不知道，实行公共食堂后群众都吃不饱肚子？”
不管他们如何说，如何问，我是笑着一声不吭。
当天开会鸣放的时候，我们营的副营长刘诚，从安徽老家探亲回到部队。这个人是工农干部，是个孝子，为了照顾他的父母，一直没让他的爱人随军。说什么事也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诚实直率，一是一，二是二。这次回家探亲受刺激很大，家里从公共食堂领的东西根本不够吃。两位老人怕饿坏了孙子，领来的东西都是尽着孙子吃，都活活得饿死了。刘副营长在会上发言的时候，讲了很多他在家乡耳闻目睹的事，什么地方干部乱打人呀；粮食的产量都是胡吹，搞弄虚作假，仓库里堆放的除了上面一层是粮食，下面都是麦糠，把粮食卖完还完不成征购任务呀；收庄稼搞比赛，收到家的没有在地里抛洒的多呀；公共食堂吃不饱饭到处都有人饿死，还有人吃人的呀，讲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
我和刘副营长都是北方人，平时相处的很好。听着他的发言知道他要倒霉，想帮帮他。可话在会上不好直说呀，就委婉地说：“副营长，报纸上天天报道，别的地方都非常好，你们老家怎么能会那样呢？你说了谁信呀？”
听我这么一说，刘副营长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反而更来劲了，一拍大腿，高声高调地说：“他妈这还能是假的吗？都是我亲眼看见的！”随后又继续说起回老家的所闻所见。
我手里为他捏着汗，在心里向他说：“刘副营长，你可真的要倒霉了！”
鸣放结束后，负责组织和领导学习的人把每个人鸣放的所谓右倾言论整理公布出来了。这一公布像炸了锅一样，很多人都找领导学习的人辩论。由于情绪很大，说话还都骂骂咧咧的，对说自己右倾很是不满。
“右倾言论”公布后，接着是大辩论，实际是批判会。大辩论前，领导召集一些没有鸣放错误言论和鸣放错误言论少的同志开会，动员大家要为保卫“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积极进行大辩论，对“右倾言论”进行批判，帮助有“右倾言论”的人改正错误。
最后，教导员还特意把我留下，向我说：“卜岚忠，别的同志都没有你对当前形势认识的好，你要在这次学习中当好革命动力，在辩论中积极发言。”
大辩论和大批判是根据每个人错误的轻重，首先从小组会开始的。这一阶段我真地成了“革命动力”。每次批判会，我基本上都是根据辩论和批判的问题。有选择地把我在大字报上写的内容说一遍。说时也从来不讲什么过激的话。有的同志就不一样了，发言的时候虽讲不出什么道理，但言辞激烈，实际是在喊口号，是在用大帽子吓人。什么“你反对大跃进，是怕我们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你是卖国主义，反对我们超英赶美！”“你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污蔑三面红旗！”
对批判人的发言，被批判的人虽然也得听，但心里并不服。
我们的刘副营长是在师直的全体干部会上被批判的，整整批判了两天。自始至终不管批判他的人怎么问，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主持批判会的领导最后说：“刘诚，你不张嘴是麻雀也喂不活呀！”
其实，刘副营长是在用这种形式表示他的抗争，发泄他的不满。
整个反右倾学习结束后，师政治部主任在全师干部大会上总结时，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有同志说我在作学习动员时讲了“三不主义”，为什么最后还给一些人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帽子是我们给他们扣的吗？帽子本来就是客观存在，都在墙上挂着，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不是别人给他们扣的，是他们自己去选的，自己去顶的。”
政治部主任讲过这段话，会场上马上引起一阵嘘声，有的同志还低声骂道：“他妈纯粹是胡说，是典型的整人的强盗逻辑！”
不管是什么逻辑，反正学习结束后，一大批干部，其中还有一些战斗功臣，都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发配到新疆去了。
我在这次学习中很庆幸，没有像反右派时那样挨批评，受折腾，反而当了一次“革命动力”，天天高声高调地批判别人。可正是当了“革命动力”，使我长时间心里都不能平静，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因为我这次学习纯粹是作了一场政治游戏。批判别的同志时，不得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这是与我一向做人的准则相悖的。不过，通过这次学习，也确实又使我像反右派时那样，从中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是想用金钱买都买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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