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雨

噩梦

　　常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五七年，我在南京第三炮兵技术学校经过三年的学习，毕业的国家考试后，成绩已经出来，谁是优秀学员，谁能毕业，谁不能毕业，需要在学校里补考，都公布了。明天就要举行毕业典礼。我正回忆着参加第三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大会上，校首长向优秀学员授奖的情景，在心里预演着自己在毕业典礼大会上，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接受校首长对优秀学员的奖励。忽然在晚上，去营里开会回来的指导员，让司务长把大家集合起来，向大家传达了总军械部（我们学校归总军械部管）发来的电报：第四期学员推迟毕业，要在学校里进行整风学习。就这，第二天的毕业典礼大会变成了整风学习的动员会。

　　整风学习，当时在社会上已经变成了反右派。不过在动员大会上学校的首长还是讲，目前全国都正在进行整风学习。前一段，因为第四期学员进行国家考试，我们学校没有进行。总军械部首长指示：第四期学员要在学校里进行完整风学习再毕业。接着就讲了学习的重大意义。整风学习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纠正党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的。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我们向党提意见，要坚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着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的原则。动员完以后，我们要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敢不敢提意见，提意见多少，是对我们每个学员关心不关心党的建设，政治觉悟高低的一次检验……。

　　开过动员大会，下午分班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是鹦鹉学舌，照着上午校首长在动员大会上讲的说了一通进行整风学习的意义，表了表自己参加整风学习的态度。

　　第二天上午，开始以班为单位进行鸣放提意见。这一下把大家难住了，我们第四期学员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河南的开封和商丘两个地区，而且大都是农民子弟，可以说都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到军校后，天天忙的都是学习，对社会问题差不多一无所知。让大鸣大放，鸣什么？放什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坐了一上午也都没有鸣放出什么东西来。

　　下午，指导员又把全连集合起来进行了一次动员。动员完后，还说，如果谁不想在小组会上鸣放可以写大字报。结果在分班鸣放的时候还是像上午一样没人发言，更没有谁写大字报。

　　第二天起床后，连里打破惯例，我们入学三年第一次没有出早操，而是让大家去俱乐部里看大字报。大家一去才知道，俱乐部和走廊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听说，大字报是连里的文书和几个排长连夜抄写的。大字报的内容是抄写的某少校在《八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学员们对某少校的文章写的问题大都比较陌生，唯独对第一个问题比较熟悉，说什么“农民生活不如工人生活。工人看手表，农民看太阳，山沟里的农民至今连电影《白毛女》都没能看上……”

　　我们从河南农村来到南京的学员，所闻所见都觉得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天地。尤其是我们学校和三O七国防工厂的家属区仅由一个竹篱笆墙相隔，学员们对工人们家中的收音机和闹钟的响声听的清清楚楚，甚至连工人们的家属做饭时飘来的饭菜的香味都能闻到。工人上下班都是一窝蜂似地骑着自行车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前通过，学员们对工人与农民生活的差别在自己的心里早有定论。

　　看过大字报又进行鸣放的时候，就让大家说你同意某少校的那些观点。结果，我们班十个人全都同意某少校关于“农民生活不如工人生活”的说法。

　　鸣放进行了三天，我这个人平时学习压力不大，比一般的学员爱看报纸。在鸣放时，除了同意某少校“农民生活不如工人生活”的说法，还根据看报纸看到的新闻又说了两条意见。一条是，报纸上说，长沙市有一条街道流氓阿飞很厉害，女工晚上不敢上班。我就提意见说，我们党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流氓阿飞好好整治整治。第二条是，报纸上报道，日本高中的学生毕业后很多升不了学，就不了业，都让到农村去。我们国家五六年和五七年时也号召学生要上山下乡，我便提意见，我们国家应该注意解决好学生的出路，不要像日本那样大都升不了学，让回农村。

　　我发言的时候，我们排的排长杜其昌一直在我们班坐着，只见他在笔记本上猛记。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什么，只觉得排长对我的意见很重视。整个鸣放结束后，连里把学员的所谓错误言论都用大字报公布了出来。我提的三条意见前面都冠上了一个可怕的标题。第一条是“破坏工农联盟”；第二条是“不相信党的领导”；第三条是“污蔑社会主义”。看了以后，我这个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喊着“社会主义好”长大的人，简直如雷轰顶，肺都气炸了，立即写了一篇“谁是谁非”的大字报进行辩驳。大字报贴出去后，我又去找杜其昌排长理论，他说了一会说不过我不跟我说了，让我回班里到会上向大家说。

　　杜其昌排长对我是有成见的，在“民主检查”大会上我提过他的意见。他是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的少尉报务员，人很虚伪，处处注意表现自己，很想在排里能培养出优秀学员来。由于我的学习比较好，平时对我很好。但他对学习差的学员非常冷漠，批评起来常常讽刺带挖苦，把人家弄得很狼狈。对他的这种做法我一直有意见。有一次学校里进行“民主检查”，让学员向各级首长提意见那天，学校里的政治部主任也去我们连里了，我本来那天是连里的值班员，可以不参加大会，但我为了抓住机会向杜其昌排长提意见，让别的学员替我值班也参加了大会。在会上，我把我长时间对杜其昌排长的意见都说了出来。只见杜其昌排长在那里坐着，脸一红一紫地记着笔记很不自在。当天晚上排里晚点名，他讲到大家提的意见简直是痛心疾首，双泪长流。我当时对他是真产生了几分怜悯，自责自己何必呢？事过之后，他对我一切如常，甚至有时还更加宽容和关照，直至使我的心里很不安。其实，他是装的，是怕我再给他提意见。这次整风学习他之所以这样对待我，除了上级的所谓“调鱼”、“引蛇出洞”的不正确做法，一来他是报复我；二来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进步，想在排里挖出个右派分子，捞取他政治进步的资本。

　　鸣放结束以后是批判。开始是班里进行批判，批判前是个人先作检讨，而后才是相互帮助。互相帮助的时候，因为大家鸣放的所谓错误问题，各个学员基本都一样，帮助完李四帮张三，转圈推磨，大家轮一遍拉倒。

　　杜其昌排长一直参加我们班的会，我在班里的会上几次提出要做检讨都被他制止了，我和别的学员都觉得蹊跷。

　　班的会要结束了，杜其昌排长向大家说：“卜岚忠学员的问题和大家的不一样，在明天排里的会上由全排的学员帮助他。”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杜其昌排长接着说：“卜岚忠学员先回宿舍，其他的学员不要走。”

　　回宿舍后，我联想到报纸上登的各地批判右派分子的报道，预猜着杜其昌可能是想把我打成右派分子。当天晚上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平时亲亲热热，说说笑笑的学员都不理睬我了。我感到问题真的严重了，晚饭都没有吃好。

　　晚饭后，别的学员到操场里打球，喜欢玩体育器械的玩体育器械。我坐在班里正在发呆，我们排一班的学员刘殿文，看排里没有别的在人，走到跟前向我说：“走，一块出去跟你说个事。”

　　我正要跟刘殿文走的时候，他又向我说：“走的时候你要跟我拉开距离，走远了咱们再走到一块说。”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

　　他又悄声向我说：“到外边再给你说。”

　　出宿舍后，我远远地尾随着刘殿文。到了一个僻静处，他的脚步放慢了。我跟上后他向我说：“我们班已经说过了，让大家跟你划清界限，明天全排要批判你。”说后怕对我打击太大，又安慰我说：“你提那些意见有什么错，不管到哪里说能咋着你？放心吧，我什么时候都是你的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好觉，翻来覆去考虑自己可能遇到的厄运，越想心理越紧张，越害怕。最后，在心里自己安慰自己：你杜其昌想把我打成右派分子，没有那么容易，我提的意见是是是非会有人鉴别的。同时，也想好了自己在全排批判会上的对策。

　　第二天，全排批判我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卡了壳。说我说“农民生活不如工人生活”，用心是破坏工农联盟，而且让我必须得承认。几个带头发言的人言辞激烈，声调很高。

　　他们发过言后，我向大家说：“说‘农民生活不如工人生活’的，其他班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班的十个学员都是这么认为的，为什么惟独说我的用心是破坏工农联盟呢？”

　　我的提问使大家张口结舌，会议冷场了好长一段时间。杜其昌排长将排里几个班长和党员骨干拉到一边开了个小会，回来后宣布上午休会，让我回宿舍反省考虑问题。

　　下午批判的时候，开始还是让我先检讨第一个问题。我照着上午说的又说了一遍后，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人发言。冷场了一段时间后，杜其昌排长干脆让我检讨第二个问题。

　　对第二个问题，我不仅不承认我有错误，还据理一再说明，我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最后杜其昌排长也不让我检讨了，就让大家对我批评起来。

　　几个发言的人预先商量好的，都说：“加强无产积极专政，整治流氓阿飞，这样大的问题还用你卜岚忠操心，你卜岚忠是不相信当的领导……”

　　他们还没有讲完，我就说：“你们先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你们先说说我提的意见有什么错，难道要任其流氓阿飞横行吗？我是按照学校首长的动员讲话提的意见，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使我们的党不断改进工作，怎么能说我是不相信党的领导呢？”

　　发言的人听我一说，一窝蜂一起情绪激昂地质问我：“你认为这样大的问题只有你能想到，我们党的领导就想不到吗？你不仅是不相信党的领导，你目中根本就没有党！”

　　杜其昌排长还说：“卜岚忠，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承认不相信党的领导你是过不了关的！”

　　听杜其昌排长一说，我的情绪更是激动，顾不了那么多了，说：“排长同志，我跟着共产党当儿童团，天天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恐怕你还没有当解放军哩，你怎么就能认定我不相信党的领导呢？”

　　我的话好象揭了杜其昌的疮疤，只见他红着脸张口说不出话来

　　几个骨干分子见状忙帮排长解围，言辞激烈地说：“卜岚忠，你不老实！”

　　“卜岚忠，不许你攻击排长！”

　　“卜岚忠，你不承认错误没有好下场！”

　　听过他们的嚎叫我一言不发，批判又冷场了，杜其昌排长又让骨干们去开小会。开完小会，副排长向大家宣布休会，又让我回去考虑问题。这样的休会搞了好几次。我考虑啥？我认为我根本就没有错。每次我回到宿舍里就装模做样地把笔记本和钢笔放在床头柜上，有人来了就在本子上胡乱划几笔，装着在写自己的问题；没人了就看书。

　　晚上，别人都不敢接触我。我正在看书，我们班的班长王新法跑到我面前，说：“卜岚忠，走，一块到外边转转。”

　　我心里有些蹊跷，别人都不敢理我，王新法是怎么了？这个人心底平和，平时都是我帮助他学习，对我一直很好。我和他走出宿舍，到了操场里，在一个尚未安装好的篮球架上坐了下来。他想向我说什么，可嘴张几张没说出来。坐了一会，最后还是说了：“卜岚忠，你老顶着也不是法子呀！”

　　“班长，你说我咋办？说我破坏工农联盟，不相信党的领导，你说这是事实吗？我能承认吗？”

　　“我们两个都是农村来的，到学校又一块这么长时间了，谁不了解谁呀？可你这样顶下去咋弄哩？”

　　“反正我不能按排长说的承认。”

　　“排长说了，只要你承认了就可以过关。”

　　“咋着过关？不是没事了吧？”

　　“可你考虑过顶下去的后果吗？排长可是……”

　　王新法班长不敢往下说了。其实我已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向他说：“大不了让我复员回家。”

　　“噫！搞不好比复员回家还厉害哩！”

　　我知道，我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排长都不会放过我的。最可怕的后果我也想到了，可我还是嘴硬：“那就随他的便吧！”

　　“…………”

　　王新法班长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没有做通我的工作。他很同情我，可对我的处境很无奈，也没能帮我想出什么好主意。最后要回宿舍的时候，他说了句：“反正我是尊照排长的指示跟你谈过了。”

　　第三天，批判我的第三个问题，说我“污蔑社会主义”的时候，没有先让我做检讨就开始了。发言的人比较多。个别人还拍着桌子，咬牙切齿，好象我真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卫道士。我琢磨琢磨我提的这条意见是有些问题，怎么能把中国的问题和日本的问题连在一块说呢？我没有进行更多的辩驳，只是咬定一条：不管他们如何批判，我都不承认污蔑社会主义！

　　对我的批判反反复复进行了四天，动不动就说我不老实，休会，让我反省考虑问题。开始，我还有些紧张，以后慢慢地也不害怕了，决定豁出去了，大不了让我复员回家，回家后我还去考我的大学。从批判我的第二天，我就把学过的高中的数理化教材找出来，再让我回去考虑问题我就复习高中的数理化。最终，我也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承认错误，批判就停止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忽然全排又开会，杜其昌排长拿着一本子厚厚的东西，说是要通过我的材料。我一听心里一怔，通过我的啥材料？难道是要把我打成右派的材料？就下定决心：坚决不按照他在材料上写的承认！

　　杜其昌排长先把材料给大家念了一遍。我一听，我的问题全是按批判时让我承认的东西认定的：“破坏工农联盟”、“不相信党的领导”、“污蔑社会主义”。念完后就让大家发言表态。

　　念前他们商量好了，发言的学员当然都表示同意。

　　在我们班的学员吴生光发过言后，我问他：“我们两个在鸣放的时候都说同意某少校‘农民生活不如工人生活’的说法，你说我破坏工农联盟，你破坏了没有？”

　　吴生光满脸羞涩，赧颜说：“是排长让我这样说的。”

　　我听后不禁嘿嘿笑了：“排长让你这样说你就这样说吗？我劝你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排长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杜其昌排长的脸红了，他的骨干们又一窝蜂地对我嚎叫起来。

　　当晚的会实际上还是对我的批判会，吵吵了一晚上，我还是连一条也没按材料写的承认错误。最后，主持会议的副排长和杜其昌排长嘀咕一会，说：“卜岚忠你这样抗拒下去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你认为你不承认你的问题就拉倒了？告诉你吧，不可能！”

　　不错，最后他们还是把他们写的我的材料报到上面去了。而且连里还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取消优秀学员资格，开除共青团团籍！

　　整个整风学习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快结束的时候，学校里接连开了几个由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第一个大会是批判几个有严重错误言论的学员，批判后宣布为右派分子，被开除了军籍。以后的几个大会每次都是宣布一批有错误言论的学员复员回家。宣布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听，看看宣布不宣布我的名字。可我听来听去一直没听到我的名字，心里想怎么会没有我呢？

　　最后一次大会，把一批复员回家的学员的名字宣布完后，一位校里首长讲：“学员同志们，该处理的学员处理完了，其余的学员听候毕业分配。”

　　我听过这位校首长的话，心里很是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复员回家会没有我？

　　当天晚上连里晚点名时，只见指导员首先展开一张纸，念道：“华东军区政治部通知，学员卜岚忠不属于右派，原给予的各种处分一律撤消。”

　　我听了指导员的宣布，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镇静了一下，我看看身旁站着的学员，又看看还在讲话的指导员，觉得不是做梦，是真的，是连里正在晚点名嘛。于是就在心里说：这一次没有收拾住卜岚忠，以后就别想再这样收拾我了！

　　学校里整个反右派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噩梦。虽然逃过了一劫，庆兴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但一生都无法忘怀。在反右派中得到的教训，使我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不仅没有再犯过类似的错误，而且回回都是所谓的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