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边。

　　海水浩淼。无际的蓝蓝，如醇醉人。我的心也是无垠的海了，一下子空旷起来，能盛下千万只船。

　　有了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已经是下海的人了。

　　那年夏天，酒醒之后，我和其他八九个老乡就离开了天之骄子的校园，回到了家乡。分别四年的家乡，又回来了，这很让父母和乡亲们失望。想当年，考上大学，那是多么地风光呀，村里专门还为我演了场电影。老师说，那是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区别，你以后就不穿草鞋了。父母说，你从此就与土地告别，不再打牛腿了。乡亲们说，你以后就是大城市的人了，可以做大官的。

　　“这孩子，上那么好的学，可惜了。”

　　乡亲们对我的不争气频频地哀叹，但是转眼就消失了：只有父母的怨气在心间驻了好长好长时间。

　　虽然上了四年大学，学的东西并不多。抵制日货中，大学生群情激昂，整天陷在空想里。伴随着的是读书无用论泛行，论晕了不少大学生，学习成了旁业，课想上就上，不想上就睡觉。临考是突击，三天三夜可以不睡。60分万岁，谁毕不了业呢？临毕业了，又稀里糊涂地受到了什么运动影响。就那样，热热闹闹度过了快乐的1500天，与书本若即若离的1500天。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就渐渐地发现教书有点吃力了，经常是不能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甚至还讲错知识点。有一次，在讲到高适的诗《别董大》“北风吹雁雪纷纷”时，竟把“雁”讲成了“燕”，开天下笑话。然而，我并没有为此感到不自在，反倒一身的不服气。教案写的潦草不堪，学校一评比，往往是倒数。这样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领导的批评了，开始教务主任在大会上不点名进行敲打，看不管用的时候就点名训斥。但一走出教务室，我就会找主任大闹一场，骂主任凭什么指指点点，工资是国家给的，又不是那个人给的，给国家干活，你个人凭什么胡说八道。骂了以后，主任的批评就少了些。我心中就快意了不少。

　　这样的“反叛”，在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得到同行们的鄙视，反而得到的是同情。一则工资低，月不到百元，二则臭老九并没有消除，地位低。命贱就自轻。一些有门路的老师转了行。消息灵通的外出了。“你们这些老师，既然进来了，就要好好地干。说实话，进来的，都没多少有后台的。有后台的不进学校了。光想着离开学校，你们不看看，有几个挣大钱的，有的还不是混得一踢糊涂，有的混得工作就没有了。教师穷虽然穷点，那咱是太阳低下最光荣的。”有一次，校长以开会为由，大肆地对我们进行了“攻击”。

　　我、李西和沈美一块上大学，一个系，又同时分配到了同一所高中，算是命运的安排吧。他俩的心态与我差不多，不过没有我“叛逆”的突出。那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三年。

　　期间，我们都结婚，生子，过着平凡人的日子。

　　1994年，一个同学的来访，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