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转业

　　父亲带着全家转业来到淮北这座专署所在的小县城时，正是全国大跃进最疯狂阶段，人们被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口号热昏了头。基层干部们在层层高压之下，为了不同的目的，“卫星”越放越高，亩产几万十几万的成绩不断被党报刷新，一个个大胆离奇的口号和惊人的指标 赫然登在头版头条。地委领导犹嫌不够，于是就有一班人马在近郊公社试验田制造样板：把周围生产队已青黄待割的几十亩小麦拔下来，集中在一小块地里连夜种上，再用框子框板子挤，创造出一个“合理密植”的高产田。在参观现场，竟还有人把两岁多的孩子抱在麦穗上检验一番。这种闹剧早已成为历史笑料，然而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基层干部，要么居心叵测推波助澜，要么心怀不满但敢怒不敢言。连续几年的拔白旗和反右派运动早把人们斗怕了。当多数人在高压之下认鹿为马之时，明白人谁还傻愣着头皮往刀口上碰呢？

　　初来乍到的父亲对地方工作很不适应，尤其不适应地方干部由来已久的派系之争。没有人提醒父亲应如何看待和处理眼前的一切，但却总有人不时在他耳边发点牢骚，间接使他了解了许多表面性问题。父亲刚参加地方工作，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热情和新鲜感，很乐意下乡搞中心工作。看着大好年景因劳动力不足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青壮年劳力大炼钢铁），公社大食堂的“跃进馍”越蒸越稀软，社员碗里的稀饭越来越清亮，看着上上下下干部都不说实话，父亲终于沉不住气了。大食堂不能再办了！产量不能再吹了！他不仅公开说出了谁都心里明白却都不敢说的话，而且口无遮拦态度莽撞，与地委领导多次在电话中顶撞，因而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父亲多次在党内学习会上检讨自己对中央文件不理解，说我是一野的兵，对彭总很熟悉，彭总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吃苦在前的人，延安保卫战我们不到三万人对付胡宗南三十万人，只要听说这一仗是彭总指挥，就觉得信心十足胜利在握。彭总这样一位革命坚决从不怕死的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父亲当时多少有点幼稚可笑，说是检讨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也有些发泄内心的不满。他不但公开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还偷偷给北京一些老首长写信询问他们的看法，结果给那些专靠抡大棒发迹的人更多的把柄，给自己争了一顶结结实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八十年前，父亲出生在晋南与晋中交界，太岳与吕梁相邻，既偏僻闭塞又贫穷落后一个叫做柏树凹的小山村。十三岁那年，奶奶病死，十三岁的父亲成了没娘疼的野孩子，村里人管父亲叫大没，管十岁的叔叔叫小没。没娘的父亲没能走进学堂，却在腰间拴根绳子，扛起铁铲给村里人放羊。放羊的活儿不重却很苦人都不愿意干。风餐露宿，有一顿没一顿，饿了啃口干粮，渴了找眼山泉。十三岁的父亲不知苦，把个羊倌当得自由自在。没等父亲把周围的沟沟峁峁全都熟遍，日本人就进了山，戴着明晃晃的钢盔，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枪刺上挑着血红的膏药旗。鬼子兵在村子里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武器简陋却熟悉地形的八路军也常开到这里与鬼子周旋。柏树凹成了拉据点，父亲的家成了堡垒户。白天鬼子来抢掠，晚上八路来筹粮。羊是放不安生了，不能安生放羊的父亲就天天羡慕背枪的八路。终于有一天夜里，县大队在柏树凹扩充动员，十几个小伙子不能同时走，只能抓阄，村里人叫做“拈娃娃”（画有标记的纸蛋蛋）。挤在大人堆里的父亲冷不防伸手抢了一个“娃娃”，死缠活缠跟着县大队进了大山，半年后随着县大队整编进了陈赓的三八六旅十六团。这年父亲刚满十六岁，十六岁的父亲没抢高，却当上了正规的八路军。正如一首歌谣所唱：童音未变离开家，要翻身，把枪拿……，厖多年后一位本家姑姑叙起“拈娃娃”的故事如在昨天：嗫（nia ， 人家）拈到娃娃一个劲缩，崴家（他）抢着个娃娃喜成甚，把他爹他兄弟哭个死！

　　十六岁的父亲一走十年无音信。从太岳、太行反九路围攻大扫荡到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从保卫延安血战七天七夜到万里追歼解放大西北，父亲历经大小数百次战斗，身上没留一个枪眼。父亲至死不忘老班长老排长的恩情：敌人一上来，排长就把我拉到他身边，听到炮弹飞来，排长先把我摁住。父亲说当新兵时动作慢，常常吃不上饭，多亏老班长，一到开饭，总是先给我盛满一碗。父亲只记得班长是个老红军，湖北人，还叫不准名字，就牺牲了。排长叫阎长林，部队奉命到延安后被调去中央警卫团。

　　提起百团大战的惨烈，父亲就认定自己拣了条命。打榆社头一天下来，全团就伤亡八百多，营长、教导员、连长都牺牲了。日本人不光武器好，枪法准，还施放毒气毒我们。从城外撤下来，我背着大腿受伤的指导员刚赶上连队，十几个同志正拉着刚缴获还摆弄不了的日本山炮，不知谁拉响了炮拴，炮口朝下，一发炮弹在自己人堆里爆炸，早到一步我就没命了。这一仗我们毙敌三百多，把日本人打急了，出动几架飞机报复，撵着十六团的屁股打，擦着树梢扫射，一个劲在我们头顶丢炸弹。飞机上的鬼子都能看见，可惜不会打飞机，吃了他不少亏。那些天，天天百十里，天天百十里，鞋底磨穿了，脚上泡摞泡，反扫荡就是个走！

　　说到十六团父亲一脸的骄傲，说我们十六团干的最漂亮的一仗是韩略那次伏击：本来我们十六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奔赴延安保卫党中央，从太岳根据地的洪水峪秘密出发，部队夜行晓伏向西连续六天急行军，几经迂回，跳出日军三道包围圈，第七天半夜乘日军东进扫荡的空当，全团迅速通过临浮公路进入敌占区隐蔽待命。快到同蒲铁路了，带队的王近山旅长说不能这么便宜了鬼子，怎么也得打他一仗。原来驻在临汾的日军不断给扫荡的部队运送给养，每天都有大批的车队从这里往太岳根据地往返，王近山决定就地打他一个伏击。经过周密的侦察，这天下半夜十六团悄悄地进入距临汾三十多里的韩略村外一条深沟两侧的塬上埋伏下来。临汾至屯留的公路正从三里长的沟底通过，沟两边是两百多公尺的塬，塬下是两仗深的陡壁，陡壁下的公路也就一仗多宽，东边三里多远有一个日军碉堡，完全能控制住它。由于离临汾较近，猖狂的敌人并未严密设防。

　　部队在深秋的寒露中一直等到天亮 不见敌人动静，很多人身子冻麻了开始沉不住气，有的趴在地上听，有的爬起来往西看，有的说今天可能不来了。这时就见王近山旅长身穿便衣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背着一捆柴从西边快步走来，一边急走一边挥手，指挥赶快进入阵地。接着就听见呜呜的汽车声由远而近，十几辆日寇汽车耀武扬威缓缓地开进伏击圈。最后一辆刚过去，守在最西头的六连连长扬怀年指挥部队用手榴弹一顿猛揍，汽车立即火焰冲天，浓烟带着火冒出三四丈高。紧接着敌人的前卫汽车刚开到最东头的九连阵地前，也被打瘫，一共有十三辆汽车被堵在“死胡同”中动弹不得。于是埋伏在沟两边的四连五连居高临下同时夹击：所有的营团指挥员紧跟在班排后边往下猛冲，分不清谁是指挥员谁是战斗员，先扔手榴弹，接着就端起刺刀冲入敌阵。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乱七八糟地往汽车底下钻，中间的鬼子已失去指挥，哇哇地端着刺刀与我们拚。我们十六团一向以敢拚刺刀而闻名，何况几个对付一个？不一会大部分鬼子就被消灭，忽然一股有二三十个鬼子一窝蜂地拼命往东窜，四连一个排紧追其后，一阵手榴弹全部消灭；九连从东往西迅速搜索，一个鬼子突然从车底下窜出来抱住班长扬发，被后面上来的战士一刺刀撂倒。大约半个多小时基本结束战斗，仅剩六连前边一个缺口有三个鬼子躲进坡上一个小窑洞里侥幸逃脱，共消灭日军一百八十多，其中一个少将六个大佐，还缴获一挺九二式重机枪，两挺带镜子歪把子机枪，三个掷弹筒和几十枝三八式步枪，烧坏鬼子汽车十三辆。打扫完战场，我们迅速转移，下午六架鬼子飞机就向韩略西北几个村子一个劲轰炸，十六团带着战利品连夜穿过同蒲铁路一路西去。直到进入陕甘宁边区报到，才知道被我们消灭的是华北日军战地参观团，打死的全是鬼子高中级军官，华北日军因此气急败坏地调集正在进攻安泽、翼城、浮山等地的大批鬼子往韩略赶来，决心寻找十六团决战。这就是三八六旅十六团在奔赴延安途中献给党中央的晋见礼。父亲清楚地记得韩略这一仗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当时父亲在十六团特务连旗语通讯班，出发前刚刚由排长阎长林介绍入党，已从一个放羊娃变成思想觉悟作战经验逐渐成熟的革命战士。

　　身上没有一个枪眼的父亲却两次负重伤，至今脑震荡后遗症和腰伤仍有感觉。二十几年前在天津当民航局长的席叔叔离休后几次来信道歉，这个当年的卫生队长解释：那时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了，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叫脑震荡？要不是军长太熟悉你（军长抗战时任新四旅旅长，父亲是他的通信员），说你追歼有功，命令把你放在卫生队的马车上拉到宿营地找个棺材再埋，恐怕打扫完战场你就上了烈士名单了。 说起这段往事，父亲非常平静：哪能怪人家席队长，是我太性急了才出事。

　　那是兰州战役之后的千里大追歼。身为十七师侦察科长的父亲只带了一个侦察排，突出大部队四十多里拼命追击残敌一个师部，遇散兵就地缴枪派一人向后押送。大戈壁昼热夜凉，敌我都人困马乏饥渴难忍，父亲在追上敌人最后一个连的散兵后，急急布置向后押送，然后带着仅有的两个战士继续驰追，不料马鞍肚带磨断，父亲说一跟头下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是马车咣当咣当把我晃醒的。真应该感谢人家席队长，大部队赶到时他说王科长还有心跳就先打了一剂强心针，后来见没救了才把我放到拉尸体的马车上，不然哪有今天？我醒过来时看到赶车的敌军马夫，以为自己当了俘虏，可是摸摸腰间手枪还在，就想拔出枪结果自己，可是浑身没一点劲，一挣扎眼前就一黑，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时父亲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父亲摔下马，口鼻耳朵流出大量的鲜血和黄水后，在师卫生队每天吞服大量的止痛片养了半个多月奇迹般的活过来，就跟着大部队进了新疆。父亲在二十六岁风华正茂时，满口的牙齿和头发全部脱光，从此头痛、腰疼和一副假牙就与他作伴一生。后来父亲的记忆力，听力，表达力，在一个时期中不分时机场合地频繁出现障碍，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先是从陆军转入海军学飞行，但终于没能飞起来。后是到前沿机场负责战勤，终因反映迟钝不适应现代化作战要求，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选择了转业。父亲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或南方富裕地区，而是抱着满腔建设热情，来到了社会主义高潮迭起的安徽。

　　批斗大会是在专区大礼堂召开的。同时上台挨斗有一位地委副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专员，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也有县长、副县长及专直机关的“右倾”分子，足有二十多人。不同的是二十多人中父亲最年轻，态度最不老实，最不识时务。其他人咋问咋答，服从批判，父亲却总是不积极配合。当主席台问他是否认识自己的错误？他总是强词夺理，不断辩解自己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言，不违背组织原则。主席台问他与地委领导对抗是什么错误？他说是向上级领导反映不同意见，纪律允许。这时礼堂里一片寂静，主持大会的地委领导人一怒之下拍案而起：那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会议气氛陡然紧张，父亲突然哑口无言，满脸通红头痛欲裂，顿时失去抵抗力，但仍昂着头挺着腰表示不服。主席台维持秩序的两个民警忙从一侧跑过来，把父亲的双手往后搬，把父亲的头往下摁。这一摁把父亲惹恼了，他一扑楞从民警手下挣出来，故意昂起那受过伤的头，更加挺直他那时常作痛的腰，大礼堂里一片哗然，主席台上厉声斥责。本来父亲在二十多位被批斗者中最不起眼，这一下子脱颖而出成为台上台下集中火力的活靶子。

　　若干年后一些参加过当年批斗大会的干部说，你爸给人印象最深。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人家挨斗都穿件旧衣服，你爸那天穿一件蓝呢子军官服，铜扣子在台上一闪一闪非常扎眼。人家都低着头老老实实站着，你爸腰挺的绷绷直，一推一扑楞，不砸你砸谁？就这一条，让我着实想好一阵子才弄明白：其实地方干部不少已是老“运动员”，他们早就感到在劫难逃，只能以态度来自我保护，只有父亲自己楞往枪口上撞。你想你刚从部队上转业，谁也不熟悉，与谁也无过节，又不属于哪一派系，谁会整你呢？来个明则保身，放放空炮，随着大流使个顺风船不就过关了么？实际上我才弄错了，父亲的命运才是真正的在劫难逃。俗话说山能改性难移，那一昂头一挺腰，就把父亲的后半生定了局，这种吃软不吃硬的倔强使他一生吃亏不少。这一年父亲三十六岁。三十六岁时父亲刚脱下军装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株连了母亲及全家。

　　说起母亲与父亲的结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母亲晚父亲十年出生在一个二百里之遥更穷的小山村。外祖父十一岁就给地主扛长工，起早摸黑也养不活一家人。后来在荒山坡上开些巴掌大的生地，小得连牛都转不过身，全凭一橛一橛地刨。全家人终年劳苦难得一顿饱饭。母亲的两个姑姑、一个妹妹不到十岁冻饿而死，两个叔叔从小就去煤窑上当童工。母亲上面是一个大她五岁的姐姐——我的大姨，从小就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婆家的虐待，十三岁离家参加了妇救会，当了抗日干部。母亲从小就跟着外祖父下地干活上山砍柴，一双手成天裂得象干柴，什么闺阁女红烧饭做鞋一慨不会。

　　自从鬼子的炮楼修到十几里外的李家堡，母亲的村子就遭了殃。整个村子没有一个完整的门窗，家家的木料和箱柜不是被抢去盖了炮楼，就是被扫荡的鬼子烧个精光。母亲从姐姐走后就成了半个大人，和男孩子一起站岗放哨搬消息树，坚壁清野上识字班。十五岁那年，老脑筋的外祖父为了几担粮食想逼着母亲出嫁，母亲死活不干，欲往亲戚家躲婚。恰在这时当八路区干部的大姨回到家乡，对这件事不能容忍，劈头就问母亲，怕死不怕死？母亲一时心急，眼都没眨：不怕！大姨说，好，当兵去！

　　时逢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老区人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踊跃支前、参军参战。外祖母哭天喊地也没能拦住，母亲十五岁非常高兴地和同村小伙子一样戴红花骑大马当了解放军，随着新三团被编入正规部队。当区干部的大姨生活经验已很丰富，送母亲参军时就多留了个心眼。她了解到有个参谋押送战利物资正在汾河西区的县委办交接，正是她工作那个区柏树凹村人。大姨那时对抗属家庭早已了如指掌，在与部队首长接触后，当即决定将母亲嫁给父亲，以求今后有个照应。恰巧母亲的新三团就编入了父亲所在的六纵，随着大部队离开了家乡。

　　母亲并没有下到战斗连队，被分配到师宣传队，裹着一身肥大的粗布军装，扎着宽宽的牛皮带，背着不足四斤的小被子，与一群来自老区的女兵们一起分不清点地敲着锣鼓打着竹板，扯着五音不全的喉咙为西进的大部队鼓劲。一遇战斗，宣传队变成救护队，抬担架、洗伤口、喂伤员，给伤员倒屎倒尿，弄疼了还要挨伤员的骂，母亲很害怕哪些老兵，经常提心吊胆，什么活都抢着干。打了胜仗，每到新驻地，清匪反霸动员群众宣传我军政策便成了宣传队的拿手好戏。母亲出身赤贫苦大仇深吃苦耐劳，在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表现突出，打完西府战役，十六岁的母亲便成为预备党员，当了分队长。

　　大军一路西进，取华山、夺西安、打兰州、战青海，万里追歼，饮马天山。父亲母亲虽在一个师，但始终不能相聚，因此我也没能看到解放战争最后一缕硝烟。新疆全境和平解放，为部队创造了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父亲母亲终于团聚。但一个任师作战科长，常年带小分队戈壁剿匪，一个任直属队指导员，组织机关和家属垦荒生产脱坯盖房，也是离多聚少，使我又错过了建国头几年的火热的岁月。父亲母亲在这段时间里为我们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有打着绑腿一身肥大棉衣的土八路形象，也有腰跨驳壳枪的勃勃英姿。最漂亮的是身着制式军服头戴八一军徽缀缝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腰配短枪的父母合影，那个潇洒威风，是今天哪家影楼都拍不出来的神韵。

　　离休之后，只要一回忆起新疆剿匪和屯垦生活，父亲母亲常常一脸幸福感满足感。父亲说，再也不用与敌人转蘑菇了，从陕北和胡宗南打运动战起，就靠两条腿和敌人赛跑。一天一百多里，把人累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不是互相提醒就摔到沟里了。母亲说，放一把火烧了无边无际的芦苇地，我们就开始垦荒，没有好工具，把缴获的坏枪炮打成镢头安个把，手上一天不知打多少血泡，针一挑布一缠照样干！第二年，我们打的粮食就能自给了。报告了王胡子司令员，司令员说，好！终于吃上饱饭了，靠自己一双手可以扎下根了！父亲说，我们那时枪法练的非常准，背着皮褥子带足干粮和水，一追就是半个月。追到最后，就看体力和枪法，不投降就消灭他，一枪一个，谁也跑不脱。母亲说，那时我饭量特别大，既能吃又能干，冬天零下四十多度，一镐下去手都震裂，夏天住在地窨子里，野蛇乱爬，第二年刚开春就抢时间自己脱坯盖房子，一天下来我脱的土坯比男同志还多，一块足有四十斤。

　　父亲偶尔从箱子底拿出那本十七师党代会的解放战争总结，上边记载了本师三年解放战争的辉煌战果和三千多烈士名单。父亲说，最可惜李副师长，五零年剿匪哪一仗本不让他去，他说越是最后越不能麻癖，被顽匪一颗流弹打死了。父亲箱子里还有两件宝贝：就是军长为照顾他腰伤特发的美国军毯和狗皮褥子，毛快掉光了还舍不得扔。母亲回忆起王震司令员请垦荒模范吃的那一顿羊肉手抓饭，至今觉得津津有味。

　　正当新疆的屯垦如火如荼，军委一声令下，一批战斗骨干陆续从各野战军抽调加强新组建的空军海军。父亲母亲二话没说，背起背包原路向东。我那时刚满月，和父母的背包一起马驮车载，不知道哪一段乘马哪一段乘车，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到北京。换了上白下蓝的海军军装，父亲母亲同时进入又一个人生的转折。和许多“陆转海”战友们一样，他们很不适应海军航空兵刻板的正规化生活。不习惯天天察皮鞋学跳舞，又常常背不顺长长一大串拗口的报告词，更听不懂苏联教官通过翻译讲授的深奥航空理论。那种难为可想而知。通过海军第一航校一年苦学，父亲以他说不上算几年级的文化程度，加上头痛腰伤不断捣乱，终于没能飞起来，只得改学地勤业务。父亲后来说教官当时那种严厉的训斥很令他们这些土包子痛恨自己，可心里又很不服气，但同时参训的那一代人毕竟飞上天一部分，有的越飞越高，当然淘汰下来的更多。我想坐在L11教练机座舱里的父亲不仅是一种头疼。

　　母亲的那一段海军生活受益匪浅。她被分配到海军速成文化学校突击学文化，并兼任学员队指导员。一年多的突击学习，原本识字不多的母亲也能读书看报写简单的报告了。那本翻烂的繁体字典告诉我们，母亲那双握惯镢头的大手拿起铅笔会多吃力。当学员队指导员远没有垦荒地轻松，仅凭吃苦耐劳已经不够，因此更激发她刻苦学文化的热情。遗憾的是，没等速成学校毕业，又是一声令下，全军十万女兵一齐脱下军装，集体转业。母亲恋恋不舍地背起背包去北京宣武区牛街办事处报到，当了一段街道干部。

　　没能飞上天的父亲深感内疚，觉得辜负了党的培养，就要求回野战军或到有仗打的地方去。于是他被调到东海前线一个作战机场任场站站长。从陆军到海军，档案上没有记载父亲两次负伤情况，也没人知道负伤经过。因为身上没有外伤，父亲那时不懂也不承认自己有伤残，否则还能参加战斗么？那一代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的观念根深蒂固，把夸大伤痛看作耻辱。父亲把伤情一直隐瞒到离休。

　　脑震荡后遗症常常折磨父亲，他想通过拼命工作来减轻痛苦，弥补自己学习的失败。修建跑道的繁重任务和体力劳动使他感到一种久违的畅快，而频繁拉响的战斗警报和防空作战的快节奏又使他感到力不从心。为克服剧烈的头痛和失眠健忘，他经常吞服军医开的镇静片，结果造成白天嗜睡，表达也很迟钝，使新部队领导和下级常常莫名其妙不可思议，认为他意志衰退。对这种典型的脑震荡后遗症，父亲根本不懂，总埋怨自己文化低脑子笨，经过一番检讨之后他向组织上提出回新疆老部队屯垦戍边，认为自己脑子不好体力还行，开荒种地没问题。答复是原部队已改编，不能调动。恰在这时军委指示王震将军组织十万转业官兵围垦北大荒，父亲很想报名，但海军没有任务。当时东南沿海时有战事，蒋军不断偷渡空袭，对大陆进行骚扰。父亲多次请调不成，却又跟不上分秒必争的航空兵作战条令。望着不时被探照灯撕破的夜空和临空穿过的战机，父亲抱着深深的遗憾无奈地选择了第二批转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军转安置是部队和地方政府一项正常工作。可那时让那些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兵脱军装，就象受伤掉队一样难受。父亲很矛盾，他既留恋部队，又向往新的岗位。命令下达后，他谢绝了上级首长的一切照顾和评残登记，急切地要求尽快离队。他是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前热情愉快地来到安徽。

　　反右倾运动伤害了很多家庭。先是父亲被撤职降级，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被押送到淮河边上一个偏僻的生产队监督改造；接着母亲被强行“抽调”去两百里外一个县的公社蹲点；再接着家里保姆被下放注销城市户口，遣送回原籍；最后是我们兄妹三人各奔东西：已上小学的我因无家可归再送回幼儿园留级，三岁的弟弟在另一个托儿所办了长托无人接，一岁的妹妹被保姆哭着抱回乡下。

　　天灾人祸大面积降临，饥饿浮肿开始肆虐淮北农村。开始是老弱孩子相继饿死病死，接着妇女们个个停经，青壮年劳力实在扛不住饥饿乱吃，有吃野菜中毒死的，也有被观音土撑死的。再后来死人越来越多，路上行人走着走着扑通一声，一头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生产队长早上派的工，晚上就对不够数。烂在地里的庄稼被挖出来吃完了，所有的野菜被剜净了，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都剥来充饥了，个别地方吃人肉保命已不是绝无仅有的秘密。仅仅几个月，淮北大地一片萧条，成片的村庄不冒炊烟，荒草没膝，蝗虫遍地。城里黑市粮价飞涨，代食品奇缺，桌椅板凳当劈柴换口粮，人口急剧下降。

　　一家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音信全无。我和弟弟在各自的幼儿园吃不饱也饿不死；妹妹在保姆的呵护下维持着微弱的呼吸，有一口菜饼子保姆舍不得吃，拚却一条老命保住一条小命！父亲母亲在不幸之中深得大幸，是善良的农民保护了他们。父亲在淮河岸边劳动，社员并不真正监督他。在农民眼中，右派、右倾都是老实人，因为他们看到父亲干活吃饭说话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个生产队在淮河边上黑地多，队长瞒产瞒得牢，大旱年景洼地收成反而好，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刻基本没饿死人。

　　父亲和饲养员张大叔在牛屋的地铺上一个被窝睡了几年，虽然也吃不到多少好粮食，却常常能与牛马一起分享豆饼麦麸一类的精料，以至多年后父亲仍觉得马料这种东西有一股特有的香，而且那段生活说起来也不比延安时代更苦。

　　母亲在二百里外的公社蹲点，当地群众对这个北方侉子好生奇怪，说这个干部真不瓤，挑粪耠田不嫌脏，野菜馍馍吃得香，插秧割稻也在行。当他们得知母亲的出身后，从心里佩服共产党。这时尽管饥饿还没有结束，但中央已发现安徽的问题，各项纠正浮夸风的政策开始见效，生产开始恢复，淮北大地得以休养生息。

　　父亲的甄别平反是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宣布的。还是那个大礼堂，还是那个领导人主持。他在另一个领导宣读过中央省委地委文件和一大串名单后，用缓慢的语调强调说：这一批甄别平反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敢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我代表地委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说着还转身鞠了个很大的躬。可是，在解释甄别平反大会意义时又说：受委屈的同志不要想不开，今天给你们平反是对的，过去打你们右倾也没有错，都是中央的决策，都要坚决贯彻。因此，举杠子的同志不要有顾虑，要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大胆工作；挨杠子的同志也不要有怨气，要主动与大家搞好团结，重新干好工作。总之，要为一个目标，要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在台上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父亲表情冷漠一动不动，腰还是直直的。散会走出会场，那位地委领导从后面过来热情地拍拍父亲的肩膀，父亲仍旧一脸冷漠，头也没回，直着腰板顾自走去。后来文革中期“走资派”被集中军管，父亲又恰巧与这位领导关在一个大屋（以历史是否清白划线），逆境中他再一次向父亲真诚地道歉：打右倾确实打错了，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冤枉了好人，伤害了一批好同志。父亲这才开怀大笑：对么，都不错还平个屁的反。

　　其实父亲平反并未官复原职，而是以加强工业建设为名调到离专区最远的一个县的煤矿当矿长。由于恢复待遇，父亲比该县书记县长工资级别高。从级别上看煤矿是县团级，但在县委领导下。后来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打开笼子收紧绳，实际上仍对平反的右倾分子不放心。父亲多年后才醒悟出内伤疼于外伤的道理，正如枪伤、刀伤只要不伤在要害，一次便可治愈 ，而脑震荡和腰伤却要折磨人一辈子，那种痛苦别人难以体会。

　　矿长就矿长，父亲从未把职级待遇看重。从陆军到海军，哪个学员不是降低两级参训？没飞起来怪自己能力低，上天的同志授衔时不又提上去了吗。转业时咱也没要求职级，何况自己现在级别比地方干部高出一大截，还有保留工资。基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我安慰，父亲一心投入煤矿生产的热情很快膨胀起来。那几年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父亲那一代企业领导的努力下，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工业企业，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指引下，经营管理取得长足的进步。大庆人三老四严精神、鞍钢宪法经验，在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生产运动中如鲜花盛开。

　　父亲经常与矿工们一起下井，跟班作业。在采掘一线的掌子面上，抱着风镐，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矿灯下除了眼睛和牙齿，全都一抹黑，根本分不出谁是矿长谁是工人。为减轻井下劳动强度，矿里经常组织技术人员、干部、工人参加三结合革新小组，连续攻克几个技术难题，不断提高采掘、装卸的机械化程度，使单班产量突破千吨大关，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利润大幅上升。煤矿生产安全第一，矿里不但经常开展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的全员教育，还自上而下层层建立安全组织。上下井前清点人员、器材、工具，班前班后检查设备，每个班组都有专职安全员检查把关。在父亲任矿长的三年中，煤矿因违章受处分的干部职工不少，却没死一个人，没出一项重大事故。煤矿连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利润节节上升，为此父亲受到专署工交部和县里的奖励，特批超产奖金50元。那个时代干部不拿奖金，一线工人奖金也很低，最高的一年不过几十元。父亲觉得这个奖授之无愧，就从工资中又拿出50元和奖金一起交给大食堂，买了几十瓶好酒，给全体矿工加餐。这一天大食堂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大伙喝着用矿长奖金买的酒，就象自己得到了奖励。

　　父亲调到煤矿工作不久，母亲也调来煤矿任保卫科长。父母亲这样的工农干部很容易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觉得体力劳动比开会作报告省力，操作机器比读文件容易，他们说话打不好官腔，在工人面前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连家庭生活习惯都与矿工没啥区别，因此受到矿工们的爱戴。矿工们有啥困难都愿意直接找他们解决，连矿工老婆在家挨了打都愿意找母亲诉苦。煤矿工作三年，虽然父亲腰伤有些加重，却使脑震荡后遗症大为减轻。父亲觉得这三年心情最愉快。虽然每天汗流浃背，但心里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心宽体胖体重增加。天天和矿工们在一起，父亲的酒量大增，但他从不嗜烟酒，只是在口袋里每天装上一小瓶高粱大曲和一包大前门烟，用来在班后犒劳某个他认为需要鼓励一下的职工。矿工们也就以能在下班时喝上矿长一口酒为荣，为抽上矿长一支烟而高兴。

　　这种愉快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这时就到了1965年，全国四清运动深入开展。父亲的吃苦耐劳有口皆碑，财经纪律更无问题，别说多吃多占，就连应报的差旅费都不让公家出，说自己工资高够用。然而如此克己奉公仍免不了遭人暗算。开始有人反映他不突出政治，后来就上升到阶级阵线不清，给阶级异己分子当保护伞，这在那个年代是个最严重的罪状。说他不突出政治确实事出有因。父亲本就一个放羊娃出身，和一群大老粗矿工在一起，说谁谁的班组单班产量高就来劲，但叫他成天谈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可就费了劲。有时在学习会上发言，他满头大汗地用变了调的家乡口音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常常引得机关干部哄堂大笑，不是读了错别字，就是停顿的不是地方，总之读之不顺，听之别扭。特别是每逢一、三、五必须检查的晚间政治学习，宣教科多次反映不少班组纪律松弛，工人打瞌睡现象严重，要求处理几个人，他不但没引起重视，反而强调要劳逸结合保证安全生产。如此推托不仅给政工干部泼了冷水，也犯了政治挂帅时代的大忌。父亲对此浑然不知，仍然埋头于生产进度，忙于跟班作业安全管理。

　　说他阶级阵线不清情况就有些复杂，那个时代矿工哪有文化？班组里选个统计员都难，而有文化的人多数成分都高。干部中就不用说了，财务科长、生产科长、供应科长家庭出身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财务科几个会计就没有一个贫雇农成分。下面机修车间、材料库、运输队职工成分也比较复杂，不但有解放前的旧职员，连日伪时期的技术人员、工头都有！这有什么办法，出身好能当技术用？父亲多次在会上说，旧职人员怕他干啥？只要他老老实实工作，不搞反革命活动，咋不能用？母亲与父亲做法不同。作为保卫科长，她很注意搜集档案资料、掌握重点人员动向，按照上级保卫工作指示，经常与县公安局保持联系。按照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原则，对父亲也守口如瓶，有时令父亲很不理解，很不愉快。

　　其实父亲也并非不关心政治。他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每晚7：0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成了终生必修课。因为阅读吃力，听广播是他基本的政治生活内容，这个习惯到老不变。他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主要是从收音机里获得消息，他关心国际局势、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变化，对解放台湾极为敏感。64年全军和民兵大比武，他主动担任矿基干民兵营长，配合县武装部组织民兵实弹射击，实实在在作了一番歼灭来犯之敌的准备，还换发了预备役少校军官证。说他不突出政治，其实是不会搞那些别出心裁的形式主义，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毕竟格格不入。当然父亲文化水平低，工作方法简单，不善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

　　父亲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拈轻怕重为人不诚的小知识分子干部。工劳科有个高中毕业的科员，政治理论很有一套，一轮跟班下井就悚包，不是头疼就是发烧。卫生所医生说其实没啥病，也不是干不动，他是不愿意把自己也弄成煤黑子，说读了十几年书跟煤黑子不是一类。他多次申请调到县民政科工作，县人事局商调函送来多时，父亲就是拖住不放人 ，意在治治他的傲气。这样一拖拖到文革，父亲离开煤矿之后他才飞掉。大食堂有个司务长，不但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从农村弄到矿上做小工，一家人都在食堂吃只交一个人的伙，还经常从食堂拿东西，矿工们早就意见成堆。父亲根据职工意见让工会组织查账，一查查出个贪污犯，判了一年徒刑出来后又拿着地委组织部某科长的亲笔信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父亲说你还敢回来当司务长？职工能饶得了你？得罪这些人没有啥了不起，可他们背后的关系却对父亲的后半生有着难以说清的影响。文革后期那个科长当了地区革委会的政工组长，父亲在他的“关照”下常驻五七干校，并在农场工作一直到提前离休。

　　父亲一贯不爱接近领导，更不会在上级面前来事。战争年代师长团长们脾气都大，谁愿意有事没事找着挨熊？当矿长后，不是专署工交部召集开会，父亲一年到专区没有几次，以至于地委专署机关干部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没有多少人认得清他。对近在眼前的县委县人委，父亲也显得不够尊重。县委每次客客气气通知开会，父亲大多派个科长参加，这多少有些论资排辈摆老资格的意思。父亲私下闲聊时说过，我带兵剿匪时他们才参加工作，他听过几声枪响？这种不敬，县里表面不提，但在地委专署领导面前能有几句美言？加上父亲不善请示汇报工作，打右倾时那个态度留下的芥蒂，使他成了某些领导眼中的麻烦。

　　可能因各方面的反映，也可能是为支持县委工作，在父亲觉得最顺心的时候，地委一纸调令让父亲到专署工业局当了副局长。尽管不情愿，但服从命令是这代人的习惯。临走前大食堂象过节一样给职工集体加餐，矿工们坚持让父亲参加会餐以此饯行。父亲推托不掉，背后向大食堂付了加餐菜和全部酒钱，既满足了大伙的心愿也没给以后留下麻烦。父亲走了，家又搬了，母亲也调出煤矿，回到专区机关。几年来和矿工及家属们打成一片，父亲母亲在矿工中如鱼得水，在煤矿留下一片深深的好名声，后来的文革运动充分证明。

　　煤矿远离专区政治中心，离县城也有一段距离，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正烧到这里已是深秋。矿工们一天三班倒，上井后就得赶紧洗澡吃饭睡觉，还要想着如何加班挣钱养活老婆孩子一大家子，哪有闲工夫写大字报喊口号。刚开始煤矿各科室挡不住县中学红卫兵鼓动，先后拉起造反大旗，也不过是高音喇叭喊喊，往办公楼前贴几条大标语，远没有形成革命气势。但后来的大串联，很快使运动失去控制，火势越来越凶。先是从煤矿调到县民政科那个学生干部任司令的哪一派，与专区工交系统联合造反兵团一起来煤矿揭盖子，接着是在县城上中学的矿工子弟组成揪黑帮战斗队打回老家闹革命，矿上的青工很快分化成两大派造反组织，一时间煤矿办公楼成为革命造反联络中心，生产调度失灵，矿工无法正常下井，煤矿生产停停开开。父亲被他们从专区揪回煤矿，戴着高帽子站在食堂前的空地上接受批斗，罪状除了反右倾时的那些已被甄别平反的不实之词，还有文革中给各级当权派通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忠实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这时父亲已有当右倾分子的经历垫底，开始放弃顽固抵抗，态度勉强配合。正当批斗会群情振奋口号震天，一伙红卫兵架着父亲的胳膊按着父亲的头开始游街时，一大群刚上井的老矿工带着一身煤黑把批斗场包围起来，他们说矿长是我们的矿长，要斗也轮不到你们斗，父亲就这样被矿工们以批斗的名义保护起来。当一派组织以文功武卫的名义勒令护矿队缴枪，另一派组织立即强行冲击矿炸药库时，两大派组织的武斗一触即发，矿保卫科向县公安局报警已完全无效，形势严峻到难以预料！千钧一发之际，是解放军6408部队的及时进驻控制了局势。6408部队是李德生的12军，12军支左不支派的口号全国闻名。部队进驻煤矿之后，当天就收缴了两派的枪支弹药，实行严格的军管，召集两派头头开会。两派都表示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最新指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拥护解放军，拥护大联合。煤矿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各派都有代表，支左部队的副师长担任革委会主任，碰巧他是父亲一个县的老乡，父亲就被以军管的名义又“押回”专区。

　　父亲和一批专直机关的走资派被支左部队军管，在一所停办的大专校园内办学习班，每天过着军事化生活，由几个年轻的战士组织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等待着下一批能解放自己，希望能出来重新工作。和父亲关在一起的走资派们，既有地委专署的领导，也有当年反右倾时扛杠子和挨杠子的同级干部，在这里相见，百感交集。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积极理解中央的政策，反思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各自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批判自己，最后达成一种普遍认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那位因被父亲多次顶撞在反右倾中主张残酷打击父亲的地委书记，在经受了造反派非人道的各种批斗体罚之后，灵魂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触动，一连几天向父亲反复道歉，说自己太官僚，偏听偏信了下面的一面之词，伤害了你们。父亲说，一亩地能打上万斤粮食你真的相信？他说，唉，谁也不信。可是谁反对谁就是给群众泼冷水，就是反对总路线，这是上边定的调子，上边已经划了线，你说你站哪一边？父亲说，一个地区饿死上百万人，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那位书记也感慨，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啥时候才能向人民说清楚啊？他还说他老家就在邻近的河南那边，六0年也饿死了不少亲人，这么近都不敢回家乡去看看，无脸见老乡啊！

　　学习班按照党中央号召走五七道路，把郊区的国营农场办成了五七干校。父亲是五七干校第一批解放的革命干部，但迟迟未能重新安排工作，据后来有人透漏，革委会的主要理由是这个人级别高水平低要合理安排。父亲在农场认识了老红军场长，两人很合得来，父亲与他私下说，战争年代生活艰苦，但精神很愉快，这十几年生活不太艰苦，但思想很不痛快。当干部们一批批陆续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后，父亲却愿意留在农场工作，从此再没离开农场，直到多年后，这里成了养老的好地方。

　　父亲从西北野战军转到海军转到地方转到煤矿，转了一大圈之后自己又转到了农业战线上。一家人都非常气愤，可父亲非常满足，说自己本来就应该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不是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欺负咱，自己早不知道能放多大一群羊，把地也种美了。父亲的这个决定后来还惠及了弟弟妹妹和一批干部子女，上山下乡运动中，弟妹们被照顾下放到农场接受农工的再教育，吃得饱穿得暖，还有津贴，比当时淮北地区农村生活好得多。

　　父亲这年四十六岁。四十六岁时父亲和老红军场长与农工们一起在大田里播种收割，锄地打药，晒得和乡下老头没啥两样，黑黑的皮肤深深的皱纹，倒是身体还比较健康。父亲在农场一心一意从事农业生产，想在农业上做出些成绩，他认真学习了中央的农业发展纲要，向农技员请教“八字宪法”，学习农药化肥良种知识，确实想把产量搞上去。只不过国营农场的大锅饭使土地的效益越来越低，产量虽然比周围生产队要高些，但核算下来还是亏的。父亲他们也努力了一段，想了些办法，担一年接一年的运动让人无法集中精力搞生产，职工的积极性不能真正调动起来。父亲在农场辛苦工作到七九年，农业生产责任制就开始推行，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农场的改革非常顺利，大包干的能量瞬间爆发，看到职工们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已达高龄的老红军场长与父亲相约提出退出领导岗位的要求，把改革的担子交给了年轻干部。

　　父亲这年五十六岁。父亲在五十六岁时辞去农场副场长职务，又当了一年生产顾问就办了离休手续。父亲的晚年生活是简朴而幸福的。父亲没有多少文化，除了下象棋看电视听广播没有其他的业余爱好，闲下来的父亲就经常到职工们精耕细作的承包地里转悠，转着转着父亲就想到自己的家乡，老家村里是不是也把土地承包了？各家包了多少地？父亲就接连给老家的侄儿们写信询问。父亲自从十六岁离家一共回去过三次，实行薪金制后虽然年年给老家寄钱，那只是对亲人生活上的照顾，对家乡的落后面貌父亲一直耿耿于怀。

　　老家侄儿们慢吞吞的一封封回信使父亲很不满意，说村里土地分得不顺利，阳坡地、阴坡地、大块地、小块地，村前的、村后的，很难分得均匀。又说大小牲口也争吵了好长才分完，生产队仅有的一台柴油机无法分，结果卖了三十三块钱各家平分了。父亲就骂这些个败家子。总之，老家的穷山沟在父亲离休之后越来越成为他的牵挂。这年麦收之后，叔叔家老大老二两个堂兄弟千里迢迢来看望父亲，父亲问完了坡上，问沟底，问了村前，问村后，最后问到队里那二三百头羊谁在放？俩兄弟说，嗨，一家分了十来八只，谁都不愿意放，杀的杀卖的卖，可能剩不下几头了。父亲一听就急了，咋能这样搞？父亲知道的情况越多，就越放心不下，与俩侄儿在一个屋里度过几个不眠之夜，父亲做出一个让我们想也想不到的决定，要拿出一万块钱回老家买羊！想要阻拦父亲，又一时不知从哪个道理上能说服他。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轮番苦劝，终究拗不过父亲。父亲说，你们看村里生产落后到啥样？没个人领导行吗？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和我们商量，一万块太冒险，就先拿五千块让他试试吧。两个侄儿也知道挡不住大伯的决心，只好答应和他一起回老家放羊。

　　这年母亲还没有离休，父亲刚满六十岁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说他算过一笔帐，一只母羊两年可以下三个羔，二百只羊集中起来好好放，一个月就能攒五大车粪，不出三年就能发展到四五百只。于是父亲不顾全家人的阻拦，在两个侄儿的帮助下，怀揣着五千块钱，就急冲冲地往他魂牵梦绕的黄土高原一路返回……

（完）